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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见thomas piketty and Gabriel Zucman,Capital Is Back: Wealth-IncomeRatios in Rich Countries,1700–2010 (paris: École d’économie de pari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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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见Raymond Goldsmith,Comparative National Balance Sheets: A Study of Twenty Countries,1688–197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更完整的参考文献可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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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见a. H. Jones,American Colonial Wealth: Documents and Methods (New York: arno press,1977),and adeline Daumard,Les fortunes françaises au 19e siècle: Enquête sur la répartition et la composition des capitaux privés à Paris,Lyon,Lille,Bordeaux et Toulouse d’après l’enregistrement des déclarations de successions (paris: Mouton,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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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见François Simiand,Le salaire,l’évolution sociale et la monnaie (paris: alcan,1932); Ernest labrousse,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18e siècle (paris: librairie Dalloz,1933); Jean Bouvier,François Furet,and M. Gilet,Le mouvement du profi en France au 19e siècle: Matériaux et études(paris: Mouton,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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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对于经济下滑和社会历史同样有内在的知识原因。社会历史基于物价、收入和财富的演变,有时也称“系列史”。以我的观点,这种下滑是不幸的,也是可逆的。我之后再讨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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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这一不稳定的机制(一个人越富有,他的财富越多)让库兹涅茨十分困扰,他1953年出版了著作《高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和储蓄中所占份额研究》(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 in Income and Savings),从标题中就可见这种担心。但是由于历史局限性,他不可能进行完整的分析。詹姆斯·米德的经典著作《财产的有效性、平等性和所有权》(Effi ,Equality,and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london: allen and Unwin,1964),以及阿特金森和哈里森的《英国个人财富分配》(Distribution of Personal Wealth in Britain,这本书也是米德研究的延续)都着重探讨了这一促进不平等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是遵循这些作者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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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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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第一章 收入和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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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6日,南非警察介入了约翰内斯堡附近马里卡纳铂矿的劳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为铂矿的工人以及矿主——总部位于伦敦的隆明公司(Lonmin,Inc)的股东们。警方对罢工者开枪镇压,导致34位矿工身亡。[1]类似的罢工经常发生,冲突主要源于工资诉求:工人要求将工资翻番,从每月500欧元上涨到每月1 000欧元。经历这一惨痛的人员伤亡事件后,公司最终提议每月加薪75欧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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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如果我们需要提醒的话),多少产出应作为劳动者的工资,多少产出应该作为所有者的利润?更通俗地说,即劳资双方如何分配生产所得?这一直都是分配冲突的核心问题。在传统社会中,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及最常见的动乱诱因是地主和农民间的利益冲突,即土地所有者和出卖劳动力的农民之间、收取地租者和缴纳地租者之间的矛盾。工业革命使得劳资冲突进一步恶化,可能是因为与以往相比生产方式转向资本密集型(机器的使用和自然资源的开发远胜以往),也可能是因为对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更民主的社会秩序的希冀落空。之后我再阐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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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卡纳的悲剧让我想起了早期的暴力事件。1886年5月1日发生在芝加哥的秣市惨案,以及1891年5月1日发生在法国北部富尔米工人区的游行,警察射杀了要求提高薪水而罢工的工人。此类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暴力冲突只属于过去吗?或者说,这也会成为21世纪历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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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前两部分将主要阐述18世纪以来全球收入在劳资之间的分配比例及其变化趋势。这里我暂且不谈工人之间(例如普通工人、工程师和厂长之间)的收入差异,以及资本家之间(例如中小股东和大股东或地主之间)的收入差异,这些到第三部分再作讨论。财富分配包含两个维度,一是“要素”分配,这里劳动力和资本被当作是“生产要素”,他们被抽象成两个均匀的实体;二是“个体”分配,这会考虑到个体层面上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现实中这两个维度都非常重要。如果不同时分析这两个维度,是不可能完全理解分配问题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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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马里卡纳的矿工抗议的不仅仅是隆明公司的超额利润,他们显然还抗议矿场经理的高额工资及其与自己薪酬的差异。[4]事实上,如果资本所有权是平均分配的,并且每一个工人在自身工资的基础上还获得相同的利润份额,没有人会在意收入在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划分。劳资之间的分立造成了诸多冲突,首要原因是资本所有权的高度集中。财富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收入之间的不平等,事实上比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要大得多。我会在第三部分分析这个现象及其原因。眼下,我暂时假定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是给定的,并主要分析全球各国的国民收入在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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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明确一点,我并不是要为工人反对所有者的例子辩护,而是想尽可能对现实有一个清晰的观察。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不平等问题会引起强烈的情绪,它与我们关于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的普遍认识是冲突的。因此对于时而由此引发的肢体冲突事件,我们几乎不感到惊讶。对于那些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且生活拮据的人来说(更不要说过着凄惨生活的18世纪农民或马里卡纳矿工了),他们很难接受资本的所有者——那些继承了至少一部分财富的人——能够占有这么多由他们的劳动创造的财富这一事实。资本的份额可以很庞大,通常是总产出的1/4,在类似采矿等资本密集型行业里,有时会达到1/2,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垄断行业允许资本所有者占有更大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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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人都明白,如果全部的公司收益都用来支付工资而不留一点儿给利润,那就很难吸引新的投资,至少在目前的经济组织形式下是这样的(诚然,你也可以试想一下其他的组织形式)。此外,也没必要不给那些更倾向于储蓄的人支付薪酬——当然,这里是假设储蓄的差异是造成财富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要记得,所谓的“资本收入”,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企业家”的劳动收入,而这部分的“劳动”无疑应该与其他形式的劳动同等对待。这个经典的论点值得进一步审视。考虑所有这些因素,怎样才是对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正确”划分?我们能保证一个基于“自由市场”和私人财产的经济能魔法般随时随地都实现最优分配吗?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应该如何进行分配?应该如何考虑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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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资本——劳动划分:并没有那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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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正是想要初步回答这些问题,或起码理清大家在争论中提到的专业术语(这种争论似乎是无休止的),为此我们应该先尽可能准确、细致地了解一些事实。我们对18世纪以来资本——劳动划分的演变到底了解多少?很长一段时间,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相对份额在长期内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普遍接受的数据是劳动收入占2/3,资本收入占1/3。而许多教科书也直接采纳了这一观点。[5]现如今,在有着更广泛的历史视角和新增数据的有利条件下,我们清楚地看到现实远比这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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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资本——劳动划分在20世纪的进程中变化很大。相比之下,在19世纪则相对变化较少,我在导言部分也提到过(资本收入比重在前半世纪增加,紧接着是轻微的下降,之后是一段时间的稳定)。在1914~1945年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经济连续遭受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出台的新的监管和税收政策,以及资本管制——使得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但是,资本很快开始自我增长。资本份额的增长加速了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的胜利,以及1980年罗纳德·里根在美国的胜利,标志着一场保守主义革命的开始。然后1989年苏联阵营解体,紧接着20世纪90年代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兴起。所有这些事件都标志着政治的转向,从20世纪前半叶的方向转变为相反的方向。尽管2007~2008年爆发了危机,但到2010年,资本繁荣程度已达到1913年后的最高点。资本复兴的结果并不全是消极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自然且有益的发展。但自21世纪初开始,它改变了我们对资本——劳动划分的看法,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对于未来几十年变化趋势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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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我们以长远的眼光展望20世纪以后的情况,那么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比重保持稳定的观点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资本自身的性质发生了彻底改变(从18世纪的土地和其他不动产变为21世纪的产业和金融资本)。这里同样有一个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观点,即现代的经济增长大多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兴起。乍一看,这似乎暗示着劳动收入理应在国民收入中占有更大的份额。我们确实发现长期内劳动收入比重存在增长的趋势,但收益涨势相对要慢一些: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资本收入比重(除去人力资本)比19世纪初时小了一些。今天在发达国家资本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减慢,同时政治制度也客观上偏向私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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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些变化最有效的办法是分析资本/收入比的演变(即资本总量和每年收入流之比),而不是只关注资本——劳动划分(即收入分别分配到资本和劳动的份额)。在过去,学者主要研究后者,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充足的数据因而无法再去研究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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