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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1700~2010年法国的资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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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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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我们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看到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U形曲线。资本/收入比在1914~1945年下跌了近2/3，在1945~2012年又翻了一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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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大幅波动相对应的，是20世纪各种剧烈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冲突。资本、私人财产和财富的全球分配是这些冲突的主要内容。相比之下，18世纪和19世纪显得要平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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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到2010年，资本/收入比已回到“一战”前的水平。如果我们采用家庭可支配收入而非国民收入（下文将讨论这个存疑的办法）做分母，资本/收入比甚至会超过“一战”前的水平。不管怎样，虽然现有的测量指标不够完美，但英法两国的财富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重新回到20世纪早期以来从未有过的高水平，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财富回升过程的结果。截至20世纪中期，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资本大量毁损。半个多世纪之后，资本又回到了与18世纪和19世纪相当的水平。财富再次繁荣兴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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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来说，是20世纪的战争消灭了资本存量，给人们带来了资本主义出现结构性改变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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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资本/收入比的总体变化外，自1700年以来资本结构的巨大变化也不容忽视，这是图3.1和图3.2中清楚呈现出来的第二个结论。在资本结构方面，21世纪的资本与18世纪全然不同。这个趋势同样是以英法两国最为典型。简单地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农地逐渐被建筑、产业资本以及投资于企业和政府组织的金融资本所取代，不过以国民收入的倍数来测算的资本总价值却没有太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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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确切地说，图3.1和图3.2中描述的国民资本的定义是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之和。政府债务属于私人行业的资产，即公共行业的负债，因此净值为零（假设各个国家都只持有本国的政府债务）。如本书第一章所述，据此定义的国民资本可以划分为国内资本和净国外资本两部分。国内资本代表位于该国领土上的资本存量（如建筑、企业等）的价值，净国外资本（或净国外资产）代表该国持有世界其他地区财富的状况，也就是该国居民在世界其他地区拥有的资产同世界其他地区居民在该国拥有的资产之差，其中包括以政府债券形式持有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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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资本继而可分为三种类别：农地、住宅（包括住宅所附着土地的价值）以及其他国内资本（包括企业和政府组织的资本，如用于商业的建筑物及所在的土地、基础设施、机器、计算机、专利权等）。这些资产以及其他任何资产都以市场价值来评估，例如，发行股票的公司的价值取决于股票的市场价格。因此，国民资本可以用如下的公式来表述，这也是我在制作图3.1和图3.2时所参考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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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资本 = 农地 + 住宅 + 其他国内资本 + 净国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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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能很快看出，在18世纪初，农地的总价值约为4~5年的国民收入，或者说占全部国民资本的近2/3。3个世纪之后，英法两国的农地价值已不足国民收入的10%，在全部财富中的比重不足2%。如此巨大的反差却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农业在18世纪的全部经济活动与就业人数中所占的份额接近3/4，而今天仅占几个百分点。自然而然，农业所涉及的资本的份额也显示出了类似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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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地价值的大幅下跌（相对于国民收入和国民资本）相对应的，一是住宅价值的提升，从18世纪约为1年的国民收入增加到如今的超过3年的国民收入；二是其他国内资本的价值的提升，其涨幅略低于住宅，从18世纪约为1.5年的国民收入增加到如今的略低于3年的国民收入。[1]这个时间跨度极大的结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住宅在经济与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提高，不但数量有增长，而且质量和价值都在提升；[2]另一方面则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商业建筑、基础设施、机器、库房、办公楼、工具以及其他物质和非物质资本有了巨大积累，所有这些资本都是被企业和政府组织用于生产各种类型的非农业产品和服务。[3]资本的属性已有改变：过去大多是土地，今天则以住宅加上工业和金融资产为主，但其重要性却丝毫未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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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资本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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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资本的情形如何？在英国和法国，国外资本的演进历程大相径庭，与这两个领先的殖民帝国在过去3个世纪的动荡历史息息相关。如图3.1和图3.2所示，英法两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拥有的净资产在18世纪和19世纪呈稳步增长趋势，到“一战”前夕达到最高峰，继而在1914~1945年崩溃，此后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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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国外资产的重要性最早出现在1750~1800年，如我们所知，托马斯爵士在西印度群岛就有投资（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不过国外资产当时所占的比重还不大，在奥斯汀创作该小说的1812年，从可考资料看，国外资产仅相当于英国国民收入的10%，或者说约为英国农地总价值（超过3年的国民收入）的1/30。所以，我们发现奥斯汀小说中的多数主人公都是以农村土地的租金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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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9世纪，英国臣民才开始在世界其他地区积累起可观的财富，其数量前所未有，而且至今也无人超越。到“一战”前夕，英国组建起了世界性的殖民帝国，拥有的国外资产接近2年的国民收入，为英国本土农地总价值（当时已经相当于国民收入的30%）的6倍。[4]显然，自《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时代以来，财富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只能希望奥斯汀描写的人物及其后裔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追随托马斯爵士的榜样，将一部分土地租金投资到海外。至20世纪初，英国人在海外的资本每年能产生约5%的股息、利息和租金回报，使该国的国民收入比国内产值高出约10个百分点。如此大的福利可以养活相当数量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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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殖民帝国中排名第二的法国同样处在令人艳羡的地位，其积累的国外资产超过1年的国民收入，因此在20世纪头10年，法国的国民收入也比其国内产值要高出约5~6个百分点，这相当于北部和东部各省的全部工业产值。法国国民拥有的国外资产的孳息，以股息、利息、专利费、租金和其他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回母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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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巨大的净国外资产让英法两国得以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维持结构性的外贸赤字。1880~1914年，上述两国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商品和服务明显多于其出口，平均贸易赤字约为国民收入的1%~2%。但赤字并不构成问题，因为它们从国外资产中获得的收入超过了国民收入的5%，使其国际收支依然保持大量盈余，并年复一年地增加国外资产的持有数量。[6]换句话说，世界其他地区在通过辛苦劳作来增加殖民帝国的消费的同时，它们欠这些殖民帝国的债务还越来越多。这样说似乎危言耸听，但我们应该认识到，通过贸易盈余和殖民占有的方式来积累海外财富的目标，正是为了在日后维持贸易赤字，永远保持贸易盈余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拥有财富的好处在于，人们即使不工作也能继续消费和积累，或者说能够以比自己从事生产更快的速度来继续消费和积累。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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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受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接连打击之后，这些巨额的国外资产最终烟消云散。到20世纪50年代，英法两国的净国外资产持有量都接近于零，意味着两个昔日的殖民帝国拥有的国外资产仅仅与世界其他地区在英法两国国内拥有的资产数额相当。大致来说，这种情形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没有太大改观。1950~2010年，法国和英国持有的净国外资产从很小的正值变为很小的负值，依然非常接近于零，与过去看到的庞大规模相比完全微不足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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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将18世纪国民资本的结构与今天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净国外资产在两个时期都不算特别重要，真正长期的结构性变化在于农地逐步被房地产和运营资本替代，而总资本存量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致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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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财富的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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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上述变化，我们可以把今天的世界作为一个参照点。英法两国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大约为每年3万欧元，国民资本约为6年的国民收入，也就是每人18万欧元左右。在这两个国家，农地的价值已微乎其微（至多每人几千欧元），国民资本大致说来可以划分为两个规模相近的部分，即平均来说，每位国民拥有9万欧元的住宅（自住或出租给他人）以及9万欧元的其他国内资本，主要是借助各类金融工具投资在企业中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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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做个假想实验，以今天的平均水平来考察3个世纪之前（1700年左右）的国民资本结构，也就是说，人均年收入和资本数量仍然分别为3万和18万欧元。结果我们会发现，当时一个有代表性的英国或法国国民拥有12万欧元的土地、3万欧元的住宅以及3万欧元的其他国内资产。[8]很显然，某些人（如简·奥斯汀描写的诺兰庄园的约翰·达什伍德和彭伯利庄园的查尔斯·达西）拥有数百公顷土地，价值数千万甚至数亿欧元，而其他许多人可能不名一文。但上述平均水平可以让我们直观地看到国民资本的结构自18世纪以来已完全改变，只是年收入的比例还大体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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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设想一下英法两国的国民在20世纪初的情形，其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同样分别为3万欧元和18万欧元。在英国，农地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已经较小，人均的农地价值仅为1万欧元，住宅价值达到5万欧元，其他国内资产价值6万欧元，再加上近6万欧元的国外资产。法国的情况大体相似，只是其人均土地价值和国外资产均为3万 ~4万欧元。[9]在上述两个国家，国外资产都举足轻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持有苏伊士运河的股票或者俄国的债券，尽管许多人没有任何国外资产，少数人则持有数额巨大的投资组合，但从全国的人均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英法两国持有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外国资产累积到了多么惊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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