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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WTID数据库中的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即荷兰、瑞士、挪威、芬兰和葡萄牙,都与可观察到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演变特征相类似。请注意,我们拥有南欧国家的完整数据。西班牙的数据序列可追溯至1933年,这一年西班牙形成了所得税,但中间有几处数据中断。意大利的所得税于1923年形成,但完整的数据直到1974年才有。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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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00~2010年美国收入最高0.1%人群所占比重超过8%(不考虑资本利得)或12%(考虑资本利得),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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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因此法国和日本的“前0.1%”人群的收入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15倍上涨到25倍,而美国的“前0.1%”人群的收入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20倍上涨到100倍。这几个数量级只是估计值,但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这一现象,并且将国民收入比重与经常被媒体引用的薪酬情况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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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前1%”人群的收入明显要低:根据定义,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为10%,意味着这1%人群的平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倍(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为20%,意味着这1%人群的平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0倍,以此类推)。帕累托系数(我将在第十章介绍该系数)使我们能将前10%、前1%和前0.1%关联起来:在相对平等的国家(如20世纪70年代的瑞典),前0.1%人群的收入仅为前1%人群收入的两倍,所以,前0.1%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前1%的收入所占比重的1/5。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如2010年的美国),前0.1%人群收入是前1%的人群收入的4~5倍,前0.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前1%人群的收入所占比重的40%或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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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取决于是否包括资本收益,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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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详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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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对于瑞典和丹麦的情况,我们发现在1900~1910年的有些年份,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达到25%,高于同期的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的最高水平接近22%或23%)。然而,受数据所限,我们很难断定这些差异是否重大。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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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在拥有不同水平的收入构成数据(与上一章图8.3~ 图8.4,和图8.9~ 图8.10)展示的美国和法国数据相似的国家中,我们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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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采用年度数据序列绘制的曲线图,见在线补充图S9.6。其他国家的数据序列相似,并同样可见在线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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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图9.8仅展示了图9.7中4个欧洲国家的算术平均值。这4个欧洲国家很能代表欧洲的多样性,如果我们将其他有数据的北欧和南欧国家包含进来,或用每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对均值进行加权,所得曲线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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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我和安东尼·阿特金森于2007年和2010年共同发表的23国案例研究:Top Incomes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ontrastBetween Continental European and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7),andTop Incomes: A Glob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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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严格地说,中国在1980年以前没有所得税,因而无法对中国在整个20世纪进程中的收入不平等演变情况加以研究(这里的数据序列从1986年开始)。在哥伦比亚,迄今为止我收集的税收记录仅能追溯到1993年,但所得税在此之前早就存在,我们最终完全有可能找到更早期的数据(历史税收记录档案在很多南美国家组织得十分混乱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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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正在进行的项目清单可在WTID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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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当数字税务档案可访问时,计算机化自然会带来信息源的改善。但若这些税务档案被拒绝访问或者索引效果不佳(这是经常发生的),那么纸质统计数据的缺乏将会损害我们对所得税数据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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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所得税越是接近纯粹的比例税,越是不需要各个收入层级的详细数据。在第四部分,我将讨论税制本身的变化。这里的观点是,这样的变化对我们的观察工具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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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图9.9中2010年的数据是基于十分不完备的企业经理人报酬数据,因而只是初步的近似估计。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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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见abhijit Banerjee and thomas piketty,“top indian incomes,1922~2000,”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no. 1 (May 2005): 1-20。同时请见a. Banerjee and t. piketty,“Are the Rich Growing Richer? Evidence from indian tax Data,”in angus Deaton and Valerie Kozel,eds.,Data and Dogma: The Great Indian Poverty Debate (New Delhi: Macmillan india ltd.,2005): 598-611。在1990~2000年“黑洞”本身几乎占到了印度总体增长的一半: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人均收入每年增长4%,但家庭调查数据却显示仅增长2%,因而这一问题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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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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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事实上,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最优实验经济模型的主要结果(基本上是显而易见的结果),只要实验的成本是高昂的,则代理人(这里指公司)将没有兴趣去寻求完全信息(而且在做出最终选择前试验几个首席财务官的成本是高昂的),尤其是当该完全信息对公众的价值大于其对代理人的个人价值时。参考书目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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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见Marianne Bertrand and Sendhil Mullainathan,“are CEOs Rewarded for luck? the Ones without principals ar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no. 3 (2001),901–932。也请见lucian Bebchuk and Jesse Fried,Pay without Performance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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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第十章 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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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视角转向财富不平等及其历史演变进程。这一问题很重要,因为财富不平等的缩小及其中相应收入的减少,是20世纪上半叶总收入不平等缩小的唯一原因。如前所述,在1900~1910年和1950~1960年,无论是法国还是美国,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始终没有呈现出结构性递减的趋势(这与库兹涅茨理论的乐观估计相左,即劳动力将从较低报酬的工种逐步转移至较高报酬的工种),而且收入不平等大幅缩小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收入的锐减。同时,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所有其他发达国家也存在同样的现象。[1]因此很有必要理解财富不平等缩小趋势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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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尤为重要,是因为当前随着资本/收入比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资本所有权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话题。财富差距可能不断拉大,这在长期来看会产生很多问题。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比超级经理人和其他人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更令人担忧,因为后者迄今为止还只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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