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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把皮克迪的中心思想总结一下。收入不平等可分为来自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和来自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劳动收入不平等有可能会非常极端,比如皮克迪说到的美国的“超级经理人”,但相对而言,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逊于资本收入不平等。劳动收入不平等很难被世代继承,所以过了一代人就会逐渐消失。资本收入不平等却会日益累积。首先,资本的收益率在大多数时期都高于经济增长率。其次,大资本的收益率很可能高于小资本的收益率。最后,由于各国之间的竞争,对资本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大资本交的税比中等资本还要低,这是一种实质上的累退税。长此以往,资本将不断地自我增值,尤其是大资本的势力越来越大,很可能最终引起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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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收入不平等会引起社会冲突?必须声明的是,不是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会引起社会冲突。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比如种姓制度,比如奴隶制度,人分三六九等,贱民自出生之时,就永无出人头地之日,那么,人们很可能会听天由命,接受贵贱之间判若云泥的现实。如果你相信安茵·兰德的哲学,相信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给自己赚钱,自私是一种美德,贫穷是自己作孽,那么,即使没有暴君镇压,你照样会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生活得怡然自得。要想让人们接受极端的收入不平等,要么靠镇压,要么靠洗脑,很可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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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一个极端不平等的时代,但当时还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政府并不提供教育、卫生、养老、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没有钱的人就没有投票权。女性也没有投票权,更不用说黑人了。但是,一战之后,各国都陆续实行了普选制,尤其是抛弃了将财产多少和投票权挂钩的做法。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但在财产拥有方面,富人和穷人却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巨大的反差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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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富人为富不仁是极其荒谬的。资本本身无善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利息在古希腊语(tocos)中,同时也是孩子的意思,钱就是要生钱的。这就是我们时常听到的:“人挣钱很难,钱挣钱很容易。”不管资本的来源是什么,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还是自己创业挣来的,是做出了重大的科技创新得到的回报,还是贩卖毒品赚来的暴利,都无所谓,到最终,百川到海,万物归宗,只要资本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会不断地自我繁殖。金钱不眠,你只需要侧耳倾听,就能听到箱子里金币不停地掉落的声音。只要你允许市场经济,就不能阻止资本获得回报。只要你允许资本自由地得到回报,就不能避免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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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是想要民主,还是想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如果你想要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那么19世纪可能会是前车之鉴。19世纪也是经济全球化,19世纪也有重大的科技进步:电报、电话、电灯、电影、轮船、汽车,等等,19世纪也有一段长期的和平,但19世纪却是一个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革命爆发的时代。如果想要民主,就必须让民主学会控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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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灭收入不平等而放弃市场经济,已经被前苏联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尝试证明是极其愚蠢的。市场经济是会带来收入不平等,但它还有更重要的功能,它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源,它能够鼓励各种创新活动,它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亿万人的生产和生活。解决收入不平等的最佳办法,不是放弃市场经济,而是更好地管理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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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是无法接受这一逻辑的。他们的思路是:不成功,则成仁。但现实政治需要的是中庸和妥协。这也是持中庸观点的学者易于被误读的原因之一。凯恩斯被视为政府干预的支持者、市场经济的反对者。但恰恰相反,凯恩斯是坚定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出版之后,凯恩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但他也提到,他和哈耶克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凯恩斯相信,为了保住核心阵地,有必要放弃一些外围工事。就算是被称为市场经济最坚定支持者的哈耶克,其实也没有说过政府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哈耶克清清楚楚地写到:“毫无疑问,政府需要向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供给、住所和衣物,保障他们能够身体健康,具有工作的能力。”他的这一主张,已经超越了19世纪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他心目中的政府,更接近于20世纪的“社会国家”(soci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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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迪的观点和凯恩斯类似。他反对的只是那些最极端、最顽固,而且将日益僵化的收入不平等。收入最高的10%阶层,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能够被大家接受的。但在收入最高的10%阶层中,收入最高的1%和其余的9%仍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收入最高的1%的财富大多来自资本收入,这和他们勤奋不勤奋、创新不创新,甚至工作不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财富不断地集中于1%,最后带来的是99%的人们都感到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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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迪谈到,解决收入不平等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征税。他的具体建议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和资本税。姑且不提这一建议的可行性。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贫富越来越分化,但不征税,另外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国有化或保护主义。国有化对市场经济的伤害更大,保护主义会破坏经济全球化。征税并不干涉经济自主权,只是做收入的二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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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本身也无善恶。政府征税之后,大部分收入用于维护社会稳定、保护财产权利、保卫国家安全,另一部分收入用于提供各种公共福利,而公共福利对所有的公民是一视同仁的,只有失业救济、对贫困家庭的补助是针对穷人,但这部分支出在整个政府预算中微不足道,所以征税并非是“劫富济贫”。征税的另一个好处是民主决策。如何征税、谁来交税、该怎么交,交上来的税该怎么用,都是需要全民讨论的。事实上,争取民主政治的最好办法就是建设公共财政体制,以公开、透明的财政体制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规范和制约政府的行为,同时提供公众参与、影响决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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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一条船。这条船漏水了,每个人都要遭殃。解决收入不平等,不仅仅是为了安抚穷人,更不是为了打击富人,而是为了创造一个乐观积极的社会,让每个人都有信心,在这个社会中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出人头地。这样一个稳定、自由的社会,对99%的人是有利的,对1%的人也是最安全的。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社会极端地不公平,只有你一个人鲜衣怒马、妻妾成群,而你的周围都是面有菜色、手拿镰刀斧头的饥民,你会不害怕?“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财富不能像过去那样傲慢了,要学会谦卑:敬畏天道,感激运气,尊重社会,关心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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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皮克迪之八:征收全球资本税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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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迪最为大胆、也是最有争议的政策建议是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的资本税。他认为,这是遏制全球贫富分化的最有效政策。具体来讲,可以考虑对100万欧元以下的净资产不征税,对100-500万欧元的净资产征收1%的资本税,对500万以上的净资产征收2%的资本税。或者,也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对相对小额的资产,比如20万以下的净资产,可以象征性地征收0.1%的资本税,对于20-100万欧元之间的净资产可以征收0.5%的资本税。对极其巨额的资产,比如10亿欧元以上,可以征收5-10%的资本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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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迪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征收资本税,遇到的最大障碍是需要各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这类似“囚徒悖论”:如果各国都征收资本税,那么各国政府都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税收增加;但如果其它国家不征收资本税,只有一个国家征收,那么资本会离开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下降、税收减少。最后的结果是各国都不征收资本税,但这对它们来说其实是个次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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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概念也有其价值所在。学者的职责不是如何实施政策,而是提出自己的建议,供大家批评和参考。征收资本税,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多收三五斗”,而是通过征税改变规则,提高金融数据的透明度,防范金融危机、巩固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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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征收资本税,各国政府必须掌握及时、准确的关于资本的数据。税收有助于改善统计质量。法国在大革命期间开始征收财产税,但税率非常低,与其说是征税,不如说是强制要求公民申报自己的财产。如果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收入数据,将无法客观、公正地讨论收入分配问题。资方可以辩解,说自己并没有把钱装进口袋了,都分给工人了,工人们是不会相信的。工人同样可以申辩,说自己一分钱都没有拿到,钱全都被资本家拿走了,他们会要求把自己“应得”的部分要回来,甚至分掉资本家的家产。消除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数据和事实本身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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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会有人说,这种法规必然会导致很多回避管制的新做法,比如,“地下银行”会盛行。这是肯定的,监管和回避监管,一直都是“猫鼠游戏”,问题在于,哪一方的优势更大。在盛行资本自由化、放松管制的过去,资本腾挪的空间一定更大,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政府的决心越来越大、政策工具越来越多,相关的国际协调也在加强。也有人会认为,强制申报个人财产的做法会增加每个人的成本,变成繁文缛节,费时费力。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是像过去那样,靠个人自己填报财产,一定会出现瞒报和漏报,如何给资本定价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完全有可能得到更为及时、准确的个人财产信息,而且为个人节省时间和精力。以所得税的实践来看,一般的做法是雇主就帮雇员把收入信息上报了。美国很多州在征收财产税的时候,会由政府给个人发去信息,声明纳税人拥有的房地产数量、当时的市场价值,应该缴纳的金额,个人只需核实这些信息是否有误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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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根本上来讲,反对个人申报财产信息的最主要担心就是,政府可能会使用这些数据,侵犯到个人的财产权利。不能不说,这种担心是值得关注的。政府总是比公民的个人权力更大,如何制约政府的行为,是一件极其重要但又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从逻辑上讲,政府掌握财产信息,并不意味着就要干预经济自由,更不意味着政府就有权利以各种方式剥夺个人的财产。从实践中看,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法治的成熟程度,是约束政府行为的最可靠保证。一个征税的政府,比一个不征税的政府更容易制约。征税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承认财产的私人所有权。政府只有征税的权力,没有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不会是一只“闲不住的手”。在前苏联那样的计划体制下,政府根本就不关心征税。连你的工资都可以冻结,哪里还需要征税?如果所有的私人财产都要充公,怎么还能谈得上申报个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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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资本税还有助于防范潜在的金融危机。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央行对于金融体系基本上采取“自由放任”的模式,有的国家,比如美国,甚至长期没有央行。结果是,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经历了多次惨痛的教训之后,各国央行才开始意识到,央行除了发行货币,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防范金融危机。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央行必须挺身而出,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之所以远远小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国央行吸取了1929年股市崩盘时美联储无所作为的教训。当时美联储不仅不紧急贷款,反而提高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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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对金融危机,仅仅靠央行是不够的。央行可以迅捷地实施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即使央行及时发放紧急贷款,但它无法强迫企业用这些钱去投资、居民用这些钱去消费,由于担心潜在的风险,“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很多银行拿到央行的紧急贷款,转手就又存进了央行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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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必须做两项改革:第一,央行手中要有更及时、准确的金融信息,才能确保在平时更好地监督金融机构,再危机时刻更好地制定救助方案。第二,仅仅靠央行是不够的。央行必须和金融监管机构,比如银行、证券的监管机构通力合作,财政也应该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比,实施的速度会更慢,一项财政政策的出台,需要经过议会的批准,需要向全社会公布,但其劣势也是其优势,财政政策不是靠专家治国,而是靠民主政治治国。经济学中的“丁伯根问题”指出,政府能够采用的政策工具必须比其面对的政策目标更多。为了应对未来的潜在风险,政府工具箱中的政策工具必须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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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皮克迪之九:皮克迪讲的,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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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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