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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1870—1980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HSUS), Table Ba1033-1046; 2015 from Ruggles et al. (2018). See also Gordon (2016), Table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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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四舍五入后，数字之和可能不等于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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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本身就是农业劳动需求减少的一大原因。据农业部估计，1960年用于野外作业和饲养家畜的拖拉机节约了34亿个工时，相当于174万农场工人一年的工作量。 21 那时的农业与巅峰时期相比，已经净减少了570万个工作岗位。虽然目前还无法得知1960年汽车和卡车节省的劳动力估值，但在1944年，汽车和卡车在交通运输方面节约了超过15亿个工时，在照管马匹和骡子方面也节约了11亿个工时。 22 与此同时，农村的电气化也让劳动者们从手工挤奶这类无聊的工作中解脱了出来。随着电动水泵的到来，灌溉也不那么费力了。与机动车一样，电气化也在某些领域几乎完全消除了对工人的要求：“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地的坎贝尔冰激凌和牛奶公司采用了管道连接的电动处理设备。人们再也不需要直接处理牛奶或将牛奶暴露在空气中，而是用水泵将牛奶通过管道从一个阶段送到下一个阶段。机器将牛奶和奶油分离，加热原奶以进行巴氏杀菌，将其混合均匀，冷却至接近结冰的状态，然后装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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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采矿行业，装煤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由电动车完成，当时这项劳动被人们称为“如今在我们这一行业最普遍的苦差事”。 24 仅仅10年后，煤矿中的机械装载量就扩大了20倍。金属矿也开始使用机械装卸设备。据报道，20世纪30年代早期密歇根州的铜矿开始“用机械装载机和铲运机大规模取代铁锹”。 25 正如矿井和工厂中的重体力劳动逐渐由电动机器完成，田地里繁重的劳动也由发动机来完成，工人们慢慢都到有空调的办公室中去工作了。如表1所示，1940年后，农业领域流失的劳动者主要转向了办公室工作。 26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办公机器的普及。打字机、加法机和计算器的大量使用所节省的时间当然很可观，离开了这些机器，许多任务就会耗时又费力，大规模执行这些任务从经济角度来看是不可行的。如果办公机器没有出现，许多由机器完成的任务也许就不可能完成。正如哈里·杰罗姆所写的那样，“如果信件全部需要手写，计算任务全部需要由耗时费力又昂贵的人力来完成，那么被认为必要和经济的通信和计算的数量就会显著减少”。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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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机器将劳动者从最危险和最费力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又在电气化工厂和有空调的办公室中创造出令人愉悦的新工作。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曾计算过，从事具有体力上的挑战性和危险性的劳动者比例从1870年的63.1%下降到了1970年的9.0%。 28 当然，这种估算无可避免地低估了令人不愉快的工作的消亡，因为许多这类工作的内容变得更好了。正如戈登所说的那样：“你只需比较一下〔就能体会〕，1870年的农民跟在马匹或骡子后面推着犁，忍受着炎热、雨水和昆虫。2009年的农民则坐在巨大的约翰·迪尔牌拖拉机装有空调的驾驶室中，使用固定屏幕或便携式平板电脑阅读农业报告、了解作物价格，用全球定位系统导航，用计算机来优化种子的投放和间距。”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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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工作，更高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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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不仅降低了工作的危险程度和体力要求，也带来了报酬更高的工作。在1870—1980年，时薪和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图9）。当然在技术之外，也有其他因素影响着工资。尽管本书主要关注生活水平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但一些可称得上很重要的变量仍值得讨论。20世纪初人们的实际工资迅速增长，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福利资本主义的兴起：由于企业希望留住员工，因此福利资本主义提高了他们的工资。随着越来越多资本被投入到机器上，操作机器的技能自然越来越有价值。在福特汽车公司，许多员工跳槽去找更好的工作，公司频繁训练新工人，这一项成本促使公司采取行动。为了留住员工，福特公司开始实施一天5美元的工资制度，有效地使员工工资翻了一倍。由于福特公司生产的汽车占美国产量的近一半，因此将工资增加至每天5美元被视为“薪资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30 除了涨工资，福特也为员工制订了一项新的福利计划，宝洁、通用电气和固特异轮胎公司等企业很快效仿，制订了类似的计划，通过更好的工资、医疗服务和抚恤金计划等，将生产率增长的收益回馈给员工。1917年，劳动统计局在调查了431家公司后发现，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有某种形式的福利资本主义计划。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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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种所谓的企业利他主义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企业家长作风。那些福利计划很少是无条件的。比如福特汽车公司成立了一个社会学部门，为员工提供改善生活方式的建议。这个部门的职员会去员工家里视察清洁状况，确保工人们已婚，这些都是公司的要求。公司来访的时候，员工们请年轻的业余女演员来扮演有爱的妻子的情况并不少见。 32 然而，福利资本主义让工人们对雇主必须提供点什么多少产生了一些期待。正如路易斯·哈茨（Louis Hertz）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中所指出的那样，杰斐逊式的个人主义、小政府和强大的财产权等观念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化中。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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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资本主义很可能为历史学家杰斐逊·考伊（Jefferson Cowie）提出的美国政治史的“伟大的例外”铺平了道路，后者就是由罗斯福新政创造的“集体经济权利”的时代。新政的法律显然极大地改变了劳资双方的权力平衡。 34 1935年的《全国劳动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瓦格纳法”）保障了员工们组织和加入工会以及集体商讨以保障更好的工作环境的权利。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些解决争端的机制，例如成立了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在雇员和雇主之间展开调停工作。另一些法律则直接以补偿为目标。1933年和1935年的《全国工业复兴法》（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授权总统制定有限的公平竞争准则，包括设定最低工资标准。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为许多美国人带来了每周40小时工作制，强制雇主向工人支付加班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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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资本主义和新政的法律的确影响了补偿。但不用说，这些变量无法解释一个世纪以来实际工资的发展轨迹。从长远来看，工会力量的加强当然影响了工资。 35 事实上大多数研究表明，直到21世纪头十年，加入工会的工人的工资才比没加入工会的工人工资更高，虽然那时工会已经在衰落。工会在提高其成员的工资和加强他们的政治话语权方面明显发挥了作用。但说到底，工会的议价能力还是取决于它们所代表的工人的技能和知识的价值。电话接线员的例子就生动地阐明了这一点。1968年的接线员罢工实际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自动化系统照常运行着。除了“自动化使得罢工后的电话系统照常运行”的新闻标题，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罢工。民众们试着给分布在美国各地的亲朋好友打电话，多数时候自己也能打通。正如当时的一个观察家所说，“如果罢工发生在十多年前的美国，我们很难甚至通常不可能打通长途电话”。 36 相比之下，有了自动化，少数管理人员就能取代160,440名罢工者。自动化系统操作简单，这意味着其他员工在接手接线员的工作时几乎没有技术困难。当工会成员的技能变得多余，工会就会因缺乏议价能力而没法发挥明显的作用。这时候它最多只能为它的成员协商退出协议。比如，在实施集装箱运输之后，码头工人们眼看着自己的技能变得多余，码头工人工会最多也只能为那些因机器而失业的工人争取到经济补偿和再培训的机会。随着码头工人这种职业的消亡，工会的影响力自然更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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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1870—2015年，每小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工人的实际时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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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见本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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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肯定结论的是，《全国劳动关系法》实施后工会力量有所加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工人的实际工资比1930年前相对更高。但即使在19世纪末纺织联合会势力很弱的时候，纺织工人的工资也在稳步增长。 37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不管人们是否加入工会，从长期来看只有在工人的生产率继续提高的情况下，工资才会上涨。图9展示了在20世纪70年代前，时薪和工人的产出是如何一起增长的。与英国的情况相似，美国的这种模式也是在缺乏有组织的劳动力、缺乏明显的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出现的。人们的工资上升趋势使得如下观点变得更有分量：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变革大多发生在使能技术领域。正如戈登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