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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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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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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标准和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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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如法国和美国历史所展示的那样，最低工资制度在工资不平等的形成和演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就这一点而言，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和特有的事件年表。无须惊讶的是，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取决于各个社会对社会正义的认知和准则设立，并且与各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紧密相连。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将最低工资作为提高底层人群工资的手段，到了70年代却摒弃了这一手段。法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最低工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维持不变，在70年代却被频繁使用。图9.1显示了这种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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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举出很多其他国家的例子。英国于1999年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水平介于美国和法国之间：2013年时是每小时6.19英镑。[8]德国和瑞典没有在国家层面规定最低工资标准，而是让工会和各细分行业的雇主们谈判协商确定包括最低工资在内的完整工资制度。事实上，2013年两国在很多细分行业上的最低工资标准约为每小时10欧元（高于那些有全国工资标准的国家）。但在监管程度相对较低且工会职能相对不充分的行业，最低工资就明显要低得多。为了与他国保持一致，德国还考虑在2013~2014年引入最低工资标准。我们不再细述各国的最低工资和工资制度及其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这里仅简要介绍一下哪些一般原则可用来分析各国调节工资设置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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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和刚性工资制度的实际支撑理由有哪些呢？第一，特定工人的边际生产率并不总是容易衡量的。在公共部门，这一点是显然的；在私人部门，这一点也是明确的：在一个雇用成千上万工人的组织里，评价每个工人对总产出的贡献并不容易。但确定的一点是，我们至少可以对重复性工作（即任何数量的工人都能以同样方式执行的工作）的边际生产率进行估算。对于麦当劳流水线上的工人或服务员，管理层可以计算出每增加一名工人或服务员能增加多少营业收入。然而，这样只能近似估算出生产率的范围，而非一个绝对数值。考虑到这层不确定性，那么工资又应该如何设定呢？很多理由表明，授予管理层设定每个员工月度工资或每日工资的绝对权力不仅会导致工资设置的随意性和不公正，对公司而言也是无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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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讲，确保工资相对稳定、不随销售额的波动而大幅波动，对公司而言或许更有效率。公司的所有者和经理层通常收入不菲，比普通员工富裕得多，他们更容易应对短期性收入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在劳务合同中为工人提供一定程度的“工资保险”，保证工人的基本工资（不妨碍奖金和其他激励）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做法。工资按月支付而非按日支付，这是20世纪逐渐被所有发达国家采纳的革命性创新。这一创新被写进了法律，并成为工人和雇主之间工资谈判的要素之一。曾作为19世纪工资规范的日工资制逐渐退出历史，这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一步：工人如今享有了合法地位并获得稳定、可预期的工作报酬。这将他们与18、19世纪典型的工人——日工或计件工——清晰地区别开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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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支持预先设定工资的理由显然存在一定局限性。支持最低工资和固定工资制的另一经典论调是“专用性投资”问题。具体而言，单个公司特定职能的履行和特定任务的执行通常要求工人为公司做“专用性投资”，该投资一定程度上对其他公司是无价值（或价值有限）的。比如，工人需要掌握与公司生产流程相关的具体工作方法、组织方式和技能。如果工资制度由公司单方面制定而且可由公司随时改变，工人不能预先知道他们的工资是多少，他们很可能不会尽心尽力地为公司做出此类投资。因而，预先制定工资标准或许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专用性投资”的观点也适用于公司做出的其他决定，如本书第二部分的“莱茵资本主义”所讨论的一样，它也是主张限制股东权力（股东在某些情况下被认为过于注重短期利益）、支持在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司员工）层面进行权力共享的主要理由。该观点可能是支持固定工资标准的最主要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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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而言，只要雇主比工人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而且简单经济模型中的完全竞争条件不能满足，通过实施严格的工资制度来限制雇主权力的做法可能就是合理的。例如，若一小撮雇主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这意味着，由于当地劳动力市场有限的流动性等原因，他们几乎是市场上唯一的工作提供方），雇主们将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地位尽可能地压低工资，甚至压到工人的边际生产率以下。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工资的提高能推动经济走向竞争均衡并提高整体就业水平，推行最低工资制不仅符合公平原则，而且符合效率原则。基于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前述理论模型，是解释最低工资制之所以存在的最明确理由：最低工资制的目标是确保任何雇主都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地利用其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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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一切显然都取决于最低工资的水平。最低工资标准不可能脱离各国的总体技水平和平均生产力水平，而只在理论上抽象地进行设定。1980~2000年美国开展的众多研究（以经济学家戴维·卡德和艾伦·克鲁格的研究最为有名）表明，那个时期的美国最低工资非常低，即使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不会损失就业甚至可能会增加就业，正如垄断模型里显示的那样。[10]基于这些研究，当前奥巴马政府欲将最低工资提高25%（从每小时7.25美元提升至9美元）的做法，对工作数量将仅能产生微弱影响甚至毫无影响。显然，最低工资不可能无限提高：随着最低工资的提高，其对就业水平的负面影响最终将占据上风。若最低工资翻番或提高两倍，负面效应很难不占主导地位。和美国相比，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更难以找到充分的理由来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因为相对平均工资和边际生产率而言，法国的最低工资水平已经比美国高了。若想提高法国低工资工人的购买力，最好采用其他手段，比如通过培训提升工人技能，或进行税收改革（而且这两种替代性做法是互补的）。但不管怎样，最低工资不应当是固定不变的。虽然工资的增长不能一直超过生产率的增长，但将其限定在生产率增长之下也是不健康的。不同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和政策有不同的作用，必须以合理方式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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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长期来看，增加收入和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最好方式是对教育和技能进行投资。长期而言，最低工资和工资制度本身不可能推动工资呈5倍或10倍速度增长；要实现这么快的增长，教育和技术是决定性力量。然而，在由教育和技术的相对进步所决定的时期，劳动力市场的规则在工资设定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事实上，这样的时期可能非常之长，部分是因为我们很难确定地估量个体的边际生产率，部分是因为“专用性投资”和不完全竞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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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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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急剧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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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生产率理论及教育和技术赛跑理论的最失败之处，毫无疑问在于它们无法充分解释1980年以来美国超高劳动收入激增的现象。根据这些理论，美国的这一变化可以解释为是偏向技术的技能进步带来的结果。一些美国经济学家秉持这样的观点：顶层劳动收入的增长较平均工资的增长快得多，只是因为独特的技能和新技术使这部分人的生产力较平均水平高得多。这样的解释有种同义反复的意味（毕竟，任何工资层级的扭曲都可以归结到某些假定的技术进步上去）。同时，这种解释还存在其他重大缺陷，在我看来，这些缺陷让这一解释变得不那么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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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之一是，如前面章节所示，美国工资不平等的扩大主要源自工资最顶层人群（前1%人群，甚至前0.1%人群）收入的增长。审视整个前10%人群，我们会发现前9%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较平均水平要快得多，但仍然不及前1%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具体来说，年工资为10万 ~20万美元人群的工资增长速度仅比平均水平略快，而年工资在50万美元以上人群的报酬则出现急剧增长（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人群的收入增长则更为迅猛）。[11]这种顶层收入存在的明显间断性给边际生产率理论提出了挑战：从不同收入层级的技能水平变化角度看，无论采用何种标准，我们都很难看到“前9%人群”和“前1%人群”在教育水平、学校背景或职业经验上的不连续性。我们或许需要一个建立在对技能和生产率客观衡量基础之上的理论，以表明前10%人群的工资增长具有相对统一性，或者表明不同收入子群体的收入增长率其实更为接近，而非像我们在实际中观察到的那样——收入增长存在巨大的离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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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解，我并不是在否认卡茨和戈尔丁提出的投资高等教育和培训的决定性意义。长期来看，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鼓励教育机会向更多人开放的政策都是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的。只不过，虽然这些政策都非常可取，但它们似乎对1980年以来美国顶层收入群体急剧增长的影响比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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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最近几十年间，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同时发挥着作用：现象一，如戈尔丁和卡茨所揭示的那样，高校毕业生与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的收入差距在扩大；现象二，收入最高的1%人群（甚至0.1%人群）的报酬增长十分迅猛。这一现象非常特殊，它发生在高校毕业生群体的内部，而且往往将多年在精英学府求学的那些个体独立出来。从量化角度来看，现象二比现象一更重要。特别是，如前面章节所示，前1%人群收入的超常表现解释了1970年以来前10%人群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增长的将近3/4。[12]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解释，而初步看来，教育因素似乎不能提供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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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经理人的崛起：一个盎格鲁 – 撒克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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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之二是，有些发达国家出现了超高薪激增的现象，而其他发达国家并未出现，这无疑是边际生产率理论遇到的最主要问题。这表明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比技术进步等一般性和先验普遍性因素，起着更为核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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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英语国家。一般来说，超级经理人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盎格鲁 – 撒克逊国家的一种现象。1980年以来，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前1%人群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显著提高（见图9.2）。比较遗憾，除了法国和美国，我们很难获取其他国家工资不平等和总收入不平等的数据。但我们拥有大部分国家的总收入构成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可以推断出，所有这些国家国民收入中前1%人群的比重增长，至少2/3源自顶层收入的急剧增长，其余1/3源自资本收入的强劲增长。所有英语国家近几十年来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首要原因都是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超级经理人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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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有盎格鲁 – 撒克逊国家的前1%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都上升了，只不过升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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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1910~2010年盎格鲁 – 撒克逊国家的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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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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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同族相似性”不应掩盖这一现象在各国的不同严重程度。图9.2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各国前1%人群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比重十分接近，我们所考察的4个英语国家均在6%~8%，美国也不例外。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前1%人群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加拿大略高，达到9%，而澳大利亚最低，仅为5%。30年后的今天，情况全然不同了。美国前1%人群收入的比重达到将近20%，相比之下，英国和加拿大约为14%~15%，而澳大利亚仅为9%~10%（见图9.2）。[13]初步看来，我们可以说，美国前1%人群收入的比重增长大约是英国和加拿大的两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3倍。[14]如果超级经理人的兴起纯粹是技术现象，那么这些在其他方面相似度很高的国家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就不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