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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我们查阅历史记录，似乎资本流动性并不是推动富国和穷国趋同的主要因素。近年来发展水平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亚洲国家及地区没有一个受益于大规模的外商投资，无论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抑或是近来的中国大陆。本质上，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自己投入了发展所需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而后者，根据最新研究表明，在长期经济增长中至关重要。[35]相反，其他国家的附属国，无论是在殖民地时代还是当今的非洲，在经济发展方面都不甚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都专注于没有发展前景的经济领域并且受累于长期的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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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可能是穷国政治经济动荡的部分原因。当一个国家很大程度上被外国人所占有，当地社会就有一种不可抑制且周而复始的诉求，要求没收外国资本。其他政治力量则回应，只有在现行法律无条件保护财产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进一步投资和发展。因此穷国往往陷入无尽的革命政府（其在提高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方面往往鲜有建树）和致力于保护财产权的政府之间的更替中，从而为下一次革命或政变埋下伏笔。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在一国之内已经难以被接受和维系。而在国家之间，如果没有像殖民统治那样的政治掌控的话，不平等的资本所有权的维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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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误会：参与全球经济体系本身并没有错，闭关自守从未带来繁荣。近年来追赶其他国家的亚洲国家明显享受到了对外开放的好处。上述国家从商品和服务的开放市场及有利的贸易条件中得到的好处远比资本自由流动来得多。以中国为例，中国迄今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外国人不能在中国自由投资，但这并没有阻碍中国的资本积累，其庞大的国内储蓄足以提供充足的资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资本投入都来源于其自身的储蓄。许多研究也表明，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主要来自知识的扩散、开放国境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而不是来自和分工有关的静态收益，后者的作用看似较为微弱。[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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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趋同，其主要机制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换言之，落后国家是通过提高科技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教育水准来追赶发达国家的，而不是通过成为富国的资产。知识的扩散并不是上天赐予的甘露：是对外开放和贸易加速了知识的扩散（闭关锁国阻碍了科技的传播）。总之，知识的扩散取决于一个国家调动资金的能力以及鼓励大规模教育和培训投入的体制，这个体制同时还要确保司法系统的稳定，使得各类经济主体能够据此从事经济活动。因此，这和实现一个合法而高效的政府息息相关。简而言之，上述就是历史教给我们的关于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不平等的主要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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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South african police Open Fire on Striking Miners,”New York Times,august 1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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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详见公司官方公报，“隆明公司寻求马里卡纳的持续和平”，2012年8月25日，www.lonmin.com。根据上述文件，罢工前矿工的基本工资是每月5 405南非兰特，涨薪幅度为每月750南非兰特（1南非兰特大约相当于0.1欧元）。上述数据和媒体报道以及工人所述口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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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素”分配有时是指“功能上的”或“宏观经济层面上的”分配，“个体”分配有时指“个人的”或“微观经济层面上的”分配。在现实中，两种类型的分配都依赖于微观经济的作用机理（即必须从公司或个体机构的层面来分析）和宏观经济的作用机理（即只能从国家或全球经济层面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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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罢工者透露，矿场经理的工资是100万欧元一年（相当于200个矿工的工资）。不幸的是，公司官网上没有这方面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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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约65%~70%为工资和其他劳动收入，30%~35%为利润、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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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约65%~70%为工资和其他劳动收入，30%~35%为利润、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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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民收入也叫“国民生产净值”［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相对，国民生产总值还包括资本折旧］。我将使用“国民收入”这种表达方式，它更简单和直观。国外净收入等于从国外获得的收入减去支付给外国人的收入。这些相反方向的收入流主要由资本收入组成，但还包括劳动收入和单方面转移支付（例如移民工人向他们家乡国的汇款）。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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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英文一般称作“国民财富”或者“国民资本”。在18、19世纪，法国作家称之为“国家财产”（fortune nationale），英国作家称之为“国家资产” （national estate）（在英语中“房地产”与“私人资产”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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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质上，我采用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相一致的定义和资产负债分录，这与在线技术附录上的讨论略有细微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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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每个国家的具体图表可以通过在线附录中的表格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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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实际上，收入中位数（即50%人口的收入水平）一般情况下大约比平均收入低20%~30%。这是由于收入分配的上尾比下尾和中部要长很多，这提高了平均数（但不是中位数）。注：“人均国民收入”是纳税和转移支付之前的平均收入。实际上，富有国家的居民需要付出他们收入的50%，用于支付税收以及其他用于公共服务、基础建设、社会治安、健康与教育等方面的支出。第四部分将会主要谈到税收与公共支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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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现金（包括金融资产）在整体财富中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人均几百欧元或者几千欧元左右（如果包括了黄金、白银以及其他的一些有价值的物品），约为整体财富的1%~2%。见在线技术附录。另外，目前公共资产大致约等于公共负债，因此，家庭把这些计算在他们的金融财产里也并非是荒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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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公式α=r×β可以读作“α等于r乘以β”。另外，“β=600%”也就是“β=6”，“α=30%”也就是“α=0.30”，“r=5%”也就是“r=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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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某种程度上，相较于“利润率”，我更倾向于使用“资本收益率”，由于利润仅仅是一种法律形式的资本所带来的收益，同时“利润率”这个概念经常被含混不清地使用，有些时候代表收益的比率，有些时候则（错误地）代表了利润在收入或者支出中的占比（这种情况下，更类似于我定义的α，与r则完全不同）。有些时候，“边际利率”的概念也被用于定义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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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利息是一种特别的资本收入形式，比利润、租金和分红（给定资本的典型成分，这些比利息占据了大得多的份额）的代表性要小。因此，“利息率”（浮动的范围很大，主要取决于借款人的身份）一般低于平均资本收益率，并不是典型代表。当研究公债时这个结论将会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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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这里我所提到的年产出与公司所谓的“增加值”有关，也就是公司通过售出商品与服务（“毛收益”）与它支付给其他公司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间消费”）之间的差额。增加值衡量了公司对于国内产值的贡献。从定义上说，增加值也衡量了资本的净折旧（即减去资本和基础建设的损耗支出）以及利润的净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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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见Robert Giffen,The Growth of Capital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1889)。更详细的参考文献资料，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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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计算国民财富与收入平均数的优点是给一国的财富水平提供了一个比国内生产总值更为平衡的视角，而国内生产总值则过于着重生产了。例如，如果一场自然灾害摧毁了许多财富，那么资本的折旧将会降低国民收入，但是国内生产总值反而会由于重建工作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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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为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官方国民账户体系的历史，可以参阅1993年联合国采用的新体系（被称作国民账户体系1993［SNa］，这是第一部成系统的资本核算方案）的首席设计师撰写的一部著作，见andré Vanoli,Une histoire de la comptabilité nationale (paris: la Découverte,2002)。还可以见Richard Stone,“Nobel Memorial lecture,1984: the accounts of Society,”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1,no. 1 (January 1986): 5–28。斯通是战后研究英国和联合国国民账户的一位先驱。还可以见François Fourquet,Les comptes de la puissance——Histoire de la comptabilité nationale et du plan (paris: Recherches,1980)，作者是1945~1975年一位为法国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构建做出过贡献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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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安格斯·麦迪森（1926~2010），英国经济学家，他是全球致力于长期研究重组国民账户方面的专家。需要注意的是，麦迪森的历史序列单独关注的是产出流量（国内生产总值、人口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未谈到国民收入、资本——劳动划分、资本存量等。全球产出收入分配的演进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和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的先驱工作。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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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这里的数据序列可追溯到1700年，但麦迪森的估计值则一直追溯到了古代。他的估算结果表明，早在1500年欧洲就开始逐渐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之下，在1000年前后，亚洲和非洲（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则略有优势。见在线补充图S1.1、S1.2和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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