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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V. A. Ramey and N. Francis, 2009, “A Century of Work and Leisur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 (2): 189–224. See figure 9 for data on GDP per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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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凯恩斯并没有高估机械化的潜在适用范围。他提出的“也许我们能用通常所需精力的四分之一来完成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的所有工作”这一观点大体上是对的。 97 36年后，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自动化的讨论中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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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坚持认为，在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工作区域——农场和工厂中，劳动力取代效应要早于创造就业的效应……虽然采矿业产量增幅很大，但和农业一样，这里也出现了劳动力绝对值的收缩。进入地底或在矿区表面工作的工人数量在1900年为80万，到1965年只有60万……因此有一点似乎是毫无疑问的，投资带来的劳动力取代效应可以超过创造就业的效应。经济领域许多重要分支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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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布罗纳当然也意识到了，虽然农业和采矿业的工人们被取代了，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劳动力市场。相反，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从事有偿工作的人口比例上升了。随着家庭生产变得日益机械化，女性原本可以选择好好利用留声机、收音机和电视机提供的新兴娱乐机会在家享受新发现的休闲时光，但她们决定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有偿工作。更广泛地说，2015年一个普通美国工人如果希望保持在1915年的工资水平，有了现代技术的帮助，他每年只需要工作17周。 99 但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这种权衡是可取的。相反，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他们对新商品和服务的要求也有所提高。虽然在省力技术的帮助下，我们能够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但大部分人更愿意从事其他生产性的任务而不是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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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布罗纳认为，对未来的担忧由两部分组成。这一次将不只是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工作岗位会受到影响了。他担心自动化也会使服务业工作变得多余。他还预测，劳动带来的对服务的需求最终会得到充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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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如今的技术似乎正在侵蚀服务业工作和其他类型的工作。如今一个秘书使用机器打字，能仿效一位作家的风格……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技术不会渗透到白领阶层的工作中去。那么，新的劳动移民将何去何从呢？……我们可以假设其中大部分人受雇成为精神病医生、艺术家等。我担心由于人们对消费品和服务的总需求有上限，就业机会也会存在上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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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否存在饱和点是有争议的，但如果我们的“基本需求”都得到了满足，更高的收入并不会转化为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为此，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和贾斯汀·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对是否存在一个临界收入水平展开了研究。超过这个水平，幸福感和收入的关系就会减弱。在分析了大量数据集，使用了关于基本需求的各种不同定义和衡量幸福的不同标准后，他们发现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种饱和点的存在。他们在比较各个国家的主观幸福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时发现，在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是一样的。在一个国家内部收入水平不同的群体中，这一关系也不变。比如在美国，即使年收入是50万美元，也没有证据表明幸福感和收入的关系有什么明显变化。 101 因此，即使存在这么一个饱和点，人们也还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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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赫伯特·西蒙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海尔布罗纳，他认为“在经济问题方面，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将主要是匮乏问题，而不是难以忍受的富足问题”。 102 西蒙的结论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此后的情况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反乌托邦的观点认为自动化必然造成失业，乌托邦式的观点则认为自动化会带来闲暇生活。到目前为止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是错误的。展望未来，一位观察家恰当地总结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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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不可避免会带来更短的工时。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设想的那些技术进步反映了一种担忧，即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失业将会蔓延。然而同样普遍的是，它也反映了一种乌托邦主义的设想，即新的技术预示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一天之中只休闲不工作。工人们是选择更短的工时还是额外的收入，这取决于他们对休闲和收入的相对价值的衡量。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带来的收益使人们更容易做出倾向于休闲的选择，但最终结果仍难以预料。随着把时间投入和工作的艰巨性降低，以使工作带来的身体压力和其他损害不影响健康、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充分参与，而与此同时，消费的物质标准在提高，它就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我不知道未来的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工人会选择一周工作多久。有趣的是，近年来在美国总体上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情况下，非农业领域的平均工作时长却几乎没有减少……目前工人们似乎普遍更倾向于更高的收入而非更多的闲暇，但情况可能并不会一直这样。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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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抄录的这段话来自劳动统计局1956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它在今天本来也同样适用。在机械化和生产率经历一个世纪的飞速发展后，令人惊讶的是，美国人用来休闲的时间仍相当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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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个相对较新的趋势值得注意。在历史上，越是贫穷的劳动者，就越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正如汉斯—约阿希姆·福特（Hans-Joachim Voth）指出的那样，英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长从1760年的每周50小时增加到了1800年的每周60小时。 104 这一时期正经历着恩格斯式停顿，工人阶级的物质水平摇摆不定。同样在此期间，简·奥斯汀关于精英阶层的小说描写了一个悠闲的社会，人们的生活集中于精致的对话和文学。相比于新近的“认知精英”，一些人若在战后年代本来会大批涌入工厂，但在近些年来他们很少工作。经济学家马克·阿吉亚尔（Mark Aguiar）和埃里克·赫斯特（Erik Hurst）发现，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越来越比符号分析师更多地“享受”休闲时间。由劳动统计局赞助、人口普查局执行的“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的数据还显示，上过大学的美国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比没有读大学的人大约要多出两个小时。 105 对这种情况有一种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即它反映了准工人阶级在劳动力市场工作机会的减少。正如第九章曾提到的，随着自动化不断发展，非技术型工人的机会已经减少。面对不断下降的工资和不断减少的工作机会，一些人可能选择福利而不是工作，另一些人则只能努力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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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当各类工作场合开始大量使用计算机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评论道：“想想看，如果所有失业的钢铁工人和汽车工人都接受操作电脑的再培训，又会怎样？……将没有足够多的计算机来分给每一个人……越来越多的工人会被机器取代。我看不出有哪个新行业能容纳所有想工作的人。” 106 之所以现在仍有那么多工作岗位，原因之一是计算机确实为劳动者创造了许多新任务（见第九章）。但那些新任务大多是为高技能人员准备的。这种情况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形相反，那时候的技术变革为半技术性工人创造了许多新任务，为中产阶级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高薪工作（第八章）。计算机时代的产业没能像此前的烟囱工业一样给中产阶级提供同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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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准确预测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会带来什么新工作和新任务，并非完全不可能，但肯定非常困难。我们应该对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的观察抱有一些信心。1850年，他在精彩的著作《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That Which Is Seen, and That Which Is Not Seen）中写道：“在经济部门，一种行为、一种习惯、一种制度、一条法律不仅会产生一种效果，而且会产生一系列效果。在这些效果中，第一类是立竿见影的；它与它的原因同时显现——它是看得见的。其他的相继展开——它们是看不见的。如果它们能被预见到，那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 107 对机器来说，取代工人是我们能观察到的一阶效应，而我们看不到的是新工作会被创造出来。如今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机会很少是在1750年工业革命开始时就有的。今天的许多工作岗位（包括机器人工程师、数据库管理员和计算机支持专业人员）甚至都没有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官方职业分类中。从1980年到大衰退时期之间，就业的增长几乎有一半发生在新工作类型中。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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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永远是未知的，但人工智能技术似乎不太可能彻底改变20世纪的那种技能要求不断提高的模式。除了一些个例，在下一次浪潮中最不可能被取代的工作确实是技术型工人的工作。如果我们关注一下2000年还不存在的那些新行业，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与数字技术有关，这些行业的大部分雇员拥有大学学历（许多人拥有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学位）。 109 因此，下一次自动化浪潮可能会造成与早前的计算机技术相似的影响，但它所影响的人群可能更广。自从计算机革命以来，那些若身处战后年代会大量涌入工厂的群体发现自己的工作选择已经减少了。随着零售、建筑、运输和物流等行业越来越容易受自动化的影响，这些人的选择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事实上，即使未来30年是过去30年的镜像，情况也并不令人感到宽慰，因为自动化最近已经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各个群体的失业情况，给仅有高中及以下学位人群的工资施加了下行压力。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和安德鲁·麦卡菲在他们最畅销的《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做了类似的评述：“技术进步在和人们的比赛中遥遥领先，它会把一些人甚至是很多人甩在身后……对于拥有特殊技能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代了，因为他们能够使用技术来创造和获得价值。然而，对那些只有‘一般’技能和能力的人来说，没有比现在更坏的时代了，因为计算机、机器人和其他数字技术正以非同寻常的速度掌握这些技能。”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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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美国大多数州，最庞大的单一工种是卡车司机（图20）。诚然，正如经济学家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总数高达350万的卡车、公交车和出租车司机在15年内全部被自动驾驶车辆所取代，那就意味着每个月有超过1.9万人失业：2017年，每个月有510万美国人失去自己的工作，同时平均每个月会出现530万份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自动驾驶汽车将使离职率增加不到0.4个百分点。 111 这种情况在15年内不太可能发生。技术推广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与长途卡车相比，出租车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实现自动化。令人担忧的是，劳动力市场中大量群体的替代选择不断恶化。即使我们假设在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变化中，被取代的卡车司机相对容易地被重新吸纳到劳动中去，我们也不得不扪心自问，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工资有多少。如果那些选项看起来没有吸引力，他们会去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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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2016年美国各州最常见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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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S. Ruggles et al., 2018, IPUMS USA, version 8.0 (dataset), https://usa.ipums.org/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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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西部的一名卡车司机不大可能成为硅谷的一名软件工程师。他可能找到一份看门的工作，也可能从事场地维护的工作，保持公园、房屋和公司的干净整洁。我们估计，这些工作在下一次自动化浪潮中都不会受影响。如果他成了看门人，等于是将一份年收入41,340美元（2016年的年收入中位数）的卡车司机的工作换成了一份年收入24,190美元的工作。如果他成了场地维护工人，他每年能挣26,830美元。再或者，他可能成为一名年收入46,890美元的社工，但那样的话他就需要获得一个大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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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昂惕夫曾开玩笑说，如果马获得了投票权，它们就不太可能从农场消失了。虽然美国中产阶级几乎不可能遭遇农场马匹那样的命运，但我们也不指望美国人会轻易接受工资的下降。如果自动化只会暂时降低人们的收入，他们可能愿意接受自动化。但如果他们的收入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内似乎都不可能恢复，他们就更有可能抵制自动化。事实上，如果个人对市场的裁决感到不满，他们要么会试图抵制技术，要么会通过非市场的机制和政治激进主义来寻求更多的再分配。我们在第三章中就讨论过，卢德主义者和其他群体曾激烈反抗那些威胁他们生计的机器的推广。除了发动暴乱，他们也曾向议会请愿，呼吁政府限制劳动取代技术的引进。但由于缺少政治影响力，他们没有成功的希望。如今的劳动者不仅对政府必须提供的东西有更高的期望，他们也拥有了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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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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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Brynjolfsson and A. McAfee, 2017, Machine, Platform, Crowd: Harnessing Our Digital Future (New York: Norton), 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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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E. Shannon, 1950, “Programming a Computer for Playing Chess,” Philosophical Magazine 41 (314): 2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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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Koch, 2016, “How the Computer Beat the Go Master,” Scientific American 27 (4):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