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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马尔萨斯写下那篇文章的时候，全世界对熊彼特型增长几乎一无所知。如今的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了解到，在创新加速发展的时期，实验室中正在进行的事情能更好地指导未来生产率的发展。伟大的发明也许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通常会有长时间的滞后。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方法也存在缺点。我们无法凭新技术本身得知它是否会得到广泛应用。即使马尔萨斯把更多目光投向那场引发了工业革命的工具潮，也意识到了第一个机器时代的普遍性，他又怎么知道人们会如此急切地推广机器呢？如前所述，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愤怒的工人们都会强烈反抗取代工人的技术，政府由于担心社会动乱而只能通过政策限制机器的使用（第三章）。马尔萨斯写作的时候，英国政府才刚开始站到发明家们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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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工人的反抗和负面社会舆论会和过去一样减缓变革的步伐，有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指出爆发反抗的风险。哈佛大学的丽贝卡·亨德森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发出了警告：“公众抵制人工智能的确有大大降低人工智能普及率的风险……生产率似乎可能急剧增长，值得庆幸的是每年不会再有数万人在车祸中丧生了。然而，‘司机’是目前从业人数最多的职业之一。如果数百万人失业，会有什么结果？……就像担心组织层面的问题一样，我也很担心社会层面的过渡问题。” 90 人们已经体会到了社会层面的这些后果。如上所述，恩格斯式停顿的回归助长了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待自动化本身的态度似乎也发生了变化（第十一章）。人工智能的普遍性和人们对人工智能造成失业的反应将共同决定未来的生产率发展。如果忽视了贸易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任何分析全球化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的尝试都将具有误导性：比如，要想分析全球化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我们就无法撇开特朗普当局与中国的贸易争端。自动化问题可能也是如此。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反抗可能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隐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历史上当机器威胁人们的工作，政府担心由此引发社会动乱，机器的推广就会完全由于政治原因而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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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阿玛拉定律不再成立，很可能是因为卢德主义情绪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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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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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由自动化不间断地发展，工作岗位还会充足吗？在民众们心里普遍存在着一种反乌托邦的观点，认为聪明的机器崛起会造成劳动者工资下降、失业人数增加，从而摧毁人们的生活。相较而言，还存在着一种同样普遍的乌托邦式的理念，那就是技术预示着一个休闲的新时代，人们将更愿意少工作、多休闲。两种观念都不新鲜。从长远来看，这两种观点迄今为止都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至少被极大地夸大了。虽然技术进步在某些方面确实让工人遭受了痛苦，但对工作终结这一前景的担忧总是被夸大了。那种认为我们会放弃工作、过着充实而休闲的生活的观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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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著名论文《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宣称，机械化正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他说，我们发现使用机器取代人类的方法的速度超过了发现劳动力新用途的速度，他认为这会造成普遍的技术性失业。凯恩斯的文章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的生产率增长，它确实出现了一些调整问题，使以前的那种机器问题重现了（第七章）。但凯恩斯对长远发展仍保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技术能解决人类的经济问题，将人们从为了生计而工作的境况中解放出来。相反，我们需要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度过闲暇时间。凯恩斯预言道，一个世纪后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为15小时。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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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正确地认识到机械化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但真实情况的发展和他的预想有很大偏差。的确，富裕国家的人们每周工作时间更少，假期更多，随着寿命的延长，退休后的时间也更长。但随着人们变得更富有，人们决定分配给休闲的时间却并未像人们普遍预想的那样大幅增加，当然也没有像凯恩斯预测的那么多。这就是经济学家瓦莱丽·拉梅和内维尔·弗朗西斯（Neville Francis）追踪过去一个世纪美国人的工作和闲暇时间发展轨迹时的发现。 92 1900年，制造业岗位典型的每周工作时间为59小时左右。但在1900年，制造业从业人数仍只占总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工厂里的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比整个经济其他部分的劳动者要长得多。 93 如果把政府和农场工人也算在内，1900年美国人平均每周工作53小时。到了2005年，每周工时已降至大约38小时。然而，若只关注每个工人工时的变化就会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如今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一个世纪前要高（见第六章）。拉梅和弗朗西斯发现，考虑到劳动人口占比越来越大，可见每周工作时长的下降并不明显：1900—2005年，每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长下降了4.7小时。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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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下降都发生在年轻和老年群体中。相比之下，在25—54岁的人群中，尽管男性每周的平均工时缩短了，但整体的平均工作时长实际上增加了。这种激增完全是由职业女性推动的。年轻人工作时长减少的原因很简单：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由于农民们意识到他们的孩子需要接受教育才能成功，因此更多孩子去上学了，他们的受教育年限也变得更长。老年人每周工作时间下降的原因也并不神秘。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为国民提供了全国性的养老金制度。在此之前，大部分人一生都在工作，直到被淘汰。私人养老金计划则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此后，随着养老金覆盖范围的逐渐扩大，那些达到退休年龄的人突然能够享受休闲生活了。这种情况也留出了更多的工作（如果说它有什么影响的话）。一批悠闲而活跃的人带来了需求的巨大增长，为了容纳从东北地区向南方阳光带迁移的大量人口，养老院、高尔夫球场、购物中心和像亚利桑那州太阳城这样的养老城市相继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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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梅和弗朗西斯的研究考虑到了每周的带薪工时、上学时间、做家务的时间等因素，他们在此基础上估算了一个世纪以来人一生中的平均闲暇时间。这就需要估计不同群体从14岁到预期死亡年龄之间每一年的每周平均闲暇时间。 95 据此他们发现，1890—2000年，人们每周的平均闲暇时间从39.3小时增加到了43.1小时。这主要是由于如今的人们寿命更长了，这一点让人非常欣喜。他们的发现使我们多少理解了凯恩斯的预测，后者认为下一个世纪的生产率会增长4至8倍。虽然凯恩斯没有预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对生产率的预测相当准确：现在的劳动生产率大约是1900年的10倍。但截至2000年，人们决定分配给休闲的时间净增长只有10%（图19）。从凯恩斯写作的1930年往后，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倍，闲暇时间却只增长了3%。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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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1890—2000年，美国每小时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每周平均闲暇时间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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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V. A. Ramey and N. Francis, 2009, “A Century of Work and Leisur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 (2): 189–224. See figure 9 for data on GDP per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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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凯恩斯并没有高估机械化的潜在适用范围。他提出的“也许我们能用通常所需精力的四分之一来完成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的所有工作”这一观点大体上是对的。 97 36年后，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自动化的讨论中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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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坚持认为，在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工作区域——农场和工厂中，劳动力取代效应要早于创造就业的效应……虽然采矿业产量增幅很大，但和农业一样，这里也出现了劳动力绝对值的收缩。进入地底或在矿区表面工作的工人数量在1900年为80万，到1965年只有60万……因此有一点似乎是毫无疑问的，投资带来的劳动力取代效应可以超过创造就业的效应。经济领域许多重要分支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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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布罗纳当然也意识到了，虽然农业和采矿业的工人们被取代了，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劳动力市场。相反，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从事有偿工作的人口比例上升了。随着家庭生产变得日益机械化，女性原本可以选择好好利用留声机、收音机和电视机提供的新兴娱乐机会在家享受新发现的休闲时光，但她们决定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有偿工作。更广泛地说，2015年一个普通美国工人如果希望保持在1915年的工资水平，有了现代技术的帮助，他每年只需要工作17周。 99 但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这种权衡是可取的。相反，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他们对新商品和服务的要求也有所提高。虽然在省力技术的帮助下，我们能够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但大部分人更愿意从事其他生产性的任务而不是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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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布罗纳认为，对未来的担忧由两部分组成。这一次将不只是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工作岗位会受到影响了。他担心自动化也会使服务业工作变得多余。他还预测，劳动带来的对服务的需求最终会得到充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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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如今的技术似乎正在侵蚀服务业工作和其他类型的工作。如今一个秘书使用机器打字，能仿效一位作家的风格……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技术不会渗透到白领阶层的工作中去。那么，新的劳动移民将何去何从呢？……我们可以假设其中大部分人受雇成为精神病医生、艺术家等。我担心由于人们对消费品和服务的总需求有上限，就业机会也会存在上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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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否存在饱和点是有争议的，但如果我们的“基本需求”都得到了满足，更高的收入并不会转化为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为此，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和贾斯汀·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对是否存在一个临界收入水平展开了研究。超过这个水平，幸福感和收入的关系就会减弱。在分析了大量数据集，使用了关于基本需求的各种不同定义和衡量幸福的不同标准后，他们发现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种饱和点的存在。他们在比较各个国家的主观幸福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时发现，在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是一样的。在一个国家内部收入水平不同的群体中，这一关系也不变。比如在美国，即使年收入是50万美元，也没有证据表明幸福感和收入的关系有什么明显变化。 101 因此，即使存在这么一个饱和点，人们也还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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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赫伯特·西蒙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海尔布罗纳，他认为“在经济问题方面，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将主要是匮乏问题，而不是难以忍受的富足问题”。 102 西蒙的结论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此后的情况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反乌托邦的观点认为自动化必然造成失业，乌托邦式的观点则认为自动化会带来闲暇生活。到目前为止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是错误的。展望未来，一位观察家恰当地总结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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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不可避免会带来更短的工时。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设想的那些技术进步反映了一种担忧，即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失业将会蔓延。然而同样普遍的是，它也反映了一种乌托邦主义的设想，即新的技术预示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一天之中只休闲不工作。工人们是选择更短的工时还是额外的收入，这取决于他们对休闲和收入的相对价值的衡量。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带来的收益使人们更容易做出倾向于休闲的选择，但最终结果仍难以预料。随着把时间投入和工作的艰巨性降低，以使工作带来的身体压力和其他损害不影响健康、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充分参与，而与此同时，消费的物质标准在提高，它就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我不知道未来的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工人会选择一周工作多久。有趣的是，近年来在美国总体上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情况下，非农业领域的平均工作时长却几乎没有减少……目前工人们似乎普遍更倾向于更高的收入而非更多的闲暇，但情况可能并不会一直这样。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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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抄录的这段话来自劳动统计局1956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它在今天本来也同样适用。在机械化和生产率经历一个世纪的飞速发展后，令人惊讶的是，美国人用来休闲的时间仍相当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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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个相对较新的趋势值得注意。在历史上，越是贫穷的劳动者，就越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正如汉斯—约阿希姆·福特（Hans-Joachim Voth）指出的那样，英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长从1760年的每周50小时增加到了1800年的每周60小时。 104 这一时期正经历着恩格斯式停顿，工人阶级的物质水平摇摆不定。同样在此期间，简·奥斯汀关于精英阶层的小说描写了一个悠闲的社会，人们的生活集中于精致的对话和文学。相比于新近的“认知精英”，一些人若在战后年代本来会大批涌入工厂，但在近些年来他们很少工作。经济学家马克·阿吉亚尔（Mark Aguiar）和埃里克·赫斯特（Erik Hurst）发现，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越来越比符号分析师更多地“享受”休闲时间。由劳动统计局赞助、人口普查局执行的“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的数据还显示，上过大学的美国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比没有读大学的人大约要多出两个小时。 105 对这种情况有一种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即它反映了准工人阶级在劳动力市场工作机会的减少。正如第九章曾提到的，随着自动化不断发展，非技术型工人的机会已经减少。面对不断下降的工资和不断减少的工作机会，一些人可能选择福利而不是工作，另一些人则只能努力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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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当各类工作场合开始大量使用计算机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评论道：“想想看，如果所有失业的钢铁工人和汽车工人都接受操作电脑的再培训，又会怎样？……将没有足够多的计算机来分给每一个人……越来越多的工人会被机器取代。我看不出有哪个新行业能容纳所有想工作的人。” 106 之所以现在仍有那么多工作岗位，原因之一是计算机确实为劳动者创造了许多新任务（见第九章）。但那些新任务大多是为高技能人员准备的。这种情况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形相反，那时候的技术变革为半技术性工人创造了许多新任务，为中产阶级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高薪工作（第八章）。计算机时代的产业没能像此前的烟囱工业一样给中产阶级提供同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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