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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见Frederick Brown,“labour and Wages,”Economic History Review 9,no. 2 (May 1939): 2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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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见J.M. Keynes,“Relative Movement of Wages and Output,”Economic Journal 49 (1939): 48。有趣的是，当时的资本——劳动划分稳定论的支持者还是不能确定这一分割的稳定水平。在此情况下，凯恩斯坚持认为，1920年到1930年间，归于“体力劳动”（长期来看无法定义的一个类别）的收入比例好像是国民收入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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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完整的文献目录，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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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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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这可能表现为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指数1–α的增大（以及α的相应减小），或者对更为一般的、其中替代弹性大于1或小于1的生产函数进行类似调整。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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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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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见Jean Bouvier,François Furet,and M. Gilet,Le mouvement du profi en France au 19e siècle: Matériaux et études (paris: Mouton,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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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见François Simiand,Le salaire,l’évolution sociale et la monnaie (paris: alcan,1932); Ernest labrousse,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18esiècle (paris: librairie Dalloz,1933)。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Williamson）及其同事汇编的关于地租和工资长期演变的历史著作也表明，18世纪和19世纪初，流向地租的国民收入比重出现增加。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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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见a. Chabert,Essai sur les mouvements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de 1798 à 1820,2 vols. (paris: librairie de Médicis,1945–49)。也可见Gilles postel-Vinay,“a la recherche de la révolution économique dans les campagnes (1789–1815),”Revue économique,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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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公司“增加值”的定义是其出售商品和服务而取得的收入（在英国称为“销售收入”）与其进货而向其他公司支付款项（称为“中间消费”）之间的差额。如其名称所示，同时，这个总数测度的就是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增加的价值。工资从增加值中支付，余下的从定义上讲是利润。对资本——劳动划分的研究经常局限于工资——利润划分，而没有考虑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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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人口的永久持续增长概念并不比其他概念更清晰，其实它像以往一样依然含混不清、令人恐惧，这就是为什么全球人口稳定假说被广为接受。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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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资本收益不趋向于零的唯一情况就是“自动化”经济，其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无限大，于是生产最终只使用资本。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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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最有意思的税收数据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的附录10。基于马克思给出的账本，对利润比重和利用率进行了计算，见在线技术附录对这些计算的分析。在《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中，马克思使用了一家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工厂的账目，其中利润占增加值的50%（与工资比例一样大）。虽然他没有明说，但好像他认为工业经济中的整体划分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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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见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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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最近几个理论模型试图明确解释这种直觉。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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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姑且不说有些美国经济学家（从莫迪利亚尼开始）认为资本已经完全改变了性质（现在的资本来自于整个生命周期的积累），而英国人（从卡尔多开始）依然认为财富是继承的遗产，这显然不能让人信服。我将在第三部分回头讨论这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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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第七章 不平等与集中度：初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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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部分，我既考察了国家层面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也考察了国民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整体分配情况，但没有直接讨论个人层面的收入或财富不平等。我还重点分析了1914~1945年各种冲击的重要性，以了解20世纪整个进程中资本/收入比和资本——劳动划分的变化。欧洲（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刚从这些冲击中恢复过来，这一事实给人留下的印象是，21世纪头几年风行一时的承袭制资本主义好像是新生事物，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重复过去的历史。与19世纪相似，这是低增长环境下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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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先考察个人层面的不平等和分配问题。接下来的几章中，我将阐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紧随其后出台的公共政策，在20世纪降低不平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与库兹涅茨理论的乐观预测相反，这个过程不是自然而然或完全自发的。我还将阐明，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不平等再度加剧，尽管不同国家之间情况显著不同，这也再次表明制度和政治差异起到了核心作用。我还将从历史和理论的观点出发，分析长期内财富继承与劳动收入相对重要性的演变。许多人认为，现代增长天然地重劳动轻遗产，重能力轻出身。这个普遍想法的来源是什么？我们有多大把握确定它是正确的呢？最后，在第十二章中，我将考虑全球财富分配在未来几十年会如何发展。如果说世道尚未如此糟糕，那么21世纪会比19世纪更不平等吗？在当今世界不平等的结构中，有哪些方面与工业革命时期或传统农业社会真正有所不同？在这方面，第二部分已经揭示了一些有趣的线索，但唯一能回答这个关键问题的办法是分析个人层面不平等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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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讨论之前，我必须在本章首先介绍一些想法及其数量级。我注意到，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劳动收入不平等、资本所有权及其收益的不平等以及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伏脱冷对拉斯蒂涅的著名教导，也许是对这些问题最为清晰的分析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