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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想要强调一点，作为经济函数，人际关系网大量积累知识的能力跟我们研究社会关系网的经济关联性（economic relevance of social networks）时所提到的经济函数不是一回事。按照传统的说法，社交网络影响经济中信息传递（information transfer）、奖赏和惩罚的来源（sources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以及信任库（repositories of trust）这几个渠道。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解释所说：“以社交关系网的形式为主的社会结构能对经济的结果有一定影响，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社会网络影响信息的流向和质量。因为许多信息是微妙而难以核实的，所以行为者一般都不相信非人际网提供的信息来源，而是依赖于他们所认识的人。第二，社会网络是一个重要的奖罚来源，因为当信息来自自己认识的人时，这些信息所能带来的影响往往会被放大。第三，信任，我说的信任是指，承认也相信别人会做‘对’的事，即使社会上可能存在和所谓的‘对’明显反向的激励。” [Mark Granovetter,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9, no. 1 (2005): 33–50.]我在第八章中，回顾了更多讲社会网络及经济网络关系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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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们之所以认为社会学习减缓了知识累积的节奏，是因为真正找到社会学习的机会很难而且花销很大。通常意义上来说，社会学习本身使其他类的学习事半功倍——换句话说，向专家学习，成效更快。而这里所讲的对社会学习的需求减缓了知识的累积，说的其实是个体找到想要获得每个特定知识的每个社会学习机会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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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是史蒂文·平克写的一本生动描述基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的好书：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Pengu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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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近几十年中，研究基因政治领域的政治科学家和生物学家已经积累了大量政治偏好和基因的证据。这些研究结果大部分来自对同卵和异卵的双胞胎的研究数据，这些数据与其投票记录和政治面貌有一定的联系。当然，这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研究领域，一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在心理上不认可基因对政治选择有影响，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些政治科学家坚称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相关，即使它们之间确有联系。详见Larry Bartels,“Your Genes Influence Your Political Views. So What?,”Monkey Cage blog,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2, 2013。关于基因政治的普适解释，我推荐John Hibbing,“Why Biology Belong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Monkey Cage blog,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7, 2013。这是一篇讲政治观点与遗传学的学术论文，见John R. Alford, Carolyn L. Funk, and John R. Hibbing, “Are Political Orientations Genetically Transmitte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 no. 2 (2005): 153–167; Carolyn L. Funk et al.,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Transmission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s,”Political Psychology 34, no. 6 (2013): 805–819; Christian Kandler, Wiebke Bleidorn, and Rainer Riemann, “Left or Right? Sources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 The Roles of Genetic Factors, Cultural Transmission, Assortative Mating, and Personalit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no. 3 (2012): 633。着重于遗传学和政治参与的论文，见James H. Fowler, Laura A. Baker, and Christopher T. Dawes, “Genetic Variation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2, no. 2 (2008): 233–248; James H. Fowler and Christopher T. Dawes, “Two Genes Predict Voter Turnout,”Journal of Politics 70, no. 3 (2008): 579–594; James H. Fowler and Christopher T. Dawes, “In Defense of Geno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 no. 2 (2013): 36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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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rett Stetka,“What Do Great Musicians Have in Common? DNA,”Scientific American, August 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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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个体间的遗传变异比群体间的要大得多，这一事实是避开种族主义者和优生学的主要论据。这一解释是在平克《白纸一张》（The Blank Slate）中提出的争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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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推测人脑的知识和信息容量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完成曼哈顿工程时对计算机产生兴趣的匈牙利博学者约翰·冯·诺依曼参与了最先进行这一行动。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些假设体现在他的书中：The Computer and the Brai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其中，诺依曼提到大脑的构造从根本上是与计算机完全不同的。计算机是由晶体管组成的，即用两个输入量产生一个输出量，而大脑是由神经元组成的，即可能用成千上万的输入量来产出一个单一的输出量。这些不同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大脑频率，大概100赫兹，需要用一个考虑到输入量多样性的因数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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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普通大脑中神经元和突触的数量为大脑容量做一个简单的粗略计算：大约1010个神经元和1014个突触（平均10 000突触一个神经元）。一个对于大脑信息容量天真的估计，是把每一个突触当成一个比特，产生一个100万亿字节的数字。一个更有野心但依然天真的估计，是把每一个存在的突触当成是1，每一个可能但不实体的突触当成是0。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神经元的10 000个突触中每一个都从一组100 000个可能的突触中选择，那么大脑中的信息将大约为1 000太字节或者一拍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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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有偿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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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eg Grandin,Fordlandia: The Rise and Fall of Henry Ford’s Forgotten Jungle City(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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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然，一个人可以认为多数公司都是从小团队开始的，例如戴姆勒奔驰和苹果公司，并且因此事实上很少的人比参与了这些产品的生产。尽管一个早期的戴姆勒机车或者一个苹果一代产品是可以被一个很小的组织制作出来的，但对于后期更加复杂的模型来说是不可能的。随着公司规模增大并进入到更加复杂的产品时，它们积累了更多的产出性知识。所以，如果我们把2014款梅赛德斯300的创造及全球流通看作一个与制造一些自定义机动车有所不同的产品，那么我们需要接受，尽管它们看起来是属于同一类别的，这些更复杂的产品需要更多的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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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之间的所有部门是它们积累知识的能力有限的结果，这一结论是十分天真的。大多数公司的规模是被其他更易理解的力量所限制的，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它们能够支付得起的人的数量。但是，就算是有无穷资金的公司也会在某一个点跳进一个有限的知识容量，这一点（与罗纳德·科斯对于公司的理论相符，我们会在本章后面的部分回顾）表现在内部做一个活动和从市场中雇用之间的价格不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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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nald H.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 4, no. 16 (1937): 386–405.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当作起点：John R. Commons’“Institutional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1 (1931): 648–657。交易成本理论、制度经济学以及它年轻的无命名创意的兄弟——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促使代理人互动的决定，及调节这些相互作用的合同和治理结构。对于此文献的介绍也出现在Howard A. Shelanski, and Peter G. Klein.“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 Review and Assessment,”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1, no. 2 (1995): 33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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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个故事来源于Ronald Coase，“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no. 4 (1992): 71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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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那些不熟悉这个引用的人，它是“一切都应该尽可能简单，但不要更简单”。关于这个引用历史的细节，包括它是否真的是由爱因斯坦所声明的辩论，可在http: //quoteinvestigator.com /2011 /05 /13 /einstein-simple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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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考虑更简单的限制公司规模的理论也是合理的。例如，假设人们只要支付得起就雇用他人，一个招聘流程的关系视图会依据公司的收益限制它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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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iyoung Kim,“Analysis: Friend and Foe; Samsung, Apple Won’t Want to Damage Parts Deal,”Reuters, August 2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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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alter Isaacson,Steve Job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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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那些好奇iPad游戏的人，除了在文章中提到的三个游戏外，我推荐《XCOM：未知敌人》、《文明帝国》、《模拟城市》、《火星漫步》、《细胞漫步》和《星球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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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liver Williamson,“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22, no. 2 (1979): 23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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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他把这个标记为“投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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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布莱恩·乌齐（Brian Uzzi）细致地研究了服装生产商和供应商关系的嵌入性。详见Brian Uzzi,“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42, no. 1 (1997): 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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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Free Exchange: Down Towns,”The Economist, August 15, 2013.然而，大多数通信技术的改变是定性的。为了客观地估算花费上的改变，我们需要知道一个19世纪末实业家会花多少钱在例如电子邮件或者一个简单的Skype通话这样的异步技术上。并且很有趣的一点是，就像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在《信息：历史，理论，泛滥》（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New York：Pantheon, 2011)中所优美描绘的那样，法国发明的电报机是基于用臂位置来传输信息的精巧的设计。这个机械的电报机在日期上比我们所最熟悉的，一提到这个词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画面的电报机要早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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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oase,“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强调了钱作为最基本但被忽略的财产的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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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目前，制造USB设备的标准执照要花费4 000美元一年(http: //www .usb .org /developers /ven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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