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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优点在于，它提高了对人们工作技能的要求，进而降低了受教育的机会成本。1900年，整个国家受雇于汽车行业的女性只有4人，男孩只有6人。对那些希望孩子摆脱辛苦的农业劳动的美国人来说，高中文凭是高薪工作的敲门砖，并已逐渐成为大部分工作的必备条件。簿记员、办事员和经理等办公室员工发现自己的收入能够补偿受教育的费用。在蓝领工人中，受过高中教育的相对少见，但那些继续上学的人绝大部分都找到了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有关的工作。他们成了电工、汽车机械师、电力工程师、机床工人等。1902年约翰·迪尔拖拉机公司的一位经理明确表示他不会“让男孩们进办公室，除非他们至少从高中毕业……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工厂里的男孩们都能接受高中教育”。 78 1920年以前，整整四分之一的劳动者从事的职业至少要求高中学历。通用电气公司等一批领先的科技公司甚至要求它们的学徒上几年高中。此后对技能的需求只会不断增加。比如，石油行业在战后对生产和管理类工人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不断提高。1948年，一家精炼厂的管理层将高中教育作为一项全面的工作要求。1953年，生产岗位的应聘者们发现自己要接受就业前测试。这项测试旨在测定“个人的记忆、集中精力、观察和遵循指令的能力”。它也会测试高中二年级水平以上的数学知识，包括代数和几何。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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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对航空业自动预订系统的调查同样表明，随着技术的进步，对更复杂技能的需求也在提高。1957年，美国航空交通量上升至5000万人次，意味着它在10年间增长了超过300%。人工方式成了航空公司提高航班预订能力的关键瓶颈。新系统极大改变了工作内容和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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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设备时，培训教员的课程也就开始了……航空公司延长了这种灌输式培训，将培训期从5—7天延长到8—10天。在经过一星期的在岗培训后，在上司的监督下，员工随即还要接受额外的26—33个小时的高级课堂指导……为了维护新系统，他们设立了7个新的技术岗位。这些技术员此前是航空公司无线电车间的维修工，需要持续地与设备直接接触。相比之下，如今一名技术员独自在有空调、无噪声的控制室工作。他穿着便装，仅在预防性维护测试期间或设备出故障的时候才需要直接接触自动设备。技术员会接受系统开发者提供的专门培训，每周上一天的课，大约上6个月……随着新预订系统的出现，一个与电子数据处理研究相关的专业工作团队也建立了起来。这个团队由5名系统工程师组成。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负责完成规划系统开发和将电子方法扩展到公司所有文书工作的任务。他们的起薪为每年7000美元。系统工程师的任职资格包括受过大学教育和拥有多种航空工作经验。有趣的是，这5名工程师中有4名拥有工商管理和社会科学的大学学位。他们在公司都有丰富多样的工作经验。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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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本主义的宏大理论相比，教育和技术之间的竞赛是一项简单有力的经验观察。这绝不排除存在其他改变美国不平等轨迹的因素的可能性。随便举几个例子，宏观经济的冲击、工会、税收政策、金融部门监管都对美国的不平等程度产生了影响。即使是库兹涅茨和皮凯蒂，在他们的早期理论中都指出了一些超出他们后来理论的因素。在提出那极度乐观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使不平等的情况自动减少）之前，库兹涅茨明确指出经济冲击可能会发挥作用。皮凯蒂在与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合作的一项早期研究中提出：“有人确实可以争辩道，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情况仅仅是以前的倒U曲线的翻版：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已经发生，加剧了不平等。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受益于创新，这种不平等将在某一时刻再次下降……有种解释认为，像19世纪末（工业革命）和20世纪末（计算机革命）这样的技术革命时期比其他时期更有利于财富创造，这种解释和不平等的变化也有关系。”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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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支持，他最近的观点指出，“库兹涅茨波浪”机制始终伴随着每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他的理论的的确确证明了，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不平等轨迹和美国在计算机革命时期的不平等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 82 但这种理解立马导向了一个问題：为什么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不平等轨迹似乎遵循着不同的模式。原因就在于不同的经济模型适用于不同的技术革命。如前所述，技术和教育之间的竞赛很好地解释了20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然而，这些模型都只适用于使能技术主导的进步时期。这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前70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为当时技术进步主要是取代型的，许多人都无法适应技术带来的变化（第四章和第五章）。正如我们将在第九章看到的那样，在这一点上计算机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经验有着更多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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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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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没有创造中产阶级，但肯定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增长。工厂制的扩张推动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也随之扩大。然而，工业革命的历史并不仅仅等于资本的胜利。“白领”一词在19世纪上半叶首次被公众普遍使用，这一事实表明随着工业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也在快速变化。19世纪中期，白领工作支撑着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群体，也就是中产阶级家庭。随着机械化工厂的发展，白领工人与生产工人的收入差距扩大，工资的两极化出现了。如上所述，在典型的工业化时期，机械化使得技术含量高的工匠被由工人操作的机器所取代。机械化工厂参与生产后，中等收入工匠们眼看着自己的工作消失了。随着工厂生产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细木工匠、钟表匠、鞋匠等各行各业的工匠都关掉了他们的店铺。然而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也就需要越来越多的专业管理人员，所以1850年以后白领工作岗位增加了。有一项更为细微的图景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中空化，这对手工匠们不利，但对中产阶级白领有利。最近收集的数据表明南北战争前美国白领工人的收入已经在稳步上升了。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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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9世纪，经理人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增加壮大了中产阶级队伍，他们在不断发展的工厂中承担了一系列日益复杂的行政和管理任务。考古学的证据或许最能说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相对富裕。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到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当走在美国东部这些古老的制造业城镇的街道上时，你会发现19世纪晚期中产阶级生活的痕迹最为明显。中产阶级的成员“是纽约市标志性的19世纪褐砂石建筑中的第一批住户，他们也住在遍布北部各州城镇的大量意式建筑和安妮女王风格住宅中”。 84 但作为美国人口的一部分，中产阶级仍是一个小群体。职业统计数据为我们了解中产阶级家庭的占比提供了帮助。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夕的1870年，只有8%的美国劳动者被列为经理、专业人员或业主（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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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生产工人的工资落后了，但取代手工匠的机器无法自己运转。机器必须由人操作，他们就是聚集在新兴工业城镇的工人阶级。随着19世纪初美国经济开始工业化，城市工人阶级首次出现了。而由于制造业工作吸引了来自欧洲和美国内陆的数百万移民，这一阶级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有了巨大增长。工厂需要操作员，“工匠可以从头到尾制作一件产品，取代他们的工人技能水平较低，只能在机器的帮助下完成一组更小的任务”。 85 但这并不表明操作员没有任何技能。工人必须在工作中学会操作机器。尽管早期的纺织机器主要是为童工设计的，但蒸汽动力的推广最终增加了对技术型工人的需求。我们在第五章了解到，只要技术变革是用童工取代熟练工匠，恩格斯式停顿就会持续下去。当时英国工人频繁用暴力反抗机械化工厂。但随着蒸汽动力的推广，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生产方面，成年人重新获得相对优势，他们发现日益复杂的机器增强了他们的技能。机器变得更大、更复杂，意味着它们需要越来越多的熟练工程师和机械师来设计、安装和维护。因此虽然和工资相对较低的蓝领工人相比，白领工人的工资大幅提高了，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机械师、炉工和纺织工等生产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当然，体力劳动者的后代很少能步入中产阶级行列。在19世纪末，白领中产阶级和生产工人仍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86 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充其量只能憧憬一下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孩子也是如此。但第二次工业革命意味着他们最终有可能过上这种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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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标志性技术使生产工人过上了比19世纪初的上层阶级更好的生活。在19世纪80年代，富裕家庭开始在家中安装热水和中央供暖系统，这些在当时还是奢侈品，但很快在20世纪初普及到了工人阶级家庭中。 87 与此同时，一系列家电进入美国家庭，部分地减轻了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们的负担。批量生产自然而然开始以大众市场为目标，大多数人很快也能享受汽车等重要发明了。正如戈登在描述汽车革命时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有一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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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拉克、林肯和克莱斯勒帝国是为那些继承了旧体制财富的人和住行政套房的人设计的。别克路霸是副总裁的象征，别克世纪则代表着新晋的中层管理人员、本地零售业主或餐馆老板。地位链条再往下游一些的是奥兹莫比尔、庞蒂亚克和无处不在的雪佛兰。多年来，雪佛兰一直是美国最畅销的汽车，新加入工会的工人阶级迫切想要购买它。在向稳定中产阶级过渡的过程中，他们有能力为位于郊区的房子配套一两辆车。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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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工人阶级不仅以消费者的身份从技术变革中获益。或许更重要的一点在于，20世纪的机械化主要是技能增强型的。少数工人因机器而失业，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可以有其他体面的工作可选。这一点在美国蓝领工人史无前例的高工资中有所反映：“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里产业工人工资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丈夫可以支撑起一个简朴的家、一辆汽车、足够的食物和衣服甚至露营度假旅行。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家庭有足够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达到了美国广大中产阶级的较低水平。” 89 婴儿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年轻家庭的乐观态度，它创造了对产品和服务的新需求，推动了制造业的持续扩张，催生了新的劳动密集型服务。在这一时期，一名高中毕业的年轻男性有望找到一份薪水体面的稳定工作。美国经济能够为蓝领工人提供足够的机会，让他们仅凭工资就能享受中产阶级生活。巅峰时期的中产阶级是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的多元混合。其结果反映在了收入分配的压缩上，也就是肯尼迪总统所说的“上涨的潮水推起了所有的船”。 90 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成员们开始步入中产阶级行列。这也解释了为何工人反抗机械化成了遥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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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时，美国人对机器的反抗就结束了，这确实能说明问题。19世纪的工人偶尔会反抗机械化。但在20世纪，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技术外的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其重要性次于技术本身。随着19世纪20年代白人男性获得了选举权，美国民主的早期到来意味着如果人们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就不再需要诉诸暴力反抗。但即便如此，美国的劳动史仍充满了暴力。直到1879年，仍有人反对机械化。福利国家的兴起无疑使得失去工作不再那么痛苦了，但直到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福利支出才开始上升。教育范围的扩大和在校年限的增加让年轻人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但那些发现自己的技能被淘汰了的人没有再回到学校。也许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工人们开始组织工会，争取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条件。但和手工业行会不同，工会基本不抵制新技术。即使发生骚乱，人们也没有冲着机器发泄不满。虽然工人们组织了起来，成了一股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但对机器的反抗基本不存在，就算有也很微弱。对劳动者来说，进步带来的好处似乎太大了，工会和工会成员无法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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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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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urning Farming Machinery,” 1879, New York Times, Augus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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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 Nelson, 1995, Farm and Factory: Workers in the Midwest, 1880–199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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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 Taft and P. Ross, 1969, “American Labor Violence: Its Causes, Character, and Outcome,” in 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 H. D. Graham and T. R. Gurr (London: Corgi), 1
:22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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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 E. Kaufman, 1982, “The Determinants of Strik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77,” ILR Review 35 (4): 4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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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 Wallis, 2014, “Labour Markets and Training,”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 1: Industrialisation, 1700-1870, ed. R. Floud, J. Humphries, and P. Joh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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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D. Stetson, 1970, “Walter Reuther: Union Pioneer with Broad Influence Far beyond the Field of Labor,” New York Times, Ma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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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 J. Rothberg, 1960, “Adjustment to Automation in Two Firms,” in Impact of Automation: A Collection of 20 Articles about Technological Change, from the Monthly Labor Review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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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 B. Baldwin and G. P. Schultz, 1960, “The Effects of Automat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Impact of Automation: A Collection of 20 Articles about Technological Change, from the Monthly Labor Review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47-49; J. W. Childs and R. H. Bergman, 1960, “Wage-Rate Determination in an Automated Rubber Plant,” in ibid, 56-58; H. J. Rothberg, 1960, “Adjustment to Automation in Two Firms,” in ibid, 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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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U.S. Congress, 1984, “Computerized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he Workplace,” No. 235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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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改善工作环境，参见R. J. Gordon, 2016,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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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 Hornbeck, 2012, “The Enduring Impact of the American Dust Bowl: Short- and Long- Run Adjustments to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4): 1477-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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