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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做法有其理由,一般是因为可用数据“不完善”。这是有道理的,但通过使用WTID中以有限手段收集的历史数据,这些困难可以克服。这项工作已经开始缓慢地改变事情的处理方式。其实,决定使用忽视最顶端情况的方法论很难说是出于公心: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官方报告本来是为了告诉公众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真实情况,但实际上他们经常人为地给出不平等的乐观图景。这就好像1789年法国政府的官方不平等报告故意忽视顶层10%人口的所有情况(一个5~10倍于当时所有贵族人数的人群),理由是这太复杂了,不能说明任何情况。这样的做法反而更加令人遗憾,因为其必然让官方统计数字和统计人员更不可信,而不是缓解社会的不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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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很大程度上由于人为原因,十分位比有时会相当高。以资本所有权的分配为例:最底层50%人群一般接近一无所有。取决于所测算的财富有多么少(比如是否计入耐用品和债务),对收入层级中最后10%这一门槛的确切位置,人们显然可以得出非常不同的结果:对于相同的社会现实,人们可以将其设定为100欧元、1 000欧元甚至10 000欧元,结果没有太大不同,但取决于具体的国家和时期,可以得出非常不同的十分位比,即使财富分配的最底层半数人口依然只占有总财富的不到5%。劳动收入分配多少也是这种情况:取决于如何对待替代收入和短期工作报酬(比如使用每周、每月、每年还是每10年的平均收入),人们可以得出非常不同的p10门槛(和十分位比),即使劳动收入分配最底层50%实际上占有相当稳定的劳动收入比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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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更愿意像表7.1~ 表7.3那样去研究分配情况,这也许是一个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强调不同人群占有的收入和财富比重,尤其是每个社会最底层半数人口和最上层10%,而不是纠结于确定某个百分位数的门槛水平。比重值比十分位比能展示更为稳定的现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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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在本章中考察的分配表是研究财富分配的最佳工具,远比综合指标和十分位比可靠。上述分析就是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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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认为这一方法与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更为一致。既然多数国家的国民收入核算可以让我们测算每年的国民收入和财富(以及平均收入和财富,因为人口统计来源让我们更容易获得人口数字),那么下一步便是按十分位数和百分位数来细分这些总收入和财富数字。许多报告建议国民收入核算应按这种方式来改善和“人性化”,但迄今没有什么进展。[25]把人口细分成最贫穷50%、中间的40%和最富裕10%,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有益一步。尤其是,这个办法可让任何一位观察家看到,不同社会人群实际获得的收入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例如,只有知道流向最上层10%人群的财富比重,我们才能确定增长的成果有多大比例被最上端获得。基尼系数和十分位比都不可能清晰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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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我所推荐使用的分配表在某些方面与18世纪、19世纪初风行一时的“社会表格”非常相似。这些社会表格首先在17世纪末的英国和法国推出,在启蒙时期的法国得到广泛使用、改善和评论,例如狄德罗《百科全书》中关于“政治算术”的备受称赞的文章。社会表格的最初版本由格雷戈里·金于1688年创立,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艾克斯比利和伊斯纳尔、拿破仑时期的帕切特、科尔昆和布洛杰特编撰了详尽的范例。他们的目标一直是提供全面的社会结构视角:他们列出了贵族、资产阶级、绅士、工匠、农民等的数量及其收入评估(有时是财富)。这一批作者还编撰了最早的国民收入和财富评估。然而,这些表格与我的分配表有一个重要区别:旧的社会表格使用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分类,而且没有试图用十分位数和百分位数来确定财富和收入分配状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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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社会表格强调不同社会层级(尤其是不同的精英阶层)的国民财富比重,试图描绘不平等的生动一面。在这方面,它们和我使用的方法显然非常相似。同时,在实质上,社会表格与基尼、帕累托对不平等的统计测算方法迥然不同。后者方法简单,未考虑时间因素,在20世纪广泛使用,常常试图弱化财富分配的差距。人们测度不平等的方法从来都不是不偏不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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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Honoré de Balzac,Le père Goriot (paris: livre de poche,1983),1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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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Balzac,Le père Goriot,131。在测算收入和财富时,巴尔扎克通常使用法郎或硬币利弗尔(法郎出现后变成等值物)和埃居(埃居是一枚银币,价值19世纪的5法郎),在极少情况下也使用路易(路易是一种金币,价值20法郎,1法郎在旧制度下已经价值20利弗尔)。因为当时不存在通货膨胀,这些货币单位都很稳定,读者很容易进行换算。见第二章。我将在第十一章详细讨论巴尔扎克提到的这些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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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Balzac,Le père Goriot,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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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据报道,一位法国前总统的儿子在巴黎学习期间,娶了达尔蒂(Darty)电器连锁店的女继承人,可他肯定不是在伏盖公寓遇上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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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是从成年人口(未成年人一般没有收入)角度来定义前10%人群的,而且尽可能保持在个人层面。表7.1~ 表7.3的评估就是基于这个定义。对有些国家来说,如法国和美国,只能得到家庭的历史收入数据(即夫妇二人收入的总和)。这稍微改变了各个十分位的比重,但对我们感兴趣的长期演变没有影响。对工资而言,一般只有个人层面的历史数据。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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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在线技术附录和补充表S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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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位数是半数人口居于其下的标准值。实际上,中位数总是低于平均数,因为现实世界的分配总有一个长长的上尾,这提高了平均数但没有拉高中位数。对劳动收入来说,中位数一般是平均数的80%(也就是说,如果平均工资是每月2 000欧元,那么中位数约为1 600欧元)。对财富来说,中位数可能极低,经常不到平均财富的50%,如果较穷的半数人口一无所有,中位数甚至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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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什么是第三等级?什么都是。它在政治秩序中算什么?什么都不是。它想要什么?成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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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作为惯例,我把替代收入(即替代劳动收入消失而通过工资扣除来资助的养老金和失业保险)放在初次劳动收入之中。如果不这样做,成人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会明显大于表7.1和表7.3中的情况(大量退休人员和失业工人的劳动收入为零)。在第四部分,我会回过头来通过养老金和失业保险来讨论再分配问题,现在暂且把它们称为“延期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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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些基本计算在补充表S7.1中有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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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国最上层10%很可能占有所有财富的接近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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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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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很难说苏联及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是否符合这个标准,因为没有可用的数据。但无论如何,政府拥有大多数资本,这个事实显著削弱了该问题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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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注意,甚至在表7.2中描述的“理想社会”,不平等程度依然很高(最富裕10%人群占有的资本超过最贫穷的50%,虽然后者人数是前者的5倍;最富裕1%人群的平均财富是最贫穷50%的20倍)。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走向更宏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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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或者每对夫妇平均4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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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见第三至五章。在线技术附录中有准确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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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关于耐用品,见第五章和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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