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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工资不平等的缩小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都出现了反转，甚至会让人们忘掉它曾经发生过。然而，对于曾生活在那些年代的劳动者来讲，工资分配状况的改变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地，在公共和私人部门均出现了工资层级的恢复，这是战后几年最为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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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转向法国1945~2010年的不平等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三个明显的阶段：1945~1967年收入不平等急剧上升（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从不到30%上升到36%~37%）；之后的1968~1983年又大幅下降（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又降回到30%）；最后，1983年之后不平等程度稳步增长，2000~2010年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又升到大约33%（见图8.1）。在前1%人群的工资不平等上，我们也发现了大致类似的变化特征（见图8.3和图8.4）。同样，各种各样的上升和下降或多或少是可以相互抵消的，因而研究者们很容易忽略这些变化，转而聚焦在1945~2010年这个长时段内的相对稳定特征之上。事实上，如果你只是对长时期的演变感兴趣，法国在20世纪里突出的变化特征可以简单归结为：1914~1945年工资收入不平等显著缩小，之后保持相对稳定。看待这一问题的每一种思路本身都是合理而重要的。据我看，牢记所有这些时间尺度是至关重要的，长期特征固然很重要，短期和中期也是如此。在第二部分（尤其是第六章）考察资本/收入比以及资本——劳动划分的演化时，我曾提及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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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是，资本——劳动划分与劳动收入不平等是同向发展的，因而二者在短期和中期是彼此强化的，但在长期就不一定了。例如，每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及资本/收入比）就会下降，工资不平等程度也会缩小。总体来讲，收入不平等倾向于“顺周期”演变（与经济周期同向波动，与“逆周期”变化相对）。在经济繁荣期，国民收入中的利润比重趋于上升，收入层级顶端人群的报酬（包括奖金和红利）通常要比中下层工人的工资增长得快。反过来，在经济放缓或衰退时期（战争是其中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各种非经济类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会使这些波动不完全依赖于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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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67年法国不平等的大幅上升，正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资本收入比重以及工资不平等的急剧上升所致。政治局面在其中无疑起到了作用：整个国家的重心完全集中于战后重建上，减少不平等并非当前优先考虑之事，尤其是当战争期间不平等程度已经大大降低成为共识的时候。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理人、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的加薪速度，要比处于工资等级中下层的工人快得多，并且起初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一点。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是在1950年建立的，但此后很少提升，远远落后于平均工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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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事情发生了突然转变。“五月风暴”本身源于学生的不满情绪和一系列与工资问题几乎毫无关联的文化和社会问题（尽管很多人对20世纪50~60年代生产至上、牺牲均等的增长模式嗤之以鼻，但这在危机时期确实很有作用）。这场运动最直接的政治结果就是在工资上的作用：为结束危机，戴高乐政府签署了格勒纳勒协议，除其他事项外，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了20%。1970年，最低工资要依据平均工资进行正式的（可能是局部的）调整，但在1968~1983年，受到狂热的社会和政治氛围影响，政府不得不每年都大幅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的购买力在1968~1983年相应提高了超过130%，而平均工资仅增长了约50%，这就使得工资的不平等显著缩小。这种情况与之前时期相比是一种剧烈的、实质性的转变：最低工资的购买力在1950~1968年仅提高了25%，而平均工资已经增长了一倍还多。[20]受底层工资水平的急剧上涨带动，1968~1983年的工资总额也大幅上升，超过了总产出的增速。这就解释了本书第二部分所指出的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比重的急剧降低，以及收入不平等大幅缩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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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在1982~1983年发生了逆转。1981年5月，新当选的法国社会党政府当然更偏好延续之前的态势，但这已经不是让最低工资标准增速达到平均工资两倍这么简单的问题了（尤其是当平均工资自身的增速也比产出的增速要快时）。因而，1982~1983年，政府决定“节衣缩食”：工资冻结不再上涨，每年大幅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政策最终被抛弃。结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在20世纪80年代余下的年份里，国民收入中的利润比重飞速上涨，而工资不平等再次上升，收入不平等更甚（见图8.1和图8.2）。这种突变像1968年一样剧烈，只不过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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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不平等程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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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国在1982~1983年开启的不平等上升的新阶段，我们该如何来描述呢？从长远的视角看，我们很容易将其视为微观现象，认为这只不过是前期趋势的一个逆转，尤其是我们看到，到1990年前后，国民收入中的利润比重又回到了1968年5月前夕的水平。[21]然而，这可能是一种错误认知，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正如我在第二部分展示的那样，1966~1967年的利润比重处于历史性高点，是“二战”结束后资本收入比重逐步恢复的结果。如果我们将租金与利润一并计入（而且确实应该计入）资本收入中，就会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资本收入比重实际上是继续上涨的。要正确理解这一长期现象，就要将其放置在资本/收入比长期演变的背景下。到2010年，法国的资本/收入比几乎回到了“一战”前夕的水平。仅仅通过观察前10%人群收入比重的变化，不可能完全理解资本繁荣恢复的含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收入是少报了的，我们也就略微低估了顶端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真正的问题在于财富继承重新恢复了地位，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此时才刚刚显示出其真实效应，只有通过直接研究继承财富本身的角色变化和重要性，才能正确地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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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全部。法国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新现象：最高的薪水，尤其是付给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高管们的报酬达到了惊人的高度——不过法国暂时还没有美国那样惊人，但忽略这种新的变化同样是不应该的。前1%人群的工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还不足6%，自90年代后期开始增长，2010年后达到了7.5%~8%。因此，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上升了近30%，这当然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我们沿着薪水和奖金层级向上推移来观察，会发现前0.1%和0.01%人群有着更大程度的增长，10年里购买力提升了50%以上。[22]在低速增长和绝大多数工人购买力实际停滞的背景下，高收入者出现如此规模的提升不得不引起注意。此外，这一现象是全新的，我们必须通过国际视角来分析，以期正确地解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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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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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的情况：美国不平等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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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转而分析美国的情形。美国很引人注目，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一个被称为“超级经理人”的子人群首次在这里出现。我尽力证明了美国数据与法国数据的可比性。具体地讲，图8.1和图8.2展示的是法国数据，图8.5和图8.6则展示了美国同一指标的数据目的就是比较工资层级中前10%和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的变化（在各自的第一张图中），以及比较工资层级本身的情况（在各自的第二张图中）。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美国在1913年结束了与最高法院的长期争论，开征联邦所得税。[23]从美国所得税申报单中提取的数据在整体上与法国数据是可比的，尽管详尽程度略低。特别是，总收入可以从自1913年起的美国申报单推断得来，但我们并没有1927年之前劳动收入的单独信息。因而，美国1927年之前工资分配状况的数据可靠性稍差。[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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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不足35%，进入21世纪以后则上升到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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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1910~2010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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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上升，基本可归因于前1%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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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1910~2010年美国前10%人群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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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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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国和美国的变化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不少类似的特征，但也确实存在一些很重要的不同。我们首先考察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的整体变化（见图8.6）。令人吃惊的是，从20世纪初至今，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变得明显高于法国（以及欧洲整体），尽管在这一时期的初始阶段美国比法国更为平等。美国的案例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它的演化终点并没有简单回归起点：从量上来讲，2010年美国的不平等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旧欧洲一样都很高，但是不平等的结构是明显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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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进行系统性阐释。首先，20世纪初，欧洲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显著高于美国。根据我们整理的数据，1900~1910年，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略超过40%，而法国为45%~50%（英国很可能更高些）。这反映出两个不同点：一是，欧洲的资本/收入比更高，而且资本收入比重也更高；二是，在美国这片新大陆上，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可能没有那么极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1900~1910年的美国社会就体现出先驱们建设一个平等社会的美好理想。实际上，当时的美国社会已经很不平等了，其程度要比今天的欧洲高得多。你只要重新读一下亨利·詹姆斯，或是留意一下1912年乘坐“泰坦尼克号”进行奢华航行的霍克利（这一人物是现实存在的，而不只是停留在詹姆斯·卡梅隆的想象中），就会相信食利者社会除了巴黎和伦敦，也存在于20世纪初的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不过，资本及其收入在美国的分配状况多少比法国和英国均等些。具体来讲，美国的食利者，在数量上要少于欧洲，在富裕程度上（和美国平均的生活标准相比）也不及欧洲。我之后会解释为何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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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在1929年“大萧条”的前夕达到顶峰，此时超过50%的国民收入为前10%人群占有 ——比欧洲同期的水平略高，这是因为欧洲的资本自1914年起遭受了一连串的冲击。不过，美国的不平等与欧洲大不相同：在20世纪20年代股票市场风头正劲的时期，资本收益已经在美国高收入人群中占据决定性地位（见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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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时期（“大萧条”对美国打击至深）和“二战”期间（美国整个国家被动员起来积极备战以及努力结束经济危机），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幅缩小，在某些层面上这可与同时期欧洲的情形相比。确实，我们在第二部分就已看到，美国资本所受到的冲击绝对不容小觑：虽然不存在战争带来的物质破坏，但“大萧条”是一个主要冲击，紧随其后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联邦政府大量征税带来的冲击。不过，将1910~195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会发现美国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幅度要比法国（乃至欧洲）小得多。简言之，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要高于欧洲，其在“一战”前夕处于一个较低的峰值，而到“二战”结束后降至低点。1914~1945年间的欧洲见证了食利者社会的消亡，但该情况在美国并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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