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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失败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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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于物质的理解不断成熟和深入，我们有更多为人类服务的机会。基于我前面提到的那些理由，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我有信心断言，我们对于世界如何运转的深刻的新认识，为我们创造更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指明了令人振奋的前景。我们知道哪些是可能的，也能预想到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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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本章之前，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给出一些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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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技术能够对已有或者新获得的知识进行妥善的保存并广泛传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去想，技术的发展甚至最终人类的历史是不是可以避免出现严重的倒退？历史的发展可能不均衡，但退步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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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吗？对于我来说，现代技术本身带来的三种风险特别让人忧心：核战争、生态崩溃，以及人工智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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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和平的习以为常，以及70多年来的好运，不应该让我们远离对于核武器的恐惧。现在还有9个不同的国家控制着几千枚核武器。就像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说的那样：“看好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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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风险是由人为因素引发的气候改变造成的生态崩溃。部分由于政治原因，大气中的碳污染不断加重，一种可行的应对方法可能需要耗费几万亿美元的资产，来自资产持有人的抵制难以取得突破。人类是否能足够成熟和聪明地解决这个潜在的问题，还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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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都逃脱不了大卫·休谟的观点：对于道德问题，使用逻辑或者科学方法，都无法从“是什么”推导出“应该是什么”。他的著名结论“理性是且只应该是激情的奴隶，除了服从激情和为激情服务之外，它不应该扮演任何其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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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智能体（如类人机器人）的创造者将对其潜在的目标和动机进行设置，有可能通过明确的编程，也可能隐含在设计目标里面，这就是他们的“激情”。很多人工智能的设计方案都是旨在为人类提供坦诚、友好的服务。这些可以通过自主智能体来实现，因为它们的目标和动机就是坦诚和友好。但是如果将高级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可能带来很多问题：想象一下机器人军队，或者更普遍的高度自动的武器系统，如奇爱博士的末日机器，设置成不需要人为干预就能感知威胁并采取应对措施。我们可以预料到，人类设计的具有怀疑性和侵略性的超级智能体，将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表现出它们的怀疑性和侵略性。拥有这些智能体的人群将陷入疯狂的战争，以整个人类以及文明的毁灭作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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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作者弗朗克·韦尔切克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赫尔曼·费什巴赫讲席教授。因其在读博期间和导师戴维·格罗斯发现了量子色动力学中的渐近自由，于200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一个美丽的问题：寻找自然界的深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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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1965年摩尔提出摩尔定律到2015年是50年，而摩尔定律指出硬件性能每两年翻一番，所以是25个周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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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技术：改变未来社会和商业的技术趋势 第3章 生物技术的潜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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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药到生产，生物技术将为个人、企业和经济打开一扇充满无限可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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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经济学人》杂志也许会直接投射到你的大脑里。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军事研究机构）希望在数字设备与人的大脑皮层之间建立一座桥梁。这个耗费6000万美元的项目有一个宏伟的目标：让大脑具备通用的数字输入输出功能。很难预料这种整合最终会产生什么，但有一点很明确，生物学的未来并不限于我们今天想象的样子。电子器件与生物计算紧密的、直接的融合，能够为生命和非生命的潜能拓展新的、无法预测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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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PA的开发经理有时把这个神经接口称为“大脑皮质调制解调器”（cortical modem），该项目是建立在将人类神经元链接到电子设备的大量临床实验的基础上的。耳蜗植入和人造视网膜已经被应用了很多年，用于恢复患者的听力和视力。临床实验中，植入大脑的电极阵列已经用于对损伤脊髓的神经信号进行路由，并且能够实现神经对机器人肢体的直接控制。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神经假体已经能够让截瘫患者再次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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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研究人员在建造“无敌女金刚”（bionic woman）方面取得实际进展，这种颠覆性技术本身也正在被颠覆。电子义肢修复技术将很快面临生物组织再生和移植技术的挑战。组织工程师正在生产或者“种植”可移植的内脏、骨骼和结缔组织。这些创新技术中的一部分还在实验室里面，但其他的已经应用于临床，包括诸如膀胱、髋关节、阴道、气管、静脉、动脉、卵巢、耳朵、皮肤、膝盖半月板、受损心脏的补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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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组织的制造方法越来越多，使得该领域的进步在不断加速。正如皮质调制解调器将扩展生物潜能（包括直接访问计算机）一样，数字计算机的成果也能为细胞控制提供新的手段。对将来的器官工程师而言，以前被限制在培养皿里面把单个细胞培养成组织，现在可以使用3D打印机将细胞准确地放置到器官形状的支架上，就像汽车、飞机或者智能手机外壳里面的部件一样。我们的身体，作为一种特殊的外壳，很快就可以用新的组织替换病变或者坏掉的组织。我们的“湿件”[2]（wetware）将具有可升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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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替代组织只是可再生医学作为一个能初步提高生活质量的学科的第一步，将来其能得到更大的拓展。在我看来，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针对衰老的分子机制的疗法将逐步增多。可能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让我们能说“我们完成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力将会不断地累积和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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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解剖和药物干预之外，人类很快就可以编辑自己的基因。首先，我们将尝试消除人类的某些疾病，从那些相对容易识别的遗传变异引起的疾病开始，如β地中海贫血、亨廷顿病、镰状细胞性贫血等。接着，我们将降低人类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各种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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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观察家担心在实验中把基因改造技术应用于非存活的受精卵，但其影响比是否直接修改后代的基因组更直接。个人将很快能够有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自己的基因组。我们很容易就能为此列出一堆理由，如人类希望通过修改基因组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精神和身体状态以及外貌。我们将面临几十年的伦理方面的大讨论，讨论在基因改造这条路上我们应该走多远，以及谁有权力使用这种技术或者禁止使用这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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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场辩论的过程如何，实际需求将引导技术快速被采用，这可能比规则制定者做出决定来得更早。这种需求根植于人类想通过技术增强自身精神和身体潜力的愿望。这种愿望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如整容手术、文身、视力矫正，以及在比赛和考场服用提高成绩的药物等。因此，即使身体修复可能要用到生物学技术，但对于提升自身机能的欲望将驱动相关技术的发展和实施，包括大脑皮质调制解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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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互联网接入自己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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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接口能为人类思维与互联网提供直接的联系。通过这些连接，可以把可用的物理、电子和经济基础设施整合成一套假肢，为使用假肢的个人提供强大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的机器人把人类的触觉延伸到全世界。我们可以直接连接到图书馆、超级计算机和太空望远镜来扩展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维将不再局限于狭窄的颅骨内，而是可以真正地暴露在宇宙中，这将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好处，同时带来巨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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