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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不同国家可观察到的历史演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更准确地描述一下劳动和资本不平等的典型数量级。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十分位数、百分位数等数字和概念。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看起来有些专业，甚至有些乏味，但在分析和理解不同社会的不平等结构的变化时，只要我们正确使用，它们的确相当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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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个目的，我在表7.1~ 表7.3中列出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段实际可观察到的分配情况。这里列出的数字是近似值整数，但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大致概念，即在劳动收入和资本所有权方面，以及最后在总收入方面（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总和），“低度”、“中度”、“高度”不平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以前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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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劳动收入不平等方面，我们发现在多数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比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从那以后，北欧的不平等开始上升，不过这些国家依然保持了最低程度的不平等），分配大体上如下表所示。观察整个成年人口，我们看到，劳动收入最高的10%人群占有总劳动收入（这实际上基本指工资）的20%多一点儿，收入最低的50%人群占有总收入的约35%，因此中间的40%人群占有总收入的约45%（见表7.1）。[5]这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平等，因为完全平等意味着每个群体都应该占有与其人口比重相等的收入（收入最高的10%应正好拿到总收入的10%，最低的50%拿到50%）。但我们这里看到的不平等并不太极端，至少不如我们看到的其他国家或其他时期那么极端。将这些收入不平等与几乎所有国家（甚至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资本占有结构相比时，这也算不上过于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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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不同时间空间下的劳动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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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群体占总劳动收入的份额 低度不平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斯堪的纳维亚） 中度不平等（≈ 2010年欧洲） 高度不平等（≈ 2010年美国） 极度不平等（≈ 2030年美国） 最上层10%（上层阶层） 20% 25% 35% 45% 最上层1%（统治阶层） 5% 7% 12% 17% 其后9%（富裕阶层） 15% 18% 23% 28% 中间的40%（中产阶层） 45% 45% 40% 35% 最下层50%（下层阶层） 35% 30% 25% 20% 相应的基尼系数（综合不平等指数） 0.19 0.26 0.36 0.46 注：在劳动收入不平等较低的社会里（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收入最高的10%人群拿到总国民收入的约不平等与集中度：初步关联25120%；最底层50%拿到35%；中间的40%拿到约45%。相应的基尼系数（数值为0到1的综合不平等指数）等于0.19。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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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不同时间空间下的资本占有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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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群体占总资本的份额 低度不平等（未发现；理想社会？） 中度不平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斯堪的纳维亚） 中度到高度不平等（≈ 2010年欧洲） 高度不平等（≈ 2010年美国） 极度不平等（≈ 1910年欧洲） 最上层10%（上层阶层） 30% 50% 60% 70% 90% 最上层1%（统治阶层） 10% 20% 25% 35% 50% 其后9%（富裕阶层） 20% 30% 35% 35% 40% 中间的40%（中产阶层） 45% 40% 35% 25% 5% 最下层50%（下层阶层） 25% 10% 5% 5% 5% 相应的基尼系数（综合不平等指数） 0.33 0.58 0.67 0.73 0.85 注：在资本占有“中度”不平等的社会中（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总财富的约50%；最贫穷的50%占有约10%；中间的40%约40%。相应的基尼系数为0.58。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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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不同时间空间下的总收入不平等（劳动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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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群体占总收入的份额（劳动和资本） 低度不平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斯堪的纳维亚） 中度不平等（≈ 2010年欧洲） 高度不平等（≈ 2010年美国） 极度不平等（≈ 2030年美国） 最上层10%（上层阶层） 25% 35% 50% 60% 最上层1%（统治阶层） 7% 10% 20% 23% 其后9%（富裕阶层） 18% 25% 30% 35% 中间的40%（中产阶层） 45% 40% 30% 25% 最下层50%（下层阶层） 30% 25% 20% 15% 相应的基尼系数（综合不平等指数） 0.26 0.36 0.49 0.58 注：在劳动收入不平等较低的社会里（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上层10%占有总收入的25%；最贫穷的50%占有约30%。相应的基尼系数为0.26。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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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楚这些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将两个方面联系起来：一是有多大比例的收入作为薪水分配给有血有肉的工人，二是实际构成这些财富层级的人拥有多少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等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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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讲，如果收入最高的10%人群拿到总工资的20%，那么按数学方法计算，他们的人均工资是该国平均工资的两倍。同样，如果收入最低的50%人群拿到总工资的35%，他们的人均工资是该国平均工资的70%。如果中间的40%拿到总工资的45%，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人均工资稍高于整个社会的平均工资（准确地讲，是平均工资的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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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一国的平均工资是每月2 000欧元，那么这种分配方式意味着，最上层的10%人群每月平均工资为4 000欧元，最底层的50%为每月1 400欧元，中间的40%为每月2 250欧元。[6]这个中间人群被认为是广大的“中产阶层”，他们的生活水平由社会平均工资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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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阶层、中产阶层和上层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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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一下，我在表7.1~ 表7.3中使用的“下层阶层”（定义为收入最底层的50%）、“中产阶层”（中间的40%）和“上层阶层”（最上层的10%）等名称显然是相当主观的，我愿意接受质疑。我使用这些术语纯粹是出于说明的目的，主要是想把我的想法讲明白，但它们在分析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而且我也可以称它为“a阶层”、“B阶层”或“C阶层”。然而在政治辩论中，这些术语问题一般远非那么单纯。人群的划分方式通常反映了一种或明或暗的立场，事关某个特定人群所占收入或财富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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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些人使用“中产阶层”这个术语时指代非常宽泛，包含那些显然属于社会最上层的人（也就是收入最高的那10%），甚至包含接近最顶层的人（收入最高的1%）。一般来说，中产阶层的定义如此宽泛，是为了指出即使这些人占有的资源明显超过社会平均数，但也相当接近这个平均数。换言之，这一论点是想表明，这些人没有特权，完全应该得到政府的宽容，尤其是在税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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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评论家完全排斥“中产阶层”这个概念，而更喜欢把社会结构描述成只包括两个群体：占绝大多数的“人民”和极少数的“精英”或“上层阶层”。对一些社会而言，这样的说法也许是准确的，也可能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政治或历史环境。例如，在1789年的法国，一般估计贵族占人口的1%~2%，教士不到1%，其余的包括农民到资产阶级的所有人为“第三等级”（在旧制度的政治体系下），占比超过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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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的不是去深究词典或语言的使用。在社会群体的称谓方面，每个人既对又错。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使用某些术语，但诋毁别人使用的术语就不对了。我的“中产阶层”定义（“中间”的40%）就完全可以争论，因为他们的人均收入（或财富）都高于该社会的中位数。[7]人们完全可以把社会平均划分成三个部分，并把中间的1/3称为“中产阶层”。不过，我使用的定义好像更接近一般用法：“中产阶层”一般指比多数人过得好但离真正的“精英”还很远的人。不过，所有这些名称都可以公开质疑，我不必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固守立场，因为它既是语言学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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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情况是，任何仅依赖少数分类情况对不平等问题进行的表述注定都是粗糙的做法，因为社会现实总是一种连续的分配。在任何一种财富或收入水平上，总有一定数量鲜活的个体，而这些个体的数量会根据该社会分配形式而缓慢、渐进地发生变化。社会阶层之间或“人民”与“精英”之间，从来不会泾渭分明。为此，我的分析完全基于十分位数（最上层的10%、中间的40%、最底层的50%等）统计概念，不同社会的定义方式完全相同。这样我可以跨越时空进行严格而客观的比较，既不否认每个特定社会的内在复杂性，也不排斥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基本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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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层级斗争还是最富1%群体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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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针对时空相距遥远、先天截然不同的社会，还是使用完全不同的名词和概念代指社会群体的特别社会，我的基本目标都是比较不平等的结构。前10%或1%群体的概念相当抽象，也肯定缺乏诗意。多数人更容易与自己熟悉的群体产生共鸣：农民或贵族，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办公室职员或高层管理人员，服务员或商人。但使用“前10%和前1%”这种说法的好处就在于，它们能让我们使用大家基本都能接受的共同语言，来比较那些原先无法比较的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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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对这些人群进行更精细的划分，使用百分位数甚至千分位数来更精确地记录社会不平等的连续性特征。特别是在每个社会，甚至在最平等的社会里，最上层的10%人群其本身的确就是一个世界。其中，有些人的收入仅比平均值高两三倍，其他人的财力则高一二十倍，甚至更多。开始时，把最上层的10%再分成两个子群更具启发意义：最上层的1%（具体起见，我们可以称之为“统治阶层”，但并不是说这个词就比其他的好）和余下的9%（我们可以称之为“富裕阶层”或“小康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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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看一下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例子（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表7.1所示，20%的工资流向了收入最高10%的人，归于最上层1%的比重一般是总工资的5%。这意味着在一个月平均工资为2 000欧元的社会里，最上层1%人群的收入是平均工资的5倍，即每月10 000欧元。换言之，收入最高的10%人群每月挣4 000欧元，但是最上层1%人群每月挣10 000欧元（其余9%每月挣3 330欧元）。如果我们继续细分，看一下最上层1‰（即收入最高者的0.1%）的情况，我们发现，甚至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人每月挣几万欧元，也有少数人挣数十万欧元。当然，这样的人不多，所以他们在所有工资总和中的权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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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判断一个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只看到有些人享有极高收入是不够的。例如，说“收入规模从1扩展到10”或者甚至“从1扩展到100”，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明。我们还需要知道在每个水平上有多少人挣到了这种收入。归于最上层10%或1%人群的收入（或财富）比重才是判断一个社会有多不平等的有用指数，因为它不仅反映了极高的收入或极大财富的存在，也反映了获得这种报酬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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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展开的历史调查中，最上层1%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群。虽然他们（从定义上讲）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但依然比备受关注的几十个或几百个超级精英（如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泛使用的名称，从法国的“200个家庭”到法兰西银行的200名最大股东，或《福布斯》杂志设立的“400个最富有美国人”或类似排名）多得多。2013年，在法国这个有6 500万人口的国家，约5 000万为成年人，最上层1%有约50万人。在拥有3.2亿人口的美国，2.6亿为成年人，最上层的1%有260万人。这些在数字上相当大的群体必然在社会上引人注目，更何况他们愿意居住在同一座城市，甚至聚集在同一个社区。在每一个国家，最上层1%人群不仅在收入分配中地位显赫，在社会面貌中也吸引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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