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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有一个坚实、变化缓慢的技术基础，它一直都存在，延续不断，但新生代总是忽视它，而新闻媒体也总是对它选择性失明。与此同时，布鲁内列斯基和博施的世界有本质不同。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社会的变化与技术的变化息息相关。首先在英国，然后席卷全世界，那些下一代的生活将彻底异于上一代的想法也被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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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技术及其生产的事物，也改变了技术变革的速度，以及这些技术衍生出来的商业的兴衰速度，带来了一个技术不断进步、经济不断增长的世界。在过去几千年，世界的生产总值一直比较平稳，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开始呈指数级增长。虽然该指数增长时快时慢，但它一直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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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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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带来的这些变化既司空见惯，也引人注目，特别是蒸汽涡轮机在现代的各种形式。当技术释放出新的威力时，就不可避免地创造出新的可能。创新对历史的促进，就像活塞推动车轮一样，随处可见。你会发现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创新在科技史中的作用，不是其应用，并且人们总是强调新，似乎只有新的东西才值得一提。在经济理论中你可以看到，技术增长只是系统外部的变量，只会影响经济的长期波动，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则莫名其妙的是内生因素。你可能感觉很模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技术的进步及其带来的问题都在持续加速。这些看法并不都是完全被人们认同的，正如瑞安·埃文特在第6章里面所说，经济增长的数据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进步，但是他们都感觉技术有一定的自主性，即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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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了解这一想法的集大成者，可以看一看凯文·凯利在2010年写的《科技想要什么》。凯利是《连线》杂志的第一任执行总编，也是我的朋友和前同事，他认为技术是一种按照自己的规则和逻辑进化的生命体，不仅不像自然界的某种力量，并且比通常人们认为的自然力量更有意识。他提出了“技术元素”这个概念，用于概括所有与技术相关的事物，表现了其追求更高的连通性和复杂性的趋势。凯利认为人们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都受益于连通性和复杂性：通过了解技术想要什么，并且帮助技术去达到它的目标，人类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乐观主义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机器和人类的利益刚好一致。读者可能会猜测，如果技术想要的并不是对人类最好的那又如何，可能人类就要对自己的利益退而求其次了。这确实是很多人在现实中经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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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把技术看成是力量本身，在这件事上他比大多数人更加直接（且雄心勃勃），不过在其他一些关于硅谷技术或者其他技术的著作中也到处可见类似的思想，有些可能没有这么直接。马克思主义为这种思想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拜物教（Fetishism）。马克思在其1867年的《资本论》中说，通过为非生命物质赋予权力，现代世界模糊了其潜在的社会结构：谁为谁做什么及其为什么做。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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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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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一种具有独特运行规律、能够自我适应社会的自主实体，即使你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会被这样的言论震惊。这样的言论掩盖了一些问题——是谁选择了技术？它们怎么通过市场或者其他途径进行传播？谁受益了？你可以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忽略技术本身单独就是一个重要元素的问题。虽然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对自己的观点很坚定，但马克思对于技术的看法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的，后来他把技术本身看作世界发展的一个变量，1847年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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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隆德大学的安德烈亚斯·马尔姆于2016年在其著作《化石之都》（Fossil Capital）中所写的那样，他对工业革命做了有趣的重新评估，认为社会、蒸汽磨坊，以及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蒸汽动力经常被视为工业革命的基础，是工业革命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是，当马尔姆调查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蒸汽机在英国兴起的原因时，他没有找到很多线索。英国并不是特别擅长开采煤矿和使用燃煤，在早期，蒸汽动力相对于其他替代品来说并没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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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工业资本家出现了。产出的指数级增长通常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特征，但是这个特征在蒸汽机普及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英国棉纺织业产量的快速增长出现在18世纪80年代，主要是因为鼓励创新以及全面加大生产再投资（投资的比例经常超过30%）的文化带来了一系列机械改进。而这些产量的增长使用的还是当年阿格里巴建造万神殿的动力设备：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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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只是粗略了解技术或者能源史的人来说，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过渡阶段，当水车自身的限制不断增长时，蒸汽机就应运而生了。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1983年，罗伯特·戈登发表了对英国北部流域的详细研究。1838年，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是没有任何一条河流流域的水力发电潜能利用超过了10%，在水电潜能最大的特伦特河流域，仅仅利用了不超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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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动力对于工业的指数增长并不是必需的，它之所以被使用，并不是因为它无可替代，也不是因为它的成本更低，而是因为它很适合那些对其进行投资的人。它能够让他们突破时空的限制，让他们能够在任何地方建造磨坊，并且能够轻松地改变操作速度。所以这样能够让整个行业更加集中，充分利用更多的劳动力储备。工厂主和工人喜欢蒸汽动力的原因与技术内在的动力无关，而是社会两个阶层关系的演变结果。并不是技术带来革命，而是革命孕育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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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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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蒸汽机的早期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这么重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它显示了资本主义的核心作用。在未来市场驱动的增长中，资本再投资带来的对技术的需求，将完全不同于任何以往的社会组织模式。这并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越纯粹的资本主义越好。在20世纪，政府在各种技术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技术的推广中也是如此。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对于技术变革的需求及其应用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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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经常被用来证明技术独立变化的现象能很好地阐述这一点。通过对从柴油发动机、电话到灯泡等系列发明创造的仔细研究，人们发现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技术基本上是同时到来的。20世纪70年代，兰登·温纳和罗伯特·默顿同时对创新进行的一些开创性研究，已经被以凯文·凯利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是技术能够自己“想”要如何发展的证据。不过，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创新具有很高的回报并且可以创新的东西比较有限。例如，可以看看在资本主义之前，有哪些是技术可以做到，但是最终没有选择去做的。按钮和前轮手推车这些本应该能在古代被发明出来，却没有被发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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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把蒸汽动力视为工业革命的起因，而不仅仅是工业革命的精华，让我们知道人们想从技术身上得到什么。蒸汽机之所以成为技术能够自主发展的一个标志，是因为蒸汽机本身似乎刚好这样。在早期，无论是技术支持者，还是技术末世论者，蒸汽机能够自己工作的想法都被认为是一种迷信和盲目的崇拜。希望和恐惧并存：希望技术能够拯救我们，同时害怕技术会让我们灭亡。毕竟《科学怪人》就是一个关于自主技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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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在现代扮演的角色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蒸汽机一样，它们是所有技术自主权以及类似想法的代表。当它们说“是”，或者“否”，或者“做出”决定时，都是按照人类事先编好的程序来运行的，为了达到人类的目的，同样也存在人类的缺点。但是在旁人看来，它们这样做，很难让人不去想象它们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去运行的。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非常诱人，因为它似乎把这种自主性推向了极限。在这里，我要对尊敬的凯利说，我不认为是技术想要什么，某种程度上是人们通过技术想做什么，并且有人在一直为这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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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信息技术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的明显的、创新性的进步（我之所以说是明显的进步，正如罗伯特·卡尔森在第3章提醒我们的那样，生物技术的进步也是巨大的），人们对于自主性的这种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我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自主性是目前技术的核心问题，这有可能扭曲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以武器为例，本杰明·萨瑟兰在第11章中详细介绍了武器可能具备的自主性或者智能性，包括可以自动转弯的子弹。但是他有选择性地没有展开讨论弗兰克·韦尔切克在第2章中提到的，对于核物理更深入地掌握可能很快带来的“比今天的反应堆（或炸弹）更小、更易控制、更通用的超稠密能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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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破坏性很大的武器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伟大的物理学家，也是韦尔切克的前同事——弗里曼·戴森说过的话。戴森说，他最不想看到的一个物理方面的进展就是，不需要核裂变武器（原子弹）引爆的核聚变武器（氢弹）。在我看来，这正是韦尔切克预测会发生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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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要通过把氢原子聚合在一起来引爆氢弹，必须先在连锁反应中裂变铀或者钚原子。也就是说，所有的核聚变武器里面都需要内置一个核裂变武器才行。设计核裂变武器相对比较容易，1942年，第一个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就在洛斯阿拉莫斯设计出了这种武器。但是提取所需数量的钚和铀同位素就困难得多，在20世纪40年代需要消耗美国一定的GDP才行。即使现在，对于任何非国家的组织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或者说没有国家的支持是很难做到的。事实上，核武器制造能力的扩散速度远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要慢，后果也没有那么可怕，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提取核裂变材料十分困难，再加上国际制裁以及其他形式的警告（包括先发制人的攻击），使其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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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韦尔切克是正确的，在计算机的帮助下，核物理学家有可能设计出新的利用原子核能量的方法，就像化学在计算机的帮助下能够设计出新的分子一样，那这个障碍就解决了。到那一天，就可以用比现在简单得多的技术、更容易获得的更丰富的材料来制造核武器。有可能会有自杀式袭击者携带千吨当量级的炸弹。对于我来说，这可能比人工智能会造反以及奴役我们更值得担心，遗憾的是，在这方面的讨论反而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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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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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蒸汽机发明的第三个原因是，它是意外后果最明显的例子。19世纪就有人认为二氧化碳会让地球变暖，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大家才清楚地认识到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化石燃料设备所释放的二氧化碳可能会改变气候，一直到20世纪末，人们才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警告。19世纪资本家的一些决定就这样以他们预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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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气层当成垃圾场的后果可能比目前显现的结果更严重。就像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指出的那样，开始的时候人们对于制冷气体（氯氟烃）中的氯对大气层中臭氧的破坏原理并不是很清楚，这样这些破坏臭氧的化学物就被释放到大气层中，给全球环境带了潜在的深刻影响。令人欣慰的是，这个问题被人类关注之后得到了控制，虽然臭氧层已经被破坏了，但是它并没有继续恶化，还有可能正在慢慢恢复。如果氯的化学性质和溴一样，或者如果溴像氯那样大规模地在工业中使用，事情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于臭氧来说，溴相较于氯，就像联合收割机和镰刀一样。在溴使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南极和北极的臭氧层可能会被挖出一个大洞，整个地球的臭氧层也会迅速被破坏，甚至完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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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继续创新的道路上，真的很难笼统地概括我们需要如何面对这个意外后果的问题，但有一点很明确的是，这种问题往往是被大家忽视的（也有时候是因为超出了大家的想象）。虽然很多时候这种忽视往往是故意为之的，甚至是故意欺骗的，例如，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世界上那些烟草公司对于尼古丁后果的可耻回应，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但有时候的的确确是被忽视了。即使发明氯氟烃的人进行更加仔细的考虑，可能也无法做出更好的决定，因为当时的科学水平还不足以完全理解氯氟烃带来的后果。他们需要的不是表面看到的事实，当时研究这个问题的思路、概念和工具都还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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