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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测量经济复杂性的唯一手段。同样的数据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而且，我们还可以使用不同的数据——例如将国家和产业、将产业和职业类型联系起来的数据——来创造取决于职业和地点之间（而非产业和地点之间）的网络结构的衡量方法。我们在这里不是说经济复杂性是唯一且最好的衡量方法，我们要说的是，通过发展能保留网络中经济元素特性的分析技术，经济复杂性是可以被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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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新方法的代价很高，因为它提供了预测总体经济产出的模型，这种模型不仅融合了之前探究过的要素，比如机制、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还融合了有关一个经济体总体积累的知识技术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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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中，我们不谈国家经济，不谈生产要素和GDP，我们会从一个记叙性、生物学性和历史性更强的角度，来对比人类群体携带和解析知识信息的能力与生物界中与之等效的机制。这将会有助于我们探究系统以再现其促使信息增长的能力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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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图10–2、图10–3、图10–4、图10–5中，国家和地区英文名缩写对应关系如下：智利（CHL）；巴基斯坦（PAK）；新加坡（SGP）；冰岛（ISL）；巴哈马（BHS）；新喀里多尼亚（NCL）；中国澳门（MAC）；巴林（BHR）；马耳他（MLT）；巴巴多斯（BRB）；圣基茨和尼维斯（KNA）；委内瑞拉（VEN）；哥斯达黎加（CRI）；毛里求斯（MUS）；牙买加（JAM）；沙特阿拉伯（SAU）；阿曼（OMN）；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TO）；加蓬（GAB）；伯利兹（BLZ）；阿尔及利亚（DZA）；萨摩亚（WSM）；伊朗（IRN）；圭亚那（GUY）；喀麦隆（CMR）；几内亚（GIN）；冈比亚（GMB）；中非（CAF）；卢旺达（RWA）；尼日尔（NER）；马拉维（MWI）；布隆迪（BDI）；埃塞俄比亚（ETH）；塞拉利昂（SLE）；塔吉克斯坦（TJK）；萨尔瓦多（SLV）；斐济（FJI）；巴布亚新几内亚（PNG）；尼加拉瓜（NIC）；海地（HTI）；土库曼斯坦（TKM）；尼日利亚（NGA）；多哥（TGO）；乌干达（UGA）；布基纳法索（BFA）；马里（MLI）；莫桑比克（MOZ）；塞内加尔（SEN）；赞比亚（ZMB）；苏丹（SDN）；贝宁（BEN）；蒙古（MNG）；孟加拉国（BGD）；肯尼亚（KEN）；尼泊尔（NPL）；坦桑尼亚（TZA）；吉尔吉斯斯坦（KGZ）；科特迪瓦（CIV）；马达加斯加（MDG）；亚美尼亚（ARM）；加纳（GHA）；阿塞拜疆（AZE）；格鲁吉亚（GEO）；危地马拉（GTM）；巴拉圭（PRY）；玻利维亚（BOL）；叙利亚（SYR）；白俄罗斯（BLR）；哈萨克斯坦（KAZ）；厄瓜多尔（ECU）；多米尼加（DOM）；阿尔巴尼亚（ALB）；菲律宾（PHL）；津巴布韦（ZWE）；斯里兰卡（LKA）；摩洛哥（MAR）；约旦（JOR）；拉脱维亚（LVA）；挪威（NOR）；爱尔兰（IRL）；塞浦路斯（CYP）；摩尔多瓦（MDA）；乌克兰（UKR）；罗马尼亚（ROM）；南非（ZAF）；克罗地亚（HRV）；立陶宛（LTU）；墨西哥（MEX）；乌拉圭（URY）；阿根廷（ARG）；韩国（KOR）；新西兰（NZL）；以色列（ISR）；澳大利亚（AUS）；芬兰（FIN）；中国香港（HKG）；瑞典（SWE）；俄罗斯联邦（RUS）；哥伦比亚（COL）；爱沙尼亚（EST）；巴拿马（PAN）；黎巴嫩（LBN）；马来西亚（MYS）；秘鲁（PER）；埃及（EGY）；巴西（BRA）；印度尼西亚（IDN）；葡萄牙（PRT）；日本（JPN）；丹麦（DNK）；希腊（GRC）；斯洛文尼亚（SVN）；斯洛伐克（SVK）；洪都拉斯（HON）；土耳其（TUR）；泰国（THA）；印度（IND）；中国（CHN）；英国（GBR）；荷兰（NLD）；波兰（POL）；捷克（CZE）；奥地利（AUT）；西班牙（ESP）；意大利（ITA）；美国（USA）；德国（DEU）；加拿大（CAN）；匈牙利（HUN）；老挝（LAO）；安哥拉（AGO）；利比里亚（LBR）；乍得（TCD）；刚果（布）（COG）；毛里塔尼亚（MRT）；越南（VNM）；伊拉克（IRQ）；古巴（CUB）；突尼斯（TUN）；保加利亚（BGR）；科威特（KWT）；阿联酋（ARE）；瑞士（CHE）；法国（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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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 第十一章 知识、技术和信息的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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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通过学习知识、技术及其实际应用，以及积累和传播以上三者的媒介的相关信息，我们对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描述。这一系列对经济的描述侧重于对技术和信息的携带和解析，我们将知识技术实际应用于产品中的能力会如何增强我们的生产力，以及使商家和员工运转的、受限的技术映射出的技术的量化会如何限制经济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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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提到过到信息和技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信息是指由编码序列体现的次序，例如音乐和DNA中的排列；而知识技术是指系统处理信息的能力。比如，在进行光合作用（植物从空气中吸收碳的过程）时生物的关系网络中就能找到跟技术相关的例子；能进行“自我繁殖”（几组人使用矿石制造汽车的过程）的人际关系网络会是个更加奇特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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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信息有别，但是也紧密相连。一个系统携带技术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利用信息重建所需技术的动态网络的灵活性。比如，种子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例子。种子其实是一个包裹，同时包含了一个植物（例如，一棵树）生长所需的技术和信息。一棵树的生长过程别无其他，就是在解析其基因信息的技术。一颗种子长成大树的变化解释了光合作用所需的技术，其目的是构造能将营养和水从地面传输到树叶，以及抵御害虫侵袭的结构。一颗种子长成大树的变化，是技术和信息解析较其本身更加复杂的结构，所以大树能发挥种子所缺少的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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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技术和信息的解析是怎样发生的？这到底是DNA携带信息所产生的结果，还是种子的原始细胞中的技术和DNA携带的信息之间更复杂的关系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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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认为，树的繁殖并非是单纯地“砰砰”吐出DNA。对于树木而言，如此简单的繁殖方法并不奏效。跟遗传物质相比，种子包含更多遗传信息。它们包括不同种类的细胞器，但是却不包括不能被获取、解析以及繁殖的DNA分子携带的信息。DNA对于生物有机体的繁殖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没有原始细胞的蛋白质和细胞器的关系网络，繁殖是无法进行的。往土地中撒一串DNA并无法种出树来，因为DNA缺乏解析自身的技术。事实上，DNA都没有技术也无所谓解析自己，它受制于解析自身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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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DNA的生物网络使用基因序列的模板和DNA的监管指令，以达到生产所需的蛋白质和细胞器的目的。生物网络会形成可以促使种子长成大树的结构。上述的例子诠释了生物界中的技术和信息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这样的联系会如何帮助生物有机体极高效率地携带和解析所需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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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中的信息和种间关系的技术之间的紧密联系，提供了高效的技术再生和传播的模式。若一切条件完美，几颗种子可以长成一片森林，蜂后可以建立起一片领地，几只兔子在繁殖后可以占领整个澳大利亚。不过生物界中技术和信息的结合并没有人类和产物所存在的系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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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生物学和经济中持续增长的大型关系网络涵盖了很多专业技术。例如，兔子比受精兔卵有更多的技术，并且在兔子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累积。在生物学里，存在拥有有限技术的独立的结构。器官能够完成细胞无法完成的机能，兔子可以完成远超过其器官能完成的机能，而生态系统包含的技术超过了一个物种拥有的技术的总和（例如，生态系统能够调整环境，即使它并不知道自己有这种能力）。上述的转接点，与前文我们讨论的人比和公司比的限制相似。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和信息的联系解除时的程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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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DNA中的模板和指令，很多生物机体中的技术可以被装进一个小容器中。这个容器里包含密集信息的分子——DNA，还有重造复杂有机体所需的技术所在的关系网络。然而，生态系统中的技术，无法被塞进如此微小而精致的单位中。相比较单独的有机体的繁殖而言，生态系统的繁殖会变得更加困难，其毁灭也会造成更多麻烦。通过强调携带关系网络的技术的责任分担如何定义系统的承接点，经济和生物学之间的相似之处会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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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来讲，经济有着生态系统中的再生限制。和生态系统类似，经济中存在大量的技术，并且只能通过在独立单位组成的关系网络中的分解和分配，来展现出存在的技术。换句话说，也就是通过中间结构的量化和具化，实现这一目的。在经济领域里，企业和人代替了生物学的牧群和有机体，但是量化原则却在两个学术领域内都适用。更为具体地讲，经济学仍缺乏DNA所具有的技术和信息的紧密联系。而正是这样的联系使生物有机体能紧紧地携带技术。有关工程学、艺术和音乐的书可以培养出工程师、艺术家和音乐家，但是却无法比拟长颈鹿胚胎分解DNA长成长颈鹿的精炼、神奇和效力。通过像书面信息一样传递指令和模板，比起同样的生物有机体中的能力，经济携带和解析技术的能力会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些不同也意味着在经济中技术的原始状态是未分解的。这也体现在关系网络中。即使通过阅读和写作的方式，我们可以获取一些技术，但是我们使用信息去获取技术的能力是极大受限的。所以，发达经济体中的技术无法轻松地被传播到其他地区。经济不像种子那样有和DNA与分子网络的紧密关系，所以它们需要创造整个生态系统，以将技术传递到其他地方。这个例子再次解释了为什么技术会受到地理上的限制，以及为什么传播知识技术的具有实际用途的东西（例如车），比制造这些东西的知识技术的传播要更加有效。因为缺少DNA细胞组合的等价物，所以经济携带技术的能力的不足决定性地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体现出技术的携带和解析是全球经济结构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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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设想如下的场景：假设把10个少年送到孤岛上并给他们配备无法被摧毁的太阳能电脑。电脑里包含了迄今为止所有的互联网、书、杂志的完整的复制品。对于这些青少年们而言，这个“DNA”是否足够用来解析这些复制品包含的5~10代人的信息？他们是否能够发展出一个社会，其中包含了我们现代社会中习以为常的冶金术、农业和电子学的专业技术，而这些技术悄然存在于他们所携带的书和网络的信息里？或者他们根本无法将信息解析为有效的技术，以至于完全无法重建出拥有任何可观技术的社会（如提出这个奇怪设想的社会所拥有的技术这般）？当然，通过实验再生这个所谓的“蝇王”[11]的方案是难以实现的，但是过去的一些实例告诉我们，当社会群体被孤立时，技术也会同时消失，而且再生某些地方仅存的技术也会十分困难，即使这样的想法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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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原住民被孤立后失去科学技术的故事。正如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中所提到的那样：“最极端的案例是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形成的社会里，他们甚至放弃了骨器和捕鱼技术，以至于成为现代生活中拥有最简单科技的社会。澳大利亚原住民可能也曾使用过弓箭，但却在之后选择弃用这些工具。托雷斯群岛人弃用了独木舟，然而加瓦岛人却在弃用独木舟后又再次采用了它们。整个波利尼西亚都弃用了陶器。大多数波利尼西亚人和很多美拉尼西亚人在战争中也不再使用弓箭作为武器。北极的因纽特人选择不再使用弓箭和木架皮舟，然而多赛特的因纽特人除了弃用弓箭以外，还放弃了使用弓形钻和养狗的习惯。”1毫无疑问，这些原住民不但没有我们之前设想中那样拥有无法毁灭的太阳能电脑，他们也无须再生出他们选择离开的现代社会中所有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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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关于詹姆斯敦、弗吉尼亚和位于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的殖民地的历史。当初来到美国的那些英国殖民者，其早期的成功并不是基于他们效仿欧洲社会的能力，而是联结起救他们于毁灭的群体的结果。在詹姆斯敦，在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带着烟草种子到来之前，殖民者互相残杀，但这之后，他们靠种植烟草与英国建立经济往来，以进口在殖民地无法生产却迫切需要的所有东西。如果没有这种经济往来，詹姆斯敦殖民地很有可能会遭受像毁灭的罗阿诺克早期殖民地一样的命运。在美国，人们庆祝感恩节，是因为印第安人为新英格兰殖民者提供了他们在夏季无法生产的生活物资，从而拯救了他们的性命。跟詹姆斯敦的情况非常相似，普利茅斯殖民地需要外部援助以维持生存，并持续维持与英格兰的纽带关系以积累专业技术，最终将这些技术传播到整个新英格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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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将给出一个更现代的例子。在20世纪初，福特汽车公司在亚马孙获得了大面积土地的使用权。这片土地位于塔帕若斯河的河岸，其面积相当于康涅狄格州的大小。2被巴西人称为福特兰蒂亚（Fordlandia）的“殖民地”，被计划用于建成大型的橡胶种植园。在亨利·福特看来，这也是建造并发展一个如同他在美国中西部建造的社会那样深思熟虑的一步。但是福特兰蒂亚却并未能蓬勃发展起来。福特兰蒂亚的居民并没有像詹姆斯敦人和罗阿诺克人那样遭受饥饿，但是他们同样为了生存，得一直依赖于福特在金钱上的援助。福特兰蒂亚历史悠久也充满了灾难，包括政治和道德问题上的冲突，以及科技上的匮乏和生物上的病虫灾害。这个事业也汇聚了福特汽车公司老练的工程师和经理人的技术与经验。然而，他们试图在亚马孙丛林中重建出20世纪20年代的密歇根的计划却没有成功。尽管他们付出了所有的努力和尝试，将生活在密歇根半岛的人们的技术传播到塔帕若斯河岸，对实力强大的福特汽车公司而言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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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通过关注携带和解析技术与信息的能力，社交关系网有限的携带技术的能力，以及创造能够体现技术的实际用途并提高人们能力的物品的各种讨论，希望能帮助读者理解经济流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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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本书之旅的最后一站。在最后一章，我将会总结我们已经研究过的物理系统、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以及我们所研究的这些系统中有助于信息增长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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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蝇王》是英国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借小孩的天真来探讨人性的恶这一严肃主题。——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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