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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美国劳动生产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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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产生与充分发挥其潜力之间之所以存在滞后,主要是因为找到最好利用创新的方法并让世界对其适应需要时间。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出现了不用马拉的车(早期人们对于汽车的称呼),但是很久以后汽车才得到质的发展。制造商需要知道如何降低成本,政府需要修改法规并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企业需要围绕汽车尝试新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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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学院的经济学家苏珊托·巴苏以及旧金山联邦储蓄银行的约翰·费尔纳尔德说,这些动态关系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总是来源于以前的技术进步,平均是5到15年之前,有时候更长。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生产率提高主要是建立在几年前的智能商业管理软件基础之上的,而基于网络的商业模式的贡献相对较小。同样,在无人驾驶汽车开始对生产率增长做出贡献之前,还有一段时间。虽然目前增长缓慢,但机器学习的潜力不能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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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当今天的技术开始影响生产率的提高时,应该也是以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方法。卡尔·奔驰和亨利·福特可以把汽车想象为更好的“无马”车,可以让人们不依靠牲畜更快地旅行。但他们没法预见,汽车将给城市带来的巨大变化,或者国际贸易有一天会迅速扩张,这主要归功于集装箱、邮轮、卡车等一整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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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也无法预料无人驾驶汽车的长期应用及其影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与需要人驾驶的汽车有显著不同。相反,汽车的根本性质将会发生改变。可能只有很少的人会自己购买一辆无人驾驶汽车,他们可能倾向于在想要用的时候租一辆。更为高效的道路以及更少的停车需求可能会改变城市的结构。但是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按需获取他们的所需时,越来越多的交通将由无人驾驶汽车来完成。例如,某人可能在家里向电脑发送语音指令去当地的餐馆购买一个汉堡,餐馆会把食物放到一辆小型无人驾驶汽车上并运往目的地。机器将能足够聪明来为汽车导航(以后机器还能做更多的事),能够应用到经济体的方方面面:进行手术、辅导学生交流对话、运营农场以及管理能源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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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计算机已经足够小巧便宜了,可以嵌入所有一切物体。复杂的人工智能能够让它们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来操作物理世界。但是,很明显这种变化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转变将与室内下水管道、汽车和电力带来的转变一样具有破坏性、一样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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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带来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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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悲观主义者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不是戈登及其同行喜欢的那种。如果说想象人工智能控制的房子和汽车未来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还很困难,那么考虑社会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面临的麻烦就容易得多了。这些诸如无人驾驶汽车和无人机之类的新技术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政府正在努力制定有关搜集和使用智能手机和其他联网设备获取的大量个人信息方面的法规,尽管公众对于政府监视这些数据日益感到紧张。在下水管道之前,电力和汽车可以改变世界,社会不得不花费很多年的时间来投资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来明确谁能拥有和运营这些网络及其资质要求,同时也涉及新的文化标准——哪些行为合适、哪些不合适。接下来的几十年,人类将再次经历这个过程。这将减缓创新的传播速度并削弱其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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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棘手的调整将是管理这些新技术对劳动力市场以及工人工资的影响。事实上,很有可能劳动力市场的麻烦会给新技术的使用及其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过去几十年中,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增长已经比经济增长慢了。与此同时,低失业率水平导致工资上涨的压力比以前要小(见图6–3)。传统经济学家习惯于把生产率视为工资的决定因素:随着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公司就能支付更高的工资。但是也有一些人开始质疑,低生产率和低工资之间的关系是否是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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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工资能够让企业雇用工人,还能获取边际效益,并且继续让工人来工作,即使机器人或者软件能替代他们。例如,当有很多廉价的劳动力时,使用自动结账机就没那么有吸引力了。一些经济学家,如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保罗·佩索亚和约翰·范·雷宁认为,在大衰退期间,英国工资的下滑,能够帮助解释为什么在随后经济复苏期间生产率增长缓慢,因为低工资让企业的压力更小。同样,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有助于解释,最近几年美国经济为什么能同时兼顾高就业率和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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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工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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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变得更加强大,雇主们能够使用其他方法来取代工人,提高他们的盈利,但是当工人被解雇后,还需要吃饭,寻找新的工作。随着过剩劳动力的增长,工资水平将停滞甚至下降。低工资最终又会吸引企业使用工人来做低生产率的工作。这会阻碍新的技术投资,这些技术有可能取代昂贵的劳动力:新的自动化系统或者机器学习系统能够高效地完成人们交付给它们的任务,并且费用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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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不平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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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以及整个经济对技术变革的适应方式几乎肯定会成为现在到2050年之间最大的社会和政治挑战之一。无人驾驶汽车、卡车会迅速地夺走发达国家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岗位。人工智能系统会再取代几千万人,首先从客户服务代表以及办公室助理开始,然后是教师、医护人员、财务人员和会计人员。虽然有一部分人能够从这些创新中受益匪浅,因为他们拥有这些获利公司的股份,或者拥有适应这些新机器大脑的技能,但很多人会面临被替代的威胁,被迫与很多其他人竞争以获得工作或者为了保留工作而降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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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将会让人们和经济体在整体上更为贫弱。不幸的是,并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政府可以开始向工人支付更多的工资补助,甚至向所有公民无条件地发放基本补贴。但这种补贴是非常昂贵的,并且需要向那些新技术的受益者征收更高的税。即便法律允许这么做,整个社会也得努力适应可以不劳而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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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可以选择为失业者提供为创造就业机会而特意安排出来的工作,但这样也是昂贵和浪费的。社会或许会变得比现在更加不平等,因为技术带来了一个廉价劳动力的下层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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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困难的社会转型是有先例的。在工业时代早期,工厂就业的爆炸性增长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工人潮水般地涌向城市的贫民窟,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提供清洁的水源、舒适的住房,以及处理垃圾、废弃物的设施等。糟糕的生活条件导致数百万工人死亡。那些幸存者挣着微薄的工资,失去工作就意味着面临致命的贫穷的风险。经过多年的劳工组织发展、社会的动荡、政治的改革甚至革命,才推动社会各方面向前发展,最终广泛地从技术进步中受益。这些改变使得工人有更长的寿命、更健康的生活,获得更多的教育,有更多的储蓄和投资,也提高了经济因利用新技术而具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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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和产出的增长有一部分令人失望的原因,是新的数字技术与19—20世纪的社会制度的碰撞。在没有新的变革和投资的情况下,经济领域将继续存在大量就业不足的低技能工人,他们将压低工资,阻碍新的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社会找到了让工人在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上有更多选择权的办法,那么企业就有更大的动力充分利用技术和劳动力。这样就能让生产率像20世纪最好的那几十年一样增长,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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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作者瑞安·埃文特是《经济学人》杂志的经济专栏作家,著有《人类财富:21世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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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技术:改变未来社会和商业的技术趋势 第二部分 各个行业的超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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