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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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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余下的部分由4个部分共16个章节组成。第一部分为“收入和资本”，包括两个章节，主要介绍了基本的观点，这些观点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反复出现。具体来说，第一章介绍了国民收入、资本和资本/收入比的概念，并重笔墨描述了全球收入和产出分配的变化过程。第二章详细分析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和产出增长率的演变。本书的第一部分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熟悉这些观点和18世纪以来全球增长历史的读者可以直接跳到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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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为“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由4个章节组成，这部分的目的是研究21世纪资本/收入比的长期演变和全球范围内国民收入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间的分配前景。第三章回顾了18世纪以来的资本变形记，从我们长期以来掌握最多数据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的例子说起。第四章介绍了德国和美国的情况。第五、六章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将分析的地理范围扩大到了全球，并试图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总结出经验，以助于我们预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资本/收入比以及资本——劳动划分可能的演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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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为“不平等的结构”，由6个章节组成。第七章主要是让读者了解不平等的数量级，包括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以及资本所有权及其收益的不平等。第八章分析了这些不平等的历史动态变化。第九和第十章将分析扩大到了所有我们拥有历史数据（在WTID数据库中）的国家，分别看看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第十一章研究了长时间以来继承财富重要性的变化。最后，第十二章对21世纪前几十年财富的全球分配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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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为“21世纪的资本监管”，由4个章节组成。前三部分主要是阐述事实，并分析观察到的变化产生的原因，而第四部分旨在从前面三个部分总结出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第十三章探讨了适合现状的“社会国家”是怎样的。第十四章在过去经验和近期趋势的基础上，对累进所得税进行了再思考。第十五章描述了适合21世纪情况的累进税制是怎么样的，并将这个理想化的工具和在政治进程中产生的其他管理方式进行了对比，包括欧洲的财产税、中国的资本管制、美国的移民政策改革，以及许多国家的保护主义复兴。第十六章主要解决公共债务问题和当自然资本开始退化时公共资本最优积累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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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说明的一点。如果在1913年出版一本书叫“20世纪资本论”，那是非常狂妄的。我请求读者包涵我，在2013年出版法文版以及2014年出版英文版的时候，给这本书起了“21世纪资本论”这个名字。我非常了解自己没有能力去预测2063年或2113年资本的形式是怎样的。正如我说过以及我将会说到的，收入和财富的历史总是非常政治化的、无规律的，而且是不可预测的。历史会怎么演变取决于社会如何看待不平等，以及采取怎样的政策和制度去衡量和改变不平等。没有人能够预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事情会怎样变化，但是历史的经验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下一个世纪里我们将要面临何种选择以及哪种动态变化会起作用。按理说这本书应该起名为“21世纪初资本论”，它的唯一目的是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些通向未来的钥匙。但历史总是能够创造自己的路径，这些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实际用处还有待考证。我只是将这些历史呈现给读者，并不是说我了解它们所有的意义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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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 马尔萨斯（1766~1834）与亚当· 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一样，被认为是“古典”学派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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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然还有自由主义乐观学派的观点：亚当·斯密应当是属于这一派的，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财富分配在长期内会变得更加不平等的可能性。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也认为会出现自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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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一种可能性是增加稀缺商品的供给，比如通过寻找新的石油储备（或如果可能的话，寻找比石油更清洁的新能源），或者通过迁移到更加密集的城市环境中（比如通过建设高层住宅），这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困难。在一般情况下，这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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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这一现实有亲身体验的恩格斯（1820~1895），与德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1818~1883）是好友和合作伙伴。他1842年定居在曼彻斯特，在那里他管理父亲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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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历史学家罗伯特·艾伦近期提出将工资长期停滞称为“恩格斯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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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后公开的内容为：“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文采也成全了他的巨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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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1847年发表了《哲学的贫困》（The Misery of Philosophy），以讽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Philosophy of Misery）（早几年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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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第六章中，我要回到马克思使用数据统计的主题。总结：他偶尔会使用当时可利用的最好的统计数据（虽然比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使用的统计数据更好，但依然比较简单），但是他通常采取一种相当写意的方式，始终没有将数据与其理论论证明确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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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见Simon Kuznet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no. 1 (1955):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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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见Robert Solow,“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no. 1 (February 1956): 6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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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见Simon Kuznets,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 in Income and Savings (Cambridge,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53)。库兹涅茨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1901年出生于乌克兰，1922年定居美国，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成为哈佛大学的一名教授。他于1985年逝世。他是第一位研究美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首次发表历史序列失衡数据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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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因为通常情况下，只有部分人口被要求提交所得税申报，为了测量总收入，我们还需要建立国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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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换句话说，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即美国最穷的90%人口）看到他们的国民收入比重从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的50%~55%增加到40年代末的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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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见Kuznets,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12–18。库兹涅茨曲线有时也被称为“倒U形曲线”。特别是库兹涅茨认为从贫困的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到富裕的工业生产部门的工人数量越来越多。首先，只有少数人从工业部门财富增加中受益，因此不平等也相应增长。但最终每个人都会受益，不平等就相应减少。显而易见的是，高度机械化生产是可以推广的，比如劳动力可以在不同工业部门间或不同收入岗位间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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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有趣的是，库兹涅茨没有数据证明19世纪不平等的增加，但对他来说（甚至对大多数观察者来说）这样的增长确实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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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库兹涅茨是这样自圆其说的：“这包括5%的经验和95%的思考，有些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见Kuznets,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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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the future prospect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within the orbit of the free world”(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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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这些代表性行为人模型（representative-agent models）中，其中一个假设从一开始每个行为人得到同样的工资，具有相同的财富，并且享受同样的收入来源，因此根据定义，增长按比例地惠及所有社会群体。这些模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便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普遍应用。这样简化现实的做法也许对于研究一些特定问题是合适的，但是明显地限制了可以问的经济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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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国家统计机构对于家庭收入和预算的研究很少追溯到1970年以前，并且倾向于严重地低估高收入，这是有问题的，因为高收入群体通常拥有多达一半的国民财富。税收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高收入的信息并且使得我们可以回顾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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