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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第八章了解到，技术和教育间的竞赛很好地揭示了1980年前美国劳动力市场所发生的种种情况，当时的技术变革逐渐向取代型发展。然而，取代技术的变革并没有使教育变得不重要，相反，教育变得更重要了。正如第九章曾讨论过的，人们对自动化的适应程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教育背景。由于中等收入的半技能型工作开始减少，只能从事低收入的服务工作或者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相比之下，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则在向上一个阶层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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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技术型岗位并没有终结。但如上所述，低技能型工作在未来更容易受自动化的影响，那些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则相对安全。虽然将来会出现什么工作、这些工作具体需要哪些技能还有待观察，但我们确实已经知道获得新技能的一些壁垒是什么了。通过一次又一次研究，我们可以说最大的政策挑战在于背景处于弱势的孩子受教育程度始终更低。众所周知，像数学和阅读这些基本技能的不足在幼年就会显现出来，这意味着有这些问题的孩子在较高年级通常赶不上同龄人。这种不足出现的原因首先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通常缺乏家庭阅读和日常谈话带来的智力刺激。相比之下，在父母至少有一方受过大学教育的那些家庭中，这种刺激非常普遍。我们也了解到，位于收入分配顶端那五分之一的家庭和最末五分之一的家庭相比，关于父母为孩子在书籍、计算机和音乐课程等丰富课外活动与教育资料上所花的时间方面，前者是后者的7倍。 19 在这种情况下，自动化不仅让许多父母没了收入，还自然而然地毁灭了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前景。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及其同事就认为，人工智能不仅可能对这一代人的工作岗位、工资和储蓄产生威胁，还可能使他们的子孙后代陷入贫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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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人们建议政府加大少年儿童基础教育的投资。背景处于弱势的孩子和具有相对优势的同龄人之间的知识和能力的差距在很早就出现了，这种差距可能持续终身。因此，通过积极行动，投资于高质量的幼年教育比以后再努力弥补差距更有效，在经济上也更可行。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学前教育会得到回报。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研究发现，早期的干预带来了极大的长期影响。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明显改善健康状况、大幅提高生产率水平、减少犯罪情况，每年的投资回报率可达7%—10%。 21 亚瑟·雷诺兹（Arthur Reynolds）及其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跨越了25年，追踪了芝加哥亲子中心教育项目1400多名参与者的命运。他们发现与对照组相比，项目参与者在受教育程度、收入、药物滥用和犯罪率方面的表现更好；该项目对男性和高中辍学儿童的长期影响最为明显。 22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机会差距带来的总体社会成本虽难以估计，但不论如何统计，这一数字都被认为非常惊人。经济学家们估计，儿童贫困每年给美国经济造成5000亿美元的损失，这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近4%。这些损失要归因于低生产率增长、更高的犯罪率和大量医疗支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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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些研究都未考虑到机会差距几乎一定会在某些方面影响未来的创新率这一事实。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及其同事在一项开创性研究中分析了一些美国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成为发明家的原因。作者们研究了120万来自专利记录的发明者数据，通过测试分数他们发现，即使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展现出和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一样的才能，他们成为发明家的可能性也更低。 24 这种差距会随着年级的升高而扩大。作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逐渐落后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同龄人，也许是因为学校和童年环境的差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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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机会差距不仅不利于经济，也同样不利于民主。年龄在20—25岁之间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有可能参加政治讨论、公共事务、志愿工作等。在完全脱离各种形式的公民生活的人群中，高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群数量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两倍多。在民主参与方面，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国家选举中投票的可能性要高出两到三倍。 26 正如政治科学家凯·施洛茨曼（Kay Schlozman）、西德尼·韦尔巴（Sidney Verba）和亨利·布雷迪（Henry Brady）所指出的那样，更令人担心的是政治参与的代际影响越来越严重，孩子很有可能直接承袭父母的政治参与程度。换句话说，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的父母不仅会塑造孩子的工作前景，还会影响孩子的政治参与度。 27 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个著名的两难困境。正如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你被剥夺了在政府中平等发言的权利，那你的利益就很有可能不会跟那些在政府中有话语权的人的利益一样得到同等的关注。如果你没有话语权，谁会为你说话？” 28 事实上，非技术工人群体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主流政治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使得自动化造成的不满更难解决了（见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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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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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才能帮助劳动力市场中那些工作已受到人工智能威胁的人呢？一个流行的想法是提供再培训，让人们摆脱失业。这也是应对技术快速变革的一种普遍回应。在20世纪60年代，自动化焦虑正高涨，再培训成为国家需要优先解决的事项。1962年，肯尼迪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敦促国会道：“〔我们应该〕实行人力培训和发展法案（MDTA）。不能再浪费那些体格健全又想要工作的人们的精力了，他们仅有的技能已被机器所取代，或随着工厂而移动，或随着矿场的关停而失去了意义。” 29 人力培训和发展法案于1962年3月15日签署生效，它是第一个联邦人力资源计划，目的是为数千名因自动化而陷入困境的工人提供培训和再培训（尽管后来范围很快扩大，覆盖了更多人）。1963—1971年，大约200万美国人参与了这一计划。他们此后的处境怎么样了？1978年，经济学家奥利·阿申费尔特（Orley Ashenfelter）着手对这一计划进行评估，发现答案并不简单。这一计划最开始针对最容易接受再培训的人，后来面向更弱势的工人（其中很多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虽然阿申费尔特发现有一些证据表明人们在参与这一项目之后收入有所提高，但他总结道，我们很难弄清楚这样的好处是否抵过了成本开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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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力培训和发展法案开始，联邦政策制定者颁布了一系列就业与培训计划。由于在培训期间失去的收入很难统计，所以许多计划都很难加以评估。大多数培训计划的成本数据很少。此外，大部分研究只追踪几年内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知道对收益的影响会在多大程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31 经济学家伯特·巴诺（Burt Barnow）和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Smith）最近在一部著作的综述中总结道：“总的来说，最近的证据表明结果喜忧参半，但多少有点令人沮丧。” 32 虽然研究结论并不表明我们应该放弃后续进行再培训的观念，但在没有概念论证的情况下，过分相信大规模培训是不明智的。我们必须采取反复试验和试错的策略，通过实践来了解什么措施在哪些地方是有效的。当然，在培训计划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有趣的想法。比如，缅因州和华盛顿州设置了终身学习账户，给那些为自己投资培训的人和低收入人群提供税收激励。符合条件的公民每年最多可缴付2500美元，然后可以获得税收抵免，其额度相当于前500美元可以退税50%，后2000美元可以退税25%。然后，劳动者们可以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使用这些基金进行培训，以此来应对失业，并更广泛地推进自己的事业。然而，在扩大这些努力之前，我们应首先对其进行仔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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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也需要从更广泛的层面变革教育和培训。正如哈佛大学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极力主张的那样，对于有着不同学习需求的人，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表明他们必须遵循严格的计划，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学习僵化的课程。随着在校学习时间的增长、科目的增多和学制的延长，在工业革命后出现的那种以工厂为基础的教育模式逐渐扩展到了许多领域。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人们在后续的生活中必须不断更新技能，我们就需要更灵活的教育方式。学习过程可以被分解，如此一来学生们不需要完成标准化的学术课程，而是可以从一系列他们希望获得的技能中进行选择。例如，慕课（MOOC）可以为想要获得新技能的人提供模块化教育。人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完成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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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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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必须承认，再培训并不适用于所有人。那些在晚年失业并发现他们的技能过时的人可能会发现，找到一份低技能工作相对更容易，即使这意味着薪资更低。如上所述，关于失业工人的研究始终表明许多人最终找到的工作的薪水比他们以前的工作薪水要低，对年纪大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对那些找到新工作就意味着工资大幅削减的人来说，再培训和失业保险能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然而，工资保险能确保因自动化而陷入困境的人数尽可能更少——工人们如果被迫从事更低薪资的工作，就将获得补偿。工资保险会提高非技术型工人的工资（与失业相比），还有可能降低这一群体的失业率（见第九章）。美国为了减少进口给某些行业的工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贸易调整援助的联邦计划。工资保险如今正是作为这一计划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但这一计划仅针对年龄超过50岁且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工人。它的范围应该扩大，至少应该覆盖进口相关领域之外的失业来源，比如会造成人们的收入永久性下降的自动化。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拉隆德（Robert LaLonde）所言，“尽管私人市场为人们提供了风暴和火灾险，却没有针对中年失业、工资永久下降这种情况的保险。这是一种市场失灵，应该由政府来补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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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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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媒体上得到广泛讨论的全民基本收入（UBI）已经成为一种限制自动化和去工业化造成的个人损失的方法。当然，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论点与技术变革无关，我们在此不讨论这个问题。这里的问题在于，全民基本收入能否为解决机器人崛起引发的不满提供方法。从本质上讲，全民基本收入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的“负所得税”的旧概念紧密相关。它可以保证人们不管是否工作，都有最低收入。然后，如果他们决定工作，就能获得额外的收入。按照最初的构想，全民基本收入将取代其他现存的福利项目。这样做的缺点在于，除非人们愿意接受税率的大幅增加，否则不平等程度就会加剧。因为现有的福利计划旨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处在收入分配底层的人，而全民基本收入（顾名思义，就是每个人都有的收入）会将收入有效地再分配给高收入人群。但从更根本上说，福利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原因在于大部分公民都不愿意看到资源被转移给不需要的人。 34 换句话说，全民基本收入要求人们的态度和政治发生巨大转变，但鉴于过去几十年来经济和政治分歧日益加剧，发生这种转变的可能性极小。经济差距日益扩大，意味着人们很少能得到关于其他人面对的现实情况的一手资料，这导致了跨阶级忠诚度的下降（见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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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工智能给人们带来了大规模失业的严重威胁，人们的态度有可能转变。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会马上出现大规模失业。上文讨论过，人工智能还远不能取代所有领域的劳动者，已经萌芽的新技术也不会全部同时出场，更不会在一夜之间为人们所采用。更重要的是，大量历史记录表明，对工作将要消失的担忧总是虚惊一场。如果我们认为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就至少应该能够做出解释。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之前的自动化焦虑时期（比如19世纪30年代、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21世纪第二个10年），就会惊讶地发现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与之相关的辩论却没什么进展。当我撰写本书时，我在那些关于自动化的辩论中很难找到一个单一论点来说明这次为何与此前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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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错误的说法是，全民基本收入之所以比福利国家更受青睐是因为人们不喜欢工作。例如，早在1970年沃尔特·鲁瑟就坚定地支持全民基本收入，他热切期盼着有一天工人们更少把时间花在工作上，有更多时间投身音乐、绘画和科学研究。他认为随着人们变得更富有，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会更少，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做更多实现自我的事情。然而，大部分人是在工作中寻找成就感和价值的。关于花费时间的研究表明，越是那些劳动力市场前景恶化的非技术型工人，看电视花费的时间就越多，尽管许多研究表明电视消费和个人幸福感呈负相关。 35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一篇关于“狗屁工作”的幽默文章中声称，大部分人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做他们认为毫无意义的工作，但大量调查证据得出的结论与此正好相反。 36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大量研究一致表明，工作的人比不工作的人更幸福。 37 正如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所说，“个人在工作中获得的不仅有收入，还有价值、社会地位、技能、人脉和友情。收入和工作脱钩，待在家的人却受到奖励，这是社会衰退的原因”。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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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相比于全民基本收入那种做法（针对全部人口，不管人们是否有工作和收入，直接给每一个人提供补贴），专门针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能力下降的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更有意义。由于上述原因，全民基本收入一直存在争议，相比之下，资助特定群体的政策则得到了广泛支持。比如，最近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曾担任小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提出，“主张‘经济增长会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这一观点的阵营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当增长本身没能产生包容性时会发生什么”。 39 哈伯德主张一系列针对低收入个体的优惠措施，用于他们的培训和子女教育。他也主张扩大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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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所得税抵免是一种负所得税，只针对低收入劳动者，记录显示，它已经带来了良好效果。学者们发现那些获得税收抵免的人实际收入有了大幅提高，扩大这项抵扣能够帮助单亲父母重回职场。享受税收抵免的人的孩子也受益匪浅，这些益处体现在孩子的幸福感和受教育程度上，更高的数学和阅读成绩以及更高的大学入学率可以反映这一点。 40 因此，劳动所得税抵免越宽松的州，代际流动性也更高，这一点毫不令人惊讶。 41 社会学家莱恩·肯沃西（Lane Kenworthy）在对这项研究进行总结时说：“政府仅需要转移支付几千美元，就能给最需要的孩子带来巨大的终身帮助。”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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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应该扩大劳动所得税抵免。首先，对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将有助于创造公平的环境，增加背景处于弱势的家庭的孩子在职场上的晋升机会。其次，有充分的理由将补贴范围扩大到那些其子女不符合要求的公民群体，目前对他们的补贴是最低的。如前所述，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有可能继续扩大。因此，政府必须提高低薪工作岗位的工资，提高工作积极性，减少不平等。劳动所得税抵免或类似的政策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能从历史中得到启示，就会看到更多非技术劳动者加入劳动力大军可以部分地抵消税收抵免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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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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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制定一系列不同的政策使工作转换更容易。换工作面临的管制障碍不利于生产率、工资和平等。当然，医生和护士等一些岗位必须持证执业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越来越多的职业只允许持有执照的从业者获得报酬，这种情况令人担忧。比如，一个人要想在田纳西州成为发型师，他必须受训70天，通过两门考试。在整个美国，需要许可证才能合法工作的劳动者比例从1970年的10%扩大到了2008年的30%左右。 43 因为获得许可证需要在人力资本和许可上投入大量费用，因此由于机器而失业的美国人不太可能转而从事需要执照的工作，而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也不太可能转行。各州对许可证的要求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国家之间的差别更是如此，这就意味着从事需要许可证的工作的人如果要搬家，就常常需要进行额外投资来获得许可证。因此经济学家发现，一个地方的持证职业越多，失业率也就越高，这一点毫不奇怪。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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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美国许多州，使用竞业条款的情况越来越多，它的内容是：雇员同意离开公司后，在一段特定时期内不得在与原来的企业存在竞争行为的企业中工作。这给想要去更大公司工作的工程师、科学家和专业人员设置了另一个阻碍。能够轻易跳槽是硅谷成功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提及。实际上，1968年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离开仙童半导体公司并创立英特尔公司是该地区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众所周知，加州（尤其是硅谷）的计算机行业员工流动性比美国其他地方高得多。 45 一种被普遍认可的解释认为，这种情况要归功于1872年的《加州民法典》（California Civil Code），该法典宣布雇佣合同中的所有契约都非法，从而确保了摩尔和诺伊斯在离开仙童半导体公司后能创立英特尔公司。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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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史蒂文·克莱珀（Steven Klepper）发现，底特律的汽车业在全盛时期的成功也基于同样的活力。从这一方面来看，底特律的崛起与硅谷的崛起有很多共同之处。 47 密歇根州也长期禁止竞业条款。然而，1985年密歇根州通过了《反垄断改革法案》（Michigan Antitrust Reform Act），废除了密歇根州（自然包括底特律）关于禁止竞业条款的规定。我和索尔·伯杰的研究表明，密歇根州的技术活力随着法案的实施而下降了。因为相对于那些没有修改立法的州，密歇根州的劳动者转岗到与计算机相关的新工作的情况更少。 48 换句话说，废除那些禁止竞业条款的法律加速了底特律的创新中心地位的衰落。因此，虽然目前还不清楚撤销大量职业许可的做法和放弃竞业禁止条款会起多大作用，但这一话题肯定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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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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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革命对美国的城市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见第十章）。拥有技术人口的城市能更好地利用技能密集型的计算机技术，并随之蓬勃发展。相比之下，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集中在中产阶级的工作已被机器人取代的那些地区。展望未来，以后即使出现了经过改进的面对面交流的新型替代品，也无法取代自发的邻近物理接触。任何数字通信都必须始终至少由一端有计划地开始，这意味着发生在工作场所的那种随机互动不可能在远距离发生。相反，随着人工智能使得生产的技能密集程度更高，近距离的价值也可能会提高。因此，地理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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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看，针对贸易和技术带来的冲击，迁移是城市的应对机制。工人们迁移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的新产业所在地区，这些地区产生了大量高薪、半技术型的制造业工作。在大迁移过程中，数百万美国人离开南部，涌入芝加哥和布法罗这样的繁荣工业城市。农业劳动者离开农场，前往匹兹堡和底特律这样的繁荣城市。越来越多人搬到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平衡了区域间的收入。然而，如今迁移不再像以前那样能起到均衡器的作用了。符号分析师们仍是高度机动的，但随着计算机革命的到来，非技术型劳动者已经不太可能迁移了（见第十章）。原因之一是经济上的。即使技术型城市提供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但迁移也是一项投资，需要先准备好流动资金。因此就像恩里科·莫雷蒂提出的有力观点所说的那样，我们有理由为迁移提供补贴。 49 流动性补贴券可以帮助失业者转移到其他地方从事有偿工作，同时有助于促进跨区域的收入平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流动性补贴券会加速衰落地区的人口外流，使美国部分地区的境况变得更糟，但实际上，即使是那些留下来的人也可能因为有更高的概率找到工作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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