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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正如第七章所述，这里举出的欧元数字是为了内容完整而特意安排的，且只是近似值，因而它们的作用仅仅是要给出一个数量级的概念。精确的分年度的1%和0.1%临界线可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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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边界所基于的数据并非完备。如第六章所述，一些企业家性质的收入可能会以股息的形式体现，因而被归类为资本收入。有关自1914年起，法国前1%和前1‰人口的分年度收入构成的详尽分析，见piketty,Les hauts revenus en France,9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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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图8.4中，资本收入似乎只占到“9%”人群收入的不足10%，这是因为，和前10%及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的数据一样，这些数字只是基于自主申报的收入报表，而自1960年，报表就剔除了所谓的虚拟租金（即自我拥有的住房的租金价值，这在之前是课税收入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将没有纳税的资本收入（如虚拟租金）纳入，2000~2010年“9%”人群资本收入的比重可能达到甚至略超过20%。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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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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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尤其是，我通常涵盖了收入申报中所有的租金、利息和股息，甚至包括那些不属于同一税收报表或可能在特殊豁免或降低税率范围内的收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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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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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注意，整个“二战”期间，法国税务当局一如既往地收集所得税申报单、记录在案，并在此基础上编制相关统计资料，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事实上，那是一个机械性数据处理的黄金时代，新的技术可以自动分拣打孔卡（punched cards），这就使快速制作交叉表（cross-tabulations）成为可能，与以前的手工方法相比，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因而，财政部在战争年代的统计出版物要比之前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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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前10%人群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47%降到了29%，而前1%人群的比重则从21%降到了7%。详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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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对于这些演变的分年度详细分析，见Les hauts revenus en France,esp. chaps. 2 and 3,pp. 9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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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工资差距的缩小实际上在战争爆发前就已开始，那是《马蒂尼翁协定》签署的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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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见Les hauts revenus en France,201–2。1968年工资不平等的明显突变在当时就被意识到了，可重点见Christian Baudelot and a. lebeaupin,Les salaires de 1950 à 1975 (paris: iNSEE,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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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见图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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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可特别见Camille landais,“les hauts revenus en France (1998–2006): Une explosion des inégalités?”(paris: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2007)，以及Olivier Godechot,“is Financ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e in Wage inequality in France?”Socio-Economic Review 10,no. 3 (2012): 44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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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对于1910~1912年的情况，我使用各种可得的数据来源补全了数据，尤其使用了美国政府在预备开征联邦所得税时进行的各种估算结果（和在法国例子中的处理办法一样），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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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对于1913~1926年的情况，我使用了收入水平和收入分类数据对工资不平等的变化进行了估计，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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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最近有两本关于美国收入不平等历史的书，都强调美国这个相对均等化历史阶段的重要性，作者都是著名经济学家。见paul Krugman,The Conscience ofαLiberal (New York: Norton,2007),and Joseph Stiglitz,The Price of Inequality (New York: Norto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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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可得的数据显示（虽然并不完备），要矫正资本收入低估，大致是在国民收入中增加2~3个百分点。未矫正的最高10%的比重在2007年为49.7%，2010年为47.9%（伴随着上涨的趋势）。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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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包含资本利得”的数据序列，当然既包括在分子中（最高10%和最高1%的收入），也包括在分母中（整个国民收入），而“不含资本利得”的数据序列在分子分母中都做了剔除。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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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唯一可疑的跳跃发生在1986年里根税制改革时期，当时不少重要的公司都改变了他们的法律形式，从而使其利润以个人而不是公司收入进行征税。这种税基的转移会产生纯粹的短期效应（本应之后以资本利得的形式获取的收入，稍微提前获得了），在长期趋势的塑造中扮演的是次要角色。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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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这里的税前年收入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已婚家庭或者单身个体）。个体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的增长幅度与此大致相同。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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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这种对美国经济发自肺腑的赞美，有时那些出生于外国（通常比美国要穷）、现在美国大学教书的经济学家们表现得更为明显。再次申明，这种欣赏非常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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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所有更详尽的数据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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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这一说法被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可见Michael Kumhof and Romain Rancière,“inequality,leverage,and Crise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king paper (November 2010) 对此的阐释，也可见Raghuram G. Rajan,Fault Lines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不过他们低估了美国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比重不断增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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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见anthony B. atkinson,thomas piketty,and Emmanuel Saez,“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no. 1 (2011): table 1,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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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要记住，这些数字都是原始收入（在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的分配状况。我将在第四卷对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效应进行考察。概括来讲，向最穷群体的转移支付的增加使得上述数字稍微减弱，而这一时期税收体系的累进性显著下降，又对其起到了恶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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