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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在20世纪迥然不同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公众对商业和金融全球化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体制会有那么悬殊的看法。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人们会很自然地继续把战后的头30年(政府对经济实施强有力干预的时期)视为幸运的高增长期,许多人认为1980年左右开始的经济自由化是增长极缓的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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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英国和美国,人们对战后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在1950~1980年,英语国家与战败国的差距迅速缩小,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杂志的封面文章经常抨击美国经济增速下滑和德国、日本工业发展取得的成功。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降到了德国、法国、日本甚至意大利的水平之下。也可能正是这种受到挑战(甚至被超越)的情绪在随后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承诺,要把侵蚀盎格鲁 – 撒克逊传统的企业家动物精神的福利国家制度打回去,回归19世纪的纯粹资本主义,让英美两国重振雄风。以至于在今天,这两个国家的许多人还是相信保守主义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他们的增长率又可以和欧洲大陆及日本一较高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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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无论是1980年左右启动的经济自由化,还是1945年开始的干预主义浪潮,其赞誉或指责都是应得的。不管英国和美国采取了何种政策,在经受1914~1945年的分崩离析后,法国、德国和日本将很有可能赶超英美(我的这个说法略显夸张)。我们最多能说政府干预没有造成危害而已。类似的道理是,一旦这些国家赶上世界技术发展的前沿,它们的增长就不再快于英美两国,所有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基本趋于相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见图2.3,后文还将对此继续讨论)。大致说来,英美两国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对这个直观的事实也几乎没有影响,既没有提高也没有降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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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增长率的双重钟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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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说,过去3个世纪的全球增长率可以描述为一个峰值很高的钟形曲线。在人口增长和人均产值增长两方面,18世纪、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都在逐渐加速,到21世纪剩下的岁月则很有可能回归原先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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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两条钟形曲线之间仍有明显差别。从人口增长曲线中,我们看到的提升更早发生(在18世纪),下降的出现也早得多。我们看到了基本上已经完成的人口转型带来的影响。全球人口增长率在20世纪50~70年代达到每年近2%的顶峰,此后稳步下降。虽然我们对这个领域的趋势变化从来都不十分确定,但目前的势头很可能持续下去,全球人口增长率到21世纪下半叶将降至接近零的水平。这条钟形曲线的形状非常清晰(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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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均产值的增长率,情况则更为复杂。经济增长起飞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整个18世纪的增长率依然接近零,直到19世纪开始提高,至20世纪才真正成为普遍现象。全球人均产值在1950~1990年的年增速超过2%,主要得益于欧洲国家的追赶,在1990~2012年又超过2%,主要得益于亚洲国家的追赶,尤其是中国(那段时期中国的官方统计显示增长率超过每年9%,这是前所未有的高水平)。[24]2012年之后将出现什么情况?在图2.4中,我描述了“最可能出现的”增长预测情形。实际上这是个相当乐观的预测,因为我假设最富裕的国家(西欧、北美和日本)在2012~2100年将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预计),贫穷国家和新兴国家将继续推进赶超过程,2012~2030年的增长率将达到每年5%,2030~2050年达到4%。如果上述预测能够实现,则中国、东欧、南美、北非和中东的人均产值到2050年都将接近最发达国家的水平。[25]此后,本书第一章所阐述的全球产值分布状态将和人口分布状态基本一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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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2012年的人均产值增长率每年超过2%,如果趋同过程继续,2012~2050年的增长率将超过2.5%,然后下滑到1.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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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从古代到2100年全球人均产值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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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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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较为乐观的最可能出现的情形中,全球人均产值增长率将在2012~2030年以及2030~2050年均略超过2.5%,然后降至1.5%以下,到21世纪的后1/3阶段降至1.2%左右。与人口增长率形成的钟形曲线相比(见图2.2),第二条钟形曲线有两个不同特征。首先是它的峰值出现时间比第一条曲线晚得多,几乎晚一个世纪,在21世纪中期而非20世纪中期才出现。其次是第二条曲线不会下降到零或者接近零的增长率,而是维持在每年略高于1%的水平,比传统社会的增长率仍然高得多(见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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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两条曲线加起来,我们将得到反映全球总产值增长率的第三条曲线(见图2.5)。在1950年之前,这个增长率从来不曾超过每年2%,到1950~1990年则跃升至4%,是史上最高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产值增长率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后,虽然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出现了极高的增长速度,全球总产值增长率在1990~2012年却降至3.5%。根据我对最可能出现的情形的预测,这个增长率将一直持续到2030年,在2030~2050年降至3%,在21世纪后半叶降至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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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承认,预测“最可能出现的情形”具有高度的假设性质。关键在于,不管确切的时期和增长率如何(尽管细节也很重要),全球增长的两条钟形曲线的形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形了。图2.2~ 图2.5所展示的最可能出现的情形在两个方面较为乐观:首先,它假设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将继续保持每年超过1%的增速(这需要显著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在清洁能源领域);其次,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假设新兴经济体将继续完成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不存在重大的政治或军事障碍,直至在2050年前后完成追赶过程,这是非常快的步伐。我们很容易设想出不那么乐观的情形,全球增长的钟形曲线可能更快跌落到这些图所显示的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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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90年的全球总产值增长率每年超过4%,如果趋同过程继续,增长率将在2050年下滑到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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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从古代到2100年全球总产值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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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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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通货膨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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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把通货膨胀的问题考虑进来,此前对工业革命以来的增长的概述将是很不完善的。有人或许会说通货膨胀是个纯粹的货币现象,我们不需要太过关注。而且事实上,我目前所讨论的增长率全部是指所谓的实际增长率,是从名义增长率(以消费价格来测算)中减去通货膨胀率(来自消费价格指数)之后得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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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通货膨胀在此类研究中往往扮演着核心角色。前文谈到,采用基于“平均数”的价格指数是存在缺陷的,因为增长总是伴随着新的商品和服务,并导致相对价格的巨大调整,这些很难用单一指数来概括。其结果导致,我们对通货膨胀与增长的概念有时难以给出清晰的定义。把名义增长率(我们用裸眼所能观察到的唯一的增长)分解为实际增长与通货膨胀两个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主观性,并始终是各种争议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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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假设名义增长率为每年3%,价格的涨幅为2%,那么我们能计算出实际增长率为1%。但如果我们下调通货膨胀的估计值(例如,我们认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实际价格跌幅比之前以为的大得多,因为它们的质量和性能已大有改进,而这些测算对统计学家们来说绝非易事),把价格涨幅调整为1.5%,则实际增长率将相应提高至1.5%。在实际操作中,当两种情形的差距如此之小时,我们就很难确定真实数据到底是哪个,每个估计结果都有一定道理。对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发烧友们来说增长率肯定更接近于1.5%,对其他人而言则可能更接近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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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嘉图的以稀缺性原则为基础的理论中,相对价格运动会发挥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某些物品的价格(如土地、建筑物或汽油)在很长时期里被抬升到很高水平,就将永久性地改变财富分配格局,有利于这些稀缺资源的最初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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