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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国际趋同的潮流面前，法国选民却在1981年表现出某种逆风而行的愿望。每个国家当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政治议程。在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组成的联盟赢得了多数席位，其共同立场是坚持1945年来对工业和银行部门的国有化运动。但结果表明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自1986年起，自由派执政党在所有产业部门掀起了意义深远的私有化浪潮。新的社会党多数派政府在1988~1993年坚持并扩大了私有化进程。雷诺公司在1990年重新成为一家股份公司，公共电信管理部门被改组为法国电信公司，并在1997~1998年对私人投资开放。在经济增长放缓、高失业和政府财政巨额赤字的背景下，公共部门持有的股份从1990年起被逐步出售，给财政带来了额外的收入，但这依然未能阻止公共债务的持续增加。法国的净公共财富下降到极低水平，与此同时，私人财富却缓慢回升到20世纪历次冲击以来从未达到的高水平。就这样，法国在两个不同时点深刻改变了自己的国民资本结构，却并不真正清楚这样做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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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现有的估计（尤其是金和佩蒂对于英国，以及沃邦和布阿吉尔贝尔对于法国的研究），18世纪的农场建筑和牲畜大约占我所说的“其他国内资本”的近一半。如果忽略这些项目，把重点集中在工业和服务业上，则与农业无关的其他国内资本的增长与住宅资本的增长相当，甚至略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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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很好的案例是皮罗托对巴黎的玛德莲区的房地产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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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如高老头的面条工厂或者皮罗托的香水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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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多细节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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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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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关英国和法国的外贸和收支平衡的详细年度序列数据，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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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1950年以来，两个国家的净国外资本几乎都在国民收入的 –10%~10%，仅相当于20世纪之初的1/10~1/20。测算今天净国外资本的困难并不会影响这个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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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更精确地说，如果1700年的平均收入为3万欧元，则平均财富数额约为21万欧元（相当于年收入的7倍，而非6倍），其中15万欧元是土地（把农场建筑和牲畜包括进来的话相当于年收入的5倍），3万欧元是住宅，3万欧元是其他国内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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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又如，如果1910年的平均收入为3万欧元，则平均财富数额将接近21万欧元（相当于年收入的7倍），其中其他国内资产接近9万欧元（相当于年收入的3倍，而非2倍）。这里的所有数据都有意进行了简化和取整。更多的细节可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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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更精确地说，英国的公共资产占国民收入的93%，公共债务达到92%，净公共财富占国民收入的1%。在法国，公共资产占国民收入的145%，公共债务达到114%，净公共财富占国民收入的31%。两个国家的更多年度序列数据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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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见Franҫois Crouzet，La Grande infl La monnaie en France de Louis XVIà Napoléon (paris: Fayard,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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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15~1914年，英国的基本财政盈余大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3%，几乎都用于支付同等数额的政府债务的利息。这个时期的全部教育预算则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2%。有关基本公共赤字和二级公共赤字的详细年度序列数据，可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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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两个转移支付序列数据可以基本解释法国的公共债务在19世纪增加的原因。有关的数据和资料来源，可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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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80~1914年，法国支付的债务利息超过英国。有关两个国家政府赤字的详细年度序列数据和公共债务回报率的变化，可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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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1817）中对此议题的论述并非不存在争议，见格里高利·克拉克的精彩历史分析，“Debt,Deficits,and Crowding Out: England,1716–1840,”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5,no. 3 (December 2001): 4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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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见Robert Barro“,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no. 6 (1974): 1095–1117，以及“Government Spending,interest Rates,prices,and Budget Deficits in the United Kingdom,1701~1918,”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no. 2 (1987): 2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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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见paul Samuelson,Economics,8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19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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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见Claire andrieu,l. le Van,and antoine prost,Les Nationalisations de la Libération: De l’utopie au compromis (paris: FNSp,1987)，以及thomas piketty,Les hauts revenus en France au 20esiècle (paris: Grasset,2001),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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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重读英国人对20世纪不同时点的国民资本的估计数据很有启发性，因为公共资产及债务和形态和规模有了根本的改变。尤其可以参考H. Campion,Public and Private Property in Great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1939)，以及J. Revell,The Wealth of the Nation: The National Balance Sheet of the United Kingdom,1957–19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这个问题只是在吉芬的时代才凸显出来，因为私人资本明显超出了公共资本的数量。我们发现法国也有类似变化过程，如François Divisia,JeanDupin,and René Roy and quite aptly entitled A la recherche du franc perdu (paris: Société d’édition de revues et de publications,1954)，该书的第三篇名为《法国的财富》（La fortune de la France），更新了克莱芒·科尔松（Clément Colson）关于“美好年代”的数据估计，这项研究颇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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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第四章 从旧欧洲到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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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我考察了英法两国自18世纪以来的资本变迁。从中获得的各国经验，既具一致性，也有互补性。资本的性质彻底改头换面，但最终其总量与收入的相对关系却几乎没有改变。为了更好地理解其中涉及的不同历史进程和作用机制，我们接下来的分析必须扩展到其他国家。我们将审视德国的情形，并从中窥见欧洲的全景。此后的注意力将转向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新大陆的资本在某些方面具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定形式：首先因为那里的土地极其广袤，所以价值并不高；其次，因为有奴隶制的存在；最后由于该地区的人口持续增加，导致资本积累的数量在结构上（与年收入及产出之比）少于欧洲国家。上述分析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长期决定资本/收入比的根本因素是什么，这也是本书第五章的主题。我采用的方法是首先分析发达国家的情况，并在资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扩展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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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莱茵资本主义与社会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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