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617500
[30]这种对美国经济发自肺腑的赞美，有时那些出生于外国（通常比美国要穷）、现在美国大学教书的经济学家们表现得更为明显。再次申明，这种欣赏非常可以理解。
1704617501
1704617502
[31]所有更详尽的数据见在线技术附录。
1704617503
1704617504
[32]这一说法被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可见Michael Kumhof and Romain Rancière,“inequality,leverage,and Crise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king paper (November 2010) 对此的阐释，也可见Raghuram G. Rajan,Fault Lines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不过他们低估了美国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比重不断增长的重要性。
1704617505
1704617506
[33]见anthony B. atkinson,thomas piketty,and Emmanuel Saez,“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no. 1 (2011): table 1,p. 9。
1704617507
1704617508
[34]要记住，这些数字都是原始收入（在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的分配状况。我将在第四卷对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效应进行考察。概括来讲，向最穷群体的转移支付的增加使得上述数字稍微减弱，而这一时期税收体系的累进性显著下降，又对其起到了恶化作用。
1704617509
1704617510
[35]见第五章中对日本和西班牙泡沫的论述。
1704617511
1704617512
[36]见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3–1998,”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no. 1 (February 2003): 29– 30。也可参阅Claudia Goldin and R. Margo,“the Great Compression: the Wage 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Mid-Centur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no. 1 (February 1992): 1–34。
1704617513
1704617514
[37]恰恰相反，也没有被更大的代际流动性所补偿，我在第十三章会再讨论这一点。
1704617515
1704617516
[38]见Wojciech Kopczuk,Emmanuel Saez,and Jae Song,“Earnings inequality and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Evidence from Social Security Data since 1937,”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no. 1 (2010): 91–128。
1704617517
1704617518
[39]见Edward N. Wolff and ajit Zacharias,“Household Wealth and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Well-Being in the U.S.,”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7,no. 2 (June 2009): 83–115。沃尔夫和撒迦利亚准确地评论了我和伊曼纽尔·赛斯写于2003年的一篇文章，认为我们高估了以“工作着的富人”（working rich）与“息票食利者”（coupon-clipping rentiers）的相互替代来解释这种变化的程度。事实上，人们经常发现二者是“共存”的。
1704617519
1704617520
[40]见补充图S8.1和图S8.2，见在线技术附录。
1704617521
1704617522
[41]见Steven N. Kaplan and Joshua Rauh,“Wall Street and Main Street: What Contributes to the Rise of the Highest incomes?”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3,no. 3 (March 2009): 1004–1050。
1704617523
1704617524
[42]见Jon Bakija,adam Cole,and Bradley t. Heim,“Jobs and income Growth of top Earners and the Causes of Changing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U.S. tax Return Data,”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2010–24,Department of Economics,Williams College,table 1。其他重要的行业群体包括医生和律师（大约占10%），不动产推销员（大约5%）。然而，这些数据应谨慎使用：我们无法得知相关财富的来源（是否继承得来），但如果将资本利得包括进来，在最高0.1%中，资本收入占比超过总收入的一半（见图8.10），剔除资本利得后，大约占到1/4（见补充图表S8.2,可在线获得）。
1704617525
1704617526
[43]像比尔·盖茨这类的“超级企业家”在数量上是很少的，他们与收入研究的关联不大，而最适合放在财富研究的框架之内，尤其是研究不同种类财富的演化情况，详见第十二章。
1704617527
1704617528
[44]具体地讲，如果一个经理人被允许购买股票期权，约定行权时以100美元购买价值200美元的股票，那么两个价格间的差额 —— 在此为100美元——就被计入该经理人执行期权年度的工资收入中去。如果他选择晚些时候以更高的价格（比如250美元）卖出该股票，那么50美元的差额就被当作资本收益。
1704617529
1704617530
1704617531
1704617532
1704617534
21世纪资本论 第九章 劳动收入的不平等
1704617535
1704617536
至此，本书已介绍了20世纪初以来法国、美国收入和工资的演变，接下来我将进一步考察我们观察到的一些变化，并分析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变化。
1704617537
1704617538
我将在本章首先考察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动态过程。是什么导致了1980年以后美国工资不平等的急剧扩大和超级经理人的兴起？更一般地说，什么因素使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演变特征？
1704617539
1704617540
在后续章节中，我将考察资本所有权分布的演变：20世纪初以来财富集中度是如何以及为何出现了普遍下降（尤其是在欧洲）？“世袭中产阶层”的出现是该问题的核心，因为它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所改善，以及为什么发达国家经历了从食利者社会向经理人社会的转变（或者，从不那么乐观的角度而言，从极端食利者社会向不那么极端食利者社会的转变）。
1704617541
1704617543
工资不平等：教育和技术赛跑理论？
1704617544
1704617545
为什么在某些社会和某些时期的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工资不平等）比另一些社会和另一些时期要严重呢？最为广泛接受的理论是教育和技术赛跑理论。恕我直言，该理论并不能解释一切。特别是，它无法对1980年后美国超级经理人的兴起和工资不平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不过，该理论确实为解释某些历史演变提供了有趣且重要的线索。因此，我将首先讨论该理论。
1704617546
1704617547
该理论基于两个假设：首先，工人的工资等于其边际生产率，即个体对其所在公司产出做出的贡献；其次，工人的生产率取决于其技能以及这一技能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供求状况。例如，在一个合格工程师稀缺的社会（即工程师的供给很低），技术的普及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即对工程师的需求很高），工程师的高需求和低供给很可能导致工程师的工资高企（相较其他工人而言），从而导致高薪的工程师和其他工人之间显著的工资不平等。
1704617548
1704617549
该理论在某些方面存在局限性且显得天真（事实上，工人的生产率并非一个印在脑门上的一成不变的客观数值，而且不同社会群体的相对力量往往对决定不同工人个体的工资起着核心作用）。不过，尽管这一理论简单甚至是过分简化了，它的价值正在于强调了对决定工资不平等起基础作用的两种社会经济力量，即技能的供给和需求，这两种力量在更复杂的理论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实际上，技能的供给主要由教育体系状况决定：接受各类教育的人数、教育（培训）的质量、课堂教学与适宜的专业经验的融合度等。技能的需求主要取决于用以生产社会所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技术状况。很显然，无论是否考虑其他因素，教育 ( 培训 ) 体系状况和技术状况这两种因素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少，这两种因素影响着不同社会群体的相对力量。
[
上一页 ]
[ :1.704617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