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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殖民帝国中排名第二的法国同样处在令人艳羡的地位,其积累的国外资产超过1年的国民收入,因此在20世纪头10年,法国的国民收入也比其国内产值要高出约5~6个百分点,这相当于北部和东部各省的全部工业产值。法国国民拥有的国外资产的孳息,以股息、利息、专利费、租金和其他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回母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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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巨大的净国外资产让英法两国得以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维持结构性的外贸赤字。1880~1914年,上述两国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商品和服务明显多于其出口,平均贸易赤字约为国民收入的1%~2%。但赤字并不构成问题,因为它们从国外资产中获得的收入超过了国民收入的5%,使其国际收支依然保持大量盈余,并年复一年地增加国外资产的持有数量。[6]换句话说,世界其他地区在通过辛苦劳作来增加殖民帝国的消费的同时,它们欠这些殖民帝国的债务还越来越多。这样说似乎危言耸听,但我们应该认识到,通过贸易盈余和殖民占有的方式来积累海外财富的目标,正是为了在日后维持贸易赤字,永远保持贸易盈余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拥有财富的好处在于,人们即使不工作也能继续消费和积累,或者说能够以比自己从事生产更快的速度来继续消费和积累。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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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受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接连打击之后,这些巨额的国外资产最终烟消云散。到20世纪50年代,英法两国的净国外资产持有量都接近于零,意味着两个昔日的殖民帝国拥有的国外资产仅仅与世界其他地区在英法两国国内拥有的资产数额相当。大致来说,这种情形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没有太大改观。1950~2010年,法国和英国持有的净国外资产从很小的正值变为很小的负值,依然非常接近于零,与过去看到的庞大规模相比完全微不足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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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将18世纪国民资本的结构与今天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净国外资产在两个时期都不算特别重要,真正长期的结构性变化在于农地逐步被房地产和运营资本替代,而总资本存量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致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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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财富的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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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上述变化,我们可以把今天的世界作为一个参照点。英法两国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大约为每年3万欧元,国民资本约为6年的国民收入,也就是每人18万欧元左右。在这两个国家,农地的价值已微乎其微(至多每人几千欧元),国民资本大致说来可以划分为两个规模相近的部分,即平均来说,每位国民拥有9万欧元的住宅(自住或出租给他人)以及9万欧元的其他国内资本,主要是借助各类金融工具投资在企业中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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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做个假想实验,以今天的平均水平来考察3个世纪之前(1700年左右)的国民资本结构,也就是说,人均年收入和资本数量仍然分别为3万和18万欧元。结果我们会发现,当时一个有代表性的英国或法国国民拥有12万欧元的土地、3万欧元的住宅以及3万欧元的其他国内资产。[8]很显然,某些人(如简·奥斯汀描写的诺兰庄园的约翰·达什伍德和彭伯利庄园的查尔斯·达西)拥有数百公顷土地,价值数千万甚至数亿欧元,而其他许多人可能不名一文。但上述平均水平可以让我们直观地看到国民资本的结构自18世纪以来已完全改变,只是年收入的比例还大体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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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设想一下英法两国的国民在20世纪初的情形,其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同样分别为3万欧元和18万欧元。在英国,农地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已经较小,人均的农地价值仅为1万欧元,住宅价值达到5万欧元,其他国内资产价值6万欧元,再加上近6万欧元的国外资产。法国的情况大体相似,只是其人均土地价值和国外资产均为3万 ~4万欧元。[9]在上述两个国家,国外资产都举足轻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持有苏伊士运河的股票或者俄国的债券,尽管许多人没有任何国外资产,少数人则持有数额巨大的投资组合,但从全国的人均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英法两国持有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外国资产累积到了多么惊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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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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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细致地考察资本在20世纪受到的冲击的性质及其在“二战”后复苏的原因之前,我们有必要提及公共债务的议题,更广义地说即国民资本在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划分。在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负担普遍沉重的今天,人们很难想起公共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上除了负债还包括资产,但我们需要牢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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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划分既不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国民资本的总量,也不会影响上文所述资本构成。不过,财产权利在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区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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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将回顾本书第一章引入的定义,国民资本(或国民财富)是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总和。公共资本是政府(包括所有公共机构)的资产与负债的差额,私人资本当然是私人拥有的资本与负债的差额。无论于公于私,资本的定义总是指净财富,也就是某个主体拥有的权利的市场价值(资产)同他所欠债务的市场价值(负债)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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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公共资产有两种形式,可以是非金融资产(主要指公共建筑物,由政府机构使用,或用于提供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如中小学、大学和医院等),也可以是金融资产。政府可以持有企业的股份,可能是多数股东,也可能是少数股东。这些企业既可能位于本国境内,也可能位于海外。例如,近年来兴起的所谓主权财富基金就代表某些国家政府所管理的庞大外国金融资产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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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界限可能并不清晰。例如,当法国政府把法国电信公司与法国邮政局改组为股份公司时,这两家企业所使用的政府办公楼就从原来的政府非金融资产变成了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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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英国的公共资产(包括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总价值估计约相当于1年的国民收入,法国的水平略低于1.5年。鉴于上述两国的公共债务都大约相当于1年的国民收入,因此净公共财富(或净公共资本)数额很少。根据两国的统计机构和中央银行的最新官方估计,英国的净公共资本几乎为零,法国的则略低于国民年收入的30%,抑或全部国民资本的1/20(见表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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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如果英法两国的政府决定出售所有资产以立即偿还债务,法国还能留下些余款,而英国将几乎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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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不应该过分相信这些预估数据的准确性。世界各国都在尽力实践由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化统计概念和方法,但国民经济核算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对公共债务和金融资产的估值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确定公共建筑物(如学校和医院)或基础设施(如铁路和高速公路)准确的市场价值却不是件轻松的任务,因为这些资产很少被出售。从理论上说,此类资产的定价可以参考近期发生的类似交易,可是参考数据也未必很可靠,尤其是在市场价格发生频繁甚至剧烈波动的时候。所以,以上数据应该视为大致估算,并不是确定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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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2012年法国的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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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2年,法国的国民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为605%,其中公共资本占5%(与国民收入之比为31%),私人资本占95%(与国民收入之比为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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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国民收入 = 国内生产总值 – 资本折旧 + 国外净收入。实际上,法国在2012年的国民收入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90%,见本书第一章与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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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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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毫无疑义的是英法两国的公共财富数量相当少,与私人财富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净公共财富在英国不足国民财富的1%,在法国仅为约5%,即使我们假定公共资产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它也不会超过国民财富的10%,目前看来依然无足轻重。尽管计算方法尚存缺陷,我们仍能看到关键事实:从现有的最新数据上看,2010年,英法两国的私人财富在全部国民财富中占据绝大部分,在英国超过99%,在法国约为95%。至于真实的数据,肯定在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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