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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人们可以通过手机安全地进行小额存款、借钱或者购买保险。该技术已经在孟加拉国、肯尼亚等国开始应用，但是很多新兴的数字经济都是男性主导的，因为男性的手机拥有率比女性高很多。在孟加拉国，只有46%的女性有手机，男性为76%，所以，只有13%的女性使用移动金融服务，男性为32%。如果全世界都能达到这样的比例，那么还有10亿人可以享受这种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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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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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美好的前景并不是很难实现的，我谈的不是科幻小说里面的未来。全球有超过2/3的人已会使用手机，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2014年，全球就销售了10亿部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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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统计令人鼓舞，但是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智能手机普及的覆盖率。数据服务必须更加便宜，很多有智能手机的人并不使用互联网，因为太贵了。我们必须让网络连接推广到最偏远的地方，因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些地方才是最需要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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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工作就是确保女性能够像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手机，并且有专门针对她们的特殊需求开发的App。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女性的文盲率，如果她们不识字，那就无法充分利用手机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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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本身并不会带来性别平等。但是，通过帮助女性建立以前她们不曾有过的联系，智能手机一定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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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作者梅琳达·盖茨是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创始人、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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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技术：改变未来社会和商业的技术趋势 第16章 超级技术和超级不平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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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带来了很多的不平等，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能解决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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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高峰期，本杰明·迪斯雷利，一位年轻的政治家发表了一篇有两个标题的流行小说，《西比尔》或者《两个国家》。他为读者呈现了西比尔的浪漫故事。但他的真实目的是展现分裂的英国，新经济的引擎已经把英国分裂成了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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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国家的人互相没有交集，也没有怜悯，对于彼此的习惯、想法以及感受都视而不见，就像他们是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居民。种族不一样，喂养的食物不一样，教养不一样，并且不遵守相同的法律：穷人和富人就是这两个不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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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雷利提到的两个国家的问题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不仅仅是在英国，过去30年所有生产的财富都被最富有的1%的人掠夺走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把社会分为了两个世界，“互相没有交集，也没有怜悯”。大城市的精英们嘲笑普通大众是“种族主义者”、仇外者和穴居人，而小市民则谴责大城市的精英们为出卖自我的叛徒。越来越多的不平等现象正在破坏资本主义秩序的基本支柱：机会和向上的流动倾向，经济增长和共同繁荣。2016年6月，英国决定脱离欧盟。2016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就是民粹主义飓风中引人注目的例子，人们都被不平等带来的恐惧和自由秩序被破坏带来的威胁驱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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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越来越多的共识“必须做些什么”来平息这场飓风。奥巴马把不断下降的社会流动性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希拉里·克林顿宣称“我们没有足够的社会流动性”。唐纳德·特朗普声称，他支持美国的普通民众反对腐败和自满的精英。所有不同政治立场的评论家都达成共识：右翼的查尔斯·默里写了一本名为《分裂到来》的书；左翼的乔治·帕克写了一本同样令人绝望的书——《解密：新美国秘史》；中立派的戴维·布鲁克斯警告说，不平等现象是资本主义“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道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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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自由主义者经常提到的是教育，但是提高学校教育水平是非常困难的：自从1970年以来，美国公立中小学每个学生的真实投入（扣除通货膨胀）增加了一倍多，考试成绩却基本保持不变。一些更聪明的举措，如特许学校[2]或者磁性学校[3]经常是仅能成功一段时间，然后就失败了。保守派越来越多地指出要加强移民管制，但是阻碍人才的流动将减少增长的动力和活力，人才就如资本一样，会流向欢迎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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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解决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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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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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技术需要为不平等的增长负一部分责任。即使像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这些比英国采用了更平等政策的国家，各种不平等现象也在增加。技术创新使得两类人从中受益。聪明的知识型员工可以利用计算机来提高他们的产出，同时减少对外部支持的需求：明星学者可以写更多的文章，明星律师可以受理更多的案件，明星记者可以写出更好的故事。最聪明的知识型员工可以在全球市场兜售他们的各种突破性想法：如果你能发明更好用的鼠标，那全世界都将争先恐后地向你送钱。同时，创新也让那些只会从事常规工作的人降低了议价能力：任何简单重复的工作最终都将被智能机器接管。一大批中产阶级工人将面临与20世纪80年代产业工人同样的命运：持续不断的工资下滑压力，不断地被剥夺工作。“零时工合同”[4]是零合同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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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带来的破坏性已经使得当前工业革命的“首都”——旧金山变成了美国最极端的城市之一。城市一味迎合技术精英：咖啡馆专门提供融合亚洲和墨西哥风味的食物或者某种最新风味的食品，挤满了业界翘楚，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享受到食物，还可以免费使用充电设备。但是那些不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人不得不搬离居住多年的老房子，因为租金飙升。流离失所的人每天都在增加，在他们走过的地方总是留下汗臭味。年轻的技术人员，耳朵里总是塞着耳机，熟视无睹地从垃圾和废墟中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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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造成社会分裂的这种力量能够被很好地引导，也可以提供机会。信息技术具有调整作用：它能够把权力赋予消费者，挑战进行权力寻租的精英，降低很多服务的成本。现在平均每部智能手机的性能是20世纪50年代整个麻省理工学院所有计算能力之和。另外，它也具有普适性：能够触及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把富人专享的奢侈品转化成穷人承担得起的普通商品。约瑟夫·熊彼特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成就”不是“为女王提供更多的丝袜，而是让工厂的女工都能买得起丝袜”。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这样的设备。尼德·路德认为解决“机器问题”的方法是破坏机器，但更聪明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把这些机器变成你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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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0年的技术趋势将是乐观的：政策制定者将学习如何利用技术来解决不平等问题。事实上，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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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技术最大有可为的地方是降低劳动密集型服务（如教育）的成本。最近几十年，高质量教育的成本增长要大于生活成本的增长。精英大学已经成为富人的奢侈品：哈佛大学学生家长的平均收入现在已经超过了45万美元。二流大学的教学质量在不断下降。虽然欧洲国家对于它们的大学感到骄傲，因为这些大学免费并且面向所有人敞开大门，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欧元区的大学能够进入大学排行榜的前30名。很多学校不仅规模小，而且教学质量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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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鲍莫尔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必然会慢于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因为一部弦乐四重奏总是需要四位音乐家来完成[5]。鲍莫尔的这个例子已经不攻破了。有了技术的帮助，你可以在家中聆听弦乐四重奏几乎完美的复制品，而不需要为了去音乐厅而舟车劳顿，也不需要被其他观众的咳嗽和窃窃私语打扰。事实上，有了Spotify和Apple Music，你只需要每月支付一笔相对合理的费用，就可以听到市面上发行的绝大部分音乐。数字革命已经改变了大部分服务业，如零售业，以及像新闻这样的知识产业。通过使用这些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必将给教育和医疗产业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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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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