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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决策者经常混淆结果平等与机会平等这两个概念。结果平等是与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不相容的：结果平等破坏了社会需要努力工作和创新的激励机制。它往往会适得其反，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均等革命最终以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收尾。但是机会平等是一个富有活力社会的真谛所在，确保人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社会贡献获得相应的奖励、根据他们的成绩得到相应的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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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决策者的思维还被固化在大政府时代。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很多大政府都是失败的，因为多样化的社会需要多样化的解决方法。决策者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亿万富翁和政府部长等。德勤估计，全美有65万家活跃的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s），英国有62000家，整个欧盟有40万到230万家。各国政府也需要尽可能多地让单个市民参与到决策中来。每个人的口袋里面都有一台计算设备，与把所有计算资源都集中在少数政府部门相比，这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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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革命将让决策者能够充分利用群众的智慧来解决不平等问题。波士顿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序，可以让人们随时把看到的坑洼路面或者涂鸦拍下来，发给市议会，该应用程序能自动记录GPS位置。同样的程序也可以应用于那些没有解决破旧建筑或者存在违纪情况的学校，这两个问题严重影响到学生的积极性。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采用众包的方式来改进军事设备的设计，也许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提高教科书和教学设备的设计。非营利组织Code for America的创始人珍妮弗·帕赫尔卡表示，改善政府工作最好的办法是，不要让政府像一家私人公司一样运作，而应该更像互联网一样毫无界限、开放自由、生产力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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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这个清单里面也许还可以添加上“可扩展”。现代技术最伟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允许你先进行尝试，然后再把成功的方案以极快的速度进行推广，LinkedIn的创始人里德·霍夫曼称之为“闪电扩张”。2004年，当萨尔曼·可汗在YouTube上发布他的视频时，他只是想帮助亲戚、朋友辅导功课。他家里之外的人很快也开始看这些视频，包括比尔·盖茨，他也支持可汗并对其进行了奖励。现在可汗学院的视频已经被观看超过了4.5亿次。这些视频还包含了10万道练习题，这些练习题已经被别人完成了20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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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主义者已经开始讨论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认为，技术创新能够自动为所有人带来福利；而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技术将把社会彻底分裂为敌对阵营；自由市场支持者认为，对技术的任何干扰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中央集权主义者认为政府必须拥有巨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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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于上面的争论还有第三条路线。我们需要庆幸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力量，但也要认识到它将让一些人成为受害者。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市场干预，但也要牢记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日益增长的不平等问题的力量，但我们是否能驾驭这种力量，不仅取决于技术人员的聪明，还取决于政治家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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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作者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是《经济学人》杂志管理编辑以及熊彼特专栏作家，最近出版了《乱中取胜：商业贸易如何应对混乱时期》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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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许学校是经由州政府立法通过，特别允许教师、家长、教育专业团体或其他非营利机构等私人经营，公家负担经费的学校，不受例行性教育行政规定约束。这类学校虽然由政府负担教育经费，却交给私人经营，除了必须达到双方预期的教育成效之外，不受一般教育行政法规的限制，为例外特别许可的学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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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磁性学校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顾名思义，就是“有吸引力的学校”，又被称为“特色学校”。它办学特点鲜明，针对儿童的特殊兴趣爱好，开设富有特色的课程，学生就学不受学区限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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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零时工合同是指雇主雇用员工却不保证给其安排工作的合同情形。签订这种合同就意味着，员工只在有工作需求时干活，需随叫随到，做多少工作拿多少报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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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世纪60年代，鲍莫尔研究艺术经济学，他注意到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音乐家的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在1965年，四位音乐家创作一部弦乐四重奏作品所花费的时间与1865年是相同的，但是1965年的音乐家赚的钱比1865年的音乐家多多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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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主人公裘德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勤奋好学、有理想和抱负的人，一心想上大学，但是他出身贫寒，尽管刻苦自学，但大学的门始终不为他打开。他那个时代，大学是为上层阶级开设的。求学无门，裘德的理想无法实现，精神受到打击，婚姻也不成功，最终郁郁成疾，年未满三十，即含恨而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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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技术：改变未来社会和商业的技术趋势 第17章 工作岗位和机器的崛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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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未来工作的思考，有一点十分明确：企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具有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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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不同年龄段的工人都感到恐慌、困惑，有时会害怕机器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影响，特别是对其工作岗位造成的威胁。这些工人并不是个例，有些政府部门的公务员都开始担心自己的工作，除了日常工作外，还有哪些工作会“空心化”？机器是会减少，还是会增加工作岗位？影响是会马上就到来，还是会在未来几十年慢慢显现？被自动化吞噬的岗位会有新的替代者吗？如果有，这些新工作又有什么特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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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进步让人瞠目结舌：自动驾驶汽车、谷歌的阿尔法狗打败了世界上最好的围棋选手、使用算法对求职者进行评估，或者针对公司的发展战略给出建议。机器似乎可以胜任任何人类可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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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7年，在我们主持FoW（未来工作研究协会）期间，我看到了各种机器对工作带来的影响。FoW聚集了来自全球不同行业超过90多家跨国公司的高管人员。通过研讨会、小组讨论以及年度调查，我们密切跟踪机器对工作的影响。要跟上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以及其他技术不断发展的步伐是很有挑战性的。随着这些技术的兴起，各种对这些技术发展及其对工作和社会的影响的解读纷纷涌现。这意味着目前不可能准确地预测每种技术在未来几十年带来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有一些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面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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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能解放我们的大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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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重塑工作的机器并不是与个人和社会无关、独自出现的中性工具。相反，它们的设计和使用，正好反映了我们如何选择工作，以及它们自身对工作和社会的影响。在机器的发展过程中，很清晰地可以看到它们的设计和使用都是旨在节省我们宝贵的时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种家用电器（洗衣机、烘干机、吸尘器等）的出现把家庭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让她们可以加入社会工作。最近在智能手机中使用的各种技术，也是为了让大家的沟通更加方便、工作更有效率，让我们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这些技术的出现能够让我们把时间投入到那些更有价值、更需要人类特有技能（如创造力、好奇心、创新等）的事情上。毫无疑问，机器确实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分析师可以用软件来扫描数据，而不需要手工去查找；GPS可以让供应链中的工作人员跟踪库存，比以前更准确，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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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里也存在一个悖论。确实有很多机器为我们节省了时间，但是这些技术同样占据了我们进行深度思考和创造的空间，这对人类毫无益处。无处不在的技术，特别是即时消息和通知的出现，带来了严重的技术过剩问题。人们不断地被各种信息打扰，分散了注意力，浪费了认知资源。所以我们的大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忙碌，被各类真假难辨的消息、谣言等所谓的信息淹没了，而不能平静地思考一些有创新价值的事物。有相关的报告对我们每天的生活习惯进行研究指出，平均每人每天查看手机超过150次，平均每10.5分钟会被即时消息、微博以及其他通知打断，每次被打断之后，平均需要23分钟才能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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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问题来了：未来每天真的会有300封电子邮件吗？唯一的出路是不是制造更聪明的机器？显然，关于未来技术和工作的一大挑战是，寻找有效的办法减少我们工作环境中的各种“噪声”，为人类最有价值的特质提供时间和空间，如创造力、判断力以及决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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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能否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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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能够做出复杂的决策。随着机器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这种独一无二的决策技能是否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机器能够比人类做出更好的决策。例如，在员工流动和工作表现评估方面，程序能够比管理者预测得更为准确。有一项研究对候选人进行了17项评估，结果表明在挑选候选人方面，程序比人类的表现要好25%。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算法在决策和管理方面有更好的表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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