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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我们的想法具象化，我们让他人得知我们的想法，否则，这些想法将会被禁锢在我们的脑海中。一个音乐家记录下她的音乐是为了完善她的艺术作品，同样也是为了把她头脑中的想法记录下来与他人分享，并以此来让自己的思想长存于世。如果没有这些音乐作品，她的才能就只能被禁锢在她的身体里，不可昭知。我们将想象力具象化的目的是为了把我们的想法复制下来并传递给其他人，具象化想象力因此成为表达创造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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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否意味着产品只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呢？不尽然。产品作为一种想象力的具象化，具有一定的表达能力，但这和我们能够清晰地进行口头表达的能力是不同的：产品可以赋予和提高我们叙述性语言无法带来的能力，不过谈论牙膏并不能使你的牙齿变干净，就像谈论汽油的化学性质不能给你的车加满油一样。正是因为牙膏给予人类对其中知识、技术和想象力的应用能力，而不是作为谈资，牙膏才有了实用性价值。相反，如果不能够进行具象化，那么对知识技术进行实际应用的能力就很难传递给人类。因此，把想象力具象化对于传递我们大脑中积累的知识的实用价值来讲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因为一个好点子的实用价值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让它成为有形的实体投入使用，所以一旦我们无法具象化这些点子，那么其中包含的知识和经验都只是空谈。再次强调，正是产品本身的实体性使我们更加强大，不论是可触摸到的还是数字化的。基于此，产品能够帮助我们传递一些诸如专业技术、想象力和知识的实际应用这些文字所无法传递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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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强调“产品能够提高人类能力”这一特质，可以让我们对经济有一个新的理解，让我们认识到经济并不只是对资源的谨慎管理，仅仅代表一个国家的财富，或单纯的是一个金融交易网络，而是一个通过实体化信息及其携带的特定性质，来增强人类对于知识技术的实际应用的系统。这种理解将经济视为一个知识技术的“放大器”，或是一个知识技术放大引擎：1一个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这个系统中的人群创造出一些物理实体，而这些实体又通过传递能够提高人群能力的信息来做出回馈，人群再用更强大的能力来创造新的产品，以此往复，经济最终成为一个人类生产信息的大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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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着眼于产品对于人类自身能力的提高，我们能够更好地对财富做出合理的解释。人们通过把有实用价值的知识整合成为可以传递的信息来提高自身的能力，并因此能够创造出相比于个体孤立更好的群居生活水平。这种因果关系，使我们能够把提高自身的能力和与财富相提并论的生活舒适程度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经济作为知识和想象力的放大器，我们的生活将和其他动物毫无区别，最多达到一个人的孤岛生活水平。我们能够将想象力具象化的能力使我们了解到经济的复杂性的一个特点：通过赋予我们实际运用那些千百年来累积下来的知识技术的能力，经济市场带给了我们财富，但是市场并非让我们更富有，而是让我们更加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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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的事例能够更加清楚地阐释经济扩大知识的力量。法拉第成就众多，其中就有对日后发电至关重要的电磁感应定律。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法拉第通过把定律应用到实体上，得以将想法具象化——法拉第发明了第一台电动机，随后被特斯拉改进并完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当我们用吹风机烘干头发，用吸尘器清洁地板，或是用调和机制作台克利鸡尾酒时，我们实际上是承蒙法拉第——一位我们这一代乃至祖父母那一代都从没见过的人——的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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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其实是对于建立并累积在法拉第脑中知识的实际应用的放大器，而又受到了阿达·洛芙莱斯的启发。2因此，法拉第的灵魂，与洛芙莱斯、特斯拉、爱迪生、麦克斯韦，以及很多通过他们自己的发明为人所知的伟大科学家们一起，长存于所有的电子产品中。这样看来，我们过于天真，把世界看待得过于简单——这个由产品构建的世界实际上隐含很多社会联系；从一个十分隐喻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世界充满着灵魂，或者说，充满着那些前人创造并遗留下来的、具象化成为实体或者被人类本身所携带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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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三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我们把想象力具象化的能力给人类自身带来的益处。首先，它帮助我们创造了一个“伪天才”的社会，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能力都远远超过他们知识所能及的范畴。这都归功于我们从实体化知识中得到的能力的提升。其次，具象化想象力实现了对于知识进行实际应用的能力的共享。如果无法将想象力具象化，那么我们几乎难以表达创造力，而知识的实际应用也只能被禁锢在个人脑海中。最后一点，产品所带来的提升使人们尽情表达，并且给予了人们新的能力：这种综合创造力正是人类具象化想象力所带来的。如果吉米·佩奇需要自己去开采金属并制作吉他，那么我们或许无法享受到他的摇滚巨作《通往天堂的阶梯》（Stairway to Heaven）；如果欧内斯特·海明威需要自己制造笔、纸并发明印刷术，那他或许也就无法完成《老人与海》；同样的道理，如果我需要自己组装我的电脑，你也就不会现在看到这本书。因此，经济作为知识放大器的力量让我们有更多空闲去创造新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将会反过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能力，并提供我们新的表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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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力的不断提升也造成了社会整体的复杂性。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个看似牵强的关系，让我们撇开人类，讨论一下诺伯特·维纳在他1950年出版的《控制论》中提出的蚁群的例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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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发现，具象化外界信息的能力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比如蚂蚁这种群居动物，就有和我们很像的，在所处环境中生产和存储信息的能力。蚂蚁并不聪明，但是它们以信息素的形式储存信息的能力使得整个蚁群变得精明，使得蚂蚁能够解决运输方式及路径、建设、通风等难题。而不同于蚂蚁的是，人类留下的是将想象力具象化的产品而非信息素，比如扳手、螺丝刀、洗碗机、金字塔、椅子和啤酒瓶。在人类社会中存储虚拟信息的能力，是我们创造一个比蚁群更加复杂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关键。我们将信息具象化不仅是为了交流，更是为了通过实体化产品来实际应用我们的知识、技术和想象力，进而提高我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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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中我们了解到产品作为一种信息的实体化，是如何携带着对于知识、技术和想象力的实际应用能力的，接下来我们将探索限制创造这些产品的因素。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因素也使得经济体系中信息的增长更加不均衡，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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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 [:170461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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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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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 第三部分技术的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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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前巴塞罗那队主教练、现任拜仁慕尼黑主教练的何塞普·瓜迪奥拉到访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瓜迪奥拉此行是接受了他的朋友，同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财务主管伊斯拉埃尔·鲁伊兹的邀请。我在与伊斯拉埃尔、向伊藤穰互通邮件后，欣然负责了接待瓜迪奥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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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迪奥拉的参观计划很容易安排。媒体实验室里边，我团队和其他团队中的学生都十分激动地想给足球明星展示自己的成果。然而，因为其他院系的学生也想见他，所以我决定组织一个简短的问答会。就在这次问答中，一个学生问道：“如果我们组建一个机器人球队，你会来当这个队的教练吗？”瓜迪奥拉的回答很短很巧妙，以下是我的转述：“训练队伍最主要的困难不是想出一个战术，而是把这个战术注入球员的头脑中。我觉得对机器人来说这不是一件难事，所以我会婉拒你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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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迪奥拉的回答精辟地总结出了团队工作的主要挑战。多年的训练经验告诉他，最困难的事不是想出比赛战术，而是把战术传达给球员。作为教练，瓜迪奥拉的困难不只是简单的交流问题，很明显，他不希望球员只是死记硬背住他的战术。他希望的是，球员能够在激烈的比赛中执行他的战术。他的计划必须被球员深度内化，而这也是球队训练困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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