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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蒂涅刚到巴黎的时候充满了理想主义，想当一名清正廉洁的法官。他也有良心的底线，拒绝了伏脱冷杀人谋财的阴险建议。他想要勾引高老头的二女儿，但觉得这样不妥，一直犹犹豫豫。到故事的结尾，高老头去世的时候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送葬费是拉斯蒂涅卖掉自己的金表支付的。目睹这一幕幕悲剧，他在埋葬了高老头的同时，也埋葬了自己最后一滴同情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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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决心向社会挑战：“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随后，他来到高老头的二女儿身边，与她共进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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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作家不会急于给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下道德判断。拉斯蒂涅的艰难选择，是一个畸形社会的缩影。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时代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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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如果拉斯蒂涅到了20世纪，假设他出生于1910-1920年间，他会怎么选择呢？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如果跻身资本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5倍，如果跻身劳动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10-12倍。拼搏还是拼爹？当然是拼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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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拉斯蒂涅出生于1940-1950年，也就是赶上了“婴儿潮”的一代，他该怎么选择呢？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如果跻身资本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6-7倍，如果跻身劳动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10-12倍。拼搏还是拼爹？当然还是拼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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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拉斯蒂涅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他该怎么选择？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如果跻身资本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12-13倍，如果跻身劳动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10-11倍。拼搏还是拼爹？这个吗，恐怕就要掂量掂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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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们并没有倒退到高老头的时代。过去，财富的继承带来的是一个僵化、集中的世袭社会，少数人高居云端，多数人辗转泥尘。如今，即使财富的继承越来越重要，但能够财产继承者人数远远多于19世纪，每个人继承到的财产也没有那么巨额，所以，我们现在大致处在“婴儿潮”和高老头两个极端的中间地带。绝大部分年轻人仍然相信靠自己的拼搏，但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拼爹的重要性。有父母的支持，和没有父母的支持，会对年轻人的生活、事业，带来巨大的影响。按照皮克迪的研究，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法国人，收入中有1/4来自财产继承，到21世纪，下一代人的收入中大约会有1/3到3/4来自财产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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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拉斯蒂涅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又该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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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皮克迪之七：市场经济能否自发地纠正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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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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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把皮克迪的中心思想总结一下。收入不平等可分为来自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和来自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劳动收入不平等有可能会非常极端，比如皮克迪说到的美国的“超级经理人”，但相对而言，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逊于资本收入不平等。劳动收入不平等很难被世代继承，所以过了一代人就会逐渐消失。资本收入不平等却会日益累积。首先，资本的收益率在大多数时期都高于经济增长率。其次，大资本的收益率很可能高于小资本的收益率。最后，由于各国之间的竞争，对资本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大资本交的税比中等资本还要低，这是一种实质上的累退税。长此以往，资本将不断地自我增值，尤其是大资本的势力越来越大，很可能最终引起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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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收入不平等会引起社会冲突？必须声明的是，不是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会引起社会冲突。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比如种姓制度，比如奴隶制度，人分三六九等，贱民自出生之时，就永无出人头地之日，那么，人们很可能会听天由命，接受贵贱之间判若云泥的现实。如果你相信安茵·兰德的哲学，相信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给自己赚钱，自私是一种美德，贫穷是自己作孽，那么，即使没有暴君镇压，你照样会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生活得怡然自得。要想让人们接受极端的收入不平等，要么靠镇压，要么靠洗脑，很可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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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一个极端不平等的时代，但当时还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政府并不提供教育、卫生、养老、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没有钱的人就没有投票权。女性也没有投票权，更不用说黑人了。但是，一战之后，各国都陆续实行了普选制，尤其是抛弃了将财产多少和投票权挂钩的做法。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但在财产拥有方面，富人和穷人却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巨大的反差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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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富人为富不仁是极其荒谬的。资本本身无善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利息在古希腊语（tocos）中，同时也是孩子的意思，钱就是要生钱的。这就是我们时常听到的：“人挣钱很难，钱挣钱很容易。”不管资本的来源是什么，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还是自己创业挣来的，是做出了重大的科技创新得到的回报，还是贩卖毒品赚来的暴利，都无所谓，到最终，百川到海，万物归宗，只要资本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会不断地自我繁殖。金钱不眠，你只需要侧耳倾听，就能听到箱子里金币不停地掉落的声音。只要你允许市场经济，就不能阻止资本获得回报。只要你允许资本自由地得到回报，就不能避免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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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是想要民主，还是想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如果你想要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那么19世纪可能会是前车之鉴。19世纪也是经济全球化，19世纪也有重大的科技进步：电报、电话、电灯、电影、轮船、汽车，等等，19世纪也有一段长期的和平，但19世纪却是一个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革命爆发的时代。如果想要民主，就必须让民主学会控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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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灭收入不平等而放弃市场经济，已经被前苏联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尝试证明是极其愚蠢的。市场经济是会带来收入不平等，但它还有更重要的功能，它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源，它能够鼓励各种创新活动，它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亿万人的生产和生活。解决收入不平等的最佳办法，不是放弃市场经济，而是更好地管理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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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是无法接受这一逻辑的。他们的思路是：不成功，则成仁。但现实政治需要的是中庸和妥协。这也是持中庸观点的学者易于被误读的原因之一。凯恩斯被视为政府干预的支持者、市场经济的反对者。但恰恰相反，凯恩斯是坚定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出版之后，凯恩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但他也提到，他和哈耶克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凯恩斯相信，为了保住核心阵地，有必要放弃一些外围工事。就算是被称为市场经济最坚定支持者的哈耶克，其实也没有说过政府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哈耶克清清楚楚地写到：“毫无疑问，政府需要向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供给、住所和衣物，保障他们能够身体健康，具有工作的能力。”他的这一主张，已经超越了19世纪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他心目中的政府，更接近于20世纪的“社会国家”（soci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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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迪的观点和凯恩斯类似。他反对的只是那些最极端、最顽固，而且将日益僵化的收入不平等。收入最高的10%阶层，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能够被大家接受的。但在收入最高的10%阶层中，收入最高的1%和其余的9%仍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收入最高的1%的财富大多来自资本收入，这和他们勤奋不勤奋、创新不创新，甚至工作不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财富不断地集中于1%，最后带来的是99%的人们都感到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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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迪谈到，解决收入不平等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征税。他的具体建议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和资本税。姑且不提这一建议的可行性。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贫富越来越分化，但不征税，另外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国有化或保护主义。国有化对市场经济的伤害更大，保护主义会破坏经济全球化。征税并不干涉经济自主权，只是做收入的二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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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本身也无善恶。政府征税之后，大部分收入用于维护社会稳定、保护财产权利、保卫国家安全，另一部分收入用于提供各种公共福利，而公共福利对所有的公民是一视同仁的，只有失业救济、对贫困家庭的补助是针对穷人，但这部分支出在整个政府预算中微不足道，所以征税并非是“劫富济贫”。征税的另一个好处是民主决策。如何征税、谁来交税、该怎么交，交上来的税该怎么用，都是需要全民讨论的。事实上，争取民主政治的最好办法就是建设公共财政体制，以公开、透明的财政体制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规范和制约政府的行为，同时提供公众参与、影响决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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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一条船。这条船漏水了，每个人都要遭殃。解决收入不平等，不仅仅是为了安抚穷人，更不是为了打击富人，而是为了创造一个乐观积极的社会，让每个人都有信心，在这个社会中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出人头地。这样一个稳定、自由的社会，对99%的人是有利的，对1%的人也是最安全的。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社会极端地不公平，只有你一个人鲜衣怒马、妻妾成群，而你的周围都是面有菜色、手拿镰刀斧头的饥民，你会不害怕？“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财富不能像过去那样傲慢了，要学会谦卑：敬畏天道，感激运气，尊重社会，关心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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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皮克迪之八：征收全球资本税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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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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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迪最为大胆、也是最有争议的政策建议是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的资本税。他认为，这是遏制全球贫富分化的最有效政策。具体来讲，可以考虑对100万欧元以下的净资产不征税，对100-500万欧元的净资产征收1%的资本税，对500万以上的净资产征收2%的资本税。或者，也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对相对小额的资产，比如20万以下的净资产，可以象征性地征收0.1%的资本税，对于20-100万欧元之间的净资产可以征收0.5%的资本税。对极其巨额的资产，比如10亿欧元以上，可以征收5-10%的资本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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