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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此外还应考虑主权财富基金之外的公共非金融资产（公共建筑、学校和医院等）以及金融资产，并将公共债务减去。在发达国家，净公共财富平均不到私人财富额的3%（在某些国家公共财富值甚至为负），因此这无损大局。见第三至五章的论述以及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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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如果将房地产和非上市公司资产排除在外，那么狭义意义上的金融资产在2010年大约占全球私人总财富的1/4~1/3，即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一年或一年半的量（而不是4年）。因此主权财富基金拥有全球金融资产的5%。这里我所说的是家庭和政府部门拥有的净金融资产。如果算上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金融和非金融公司的交叉持股，那么总的金融资产应该远远超过全球3年的生产总值。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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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自然资源的租金在20世纪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超过了全球生产总值的5%，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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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我的假设隐含包括了中国的公私部门长期储蓄率（也包括其他地方）。我们无法预测公共财产（尤其是主权财富基金）与私人财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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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无论如何，这种租金转换的透明过程（从石油租金转向多元资本租金）显示：资本在历史上有许多形态（土地、石油、金融资产、产业资本以及不动产等），但其内在的逻辑并未变更或至少不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变化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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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在现收现付养老金体系中，当前工人支付的养老金会直接用来给退休人员付退休金。有关本议题的论述，请见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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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大约是欧美资本的1/4~1/3（或者更多，根据不同的前提）。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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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石油输出国的垄断也可看成是寡头垄断，因为石油租金也是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这些人也可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来维系大量的财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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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012~2013年欧盟的生产总值差不多是15万亿欧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生产总值大约是10万亿欧元（如果按现行汇率测算就是6万亿欧元，按现行汇率测算是比较国际金融资产更好的方法）。见第一章，中国的外汇资产净额正迅速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的私人财富总额相比还是很小。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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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见aurélie Sotura,“les étrangers font-ils monter les prix de l’immobilier? Estimation à partir de la base de la chambre des Notaires de paris,1993–2008,”paris,Ecoles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 and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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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见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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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表12.6的“富裕国家”包括日本、欧洲和美国，如果再加上加拿大和大洋洲国家，那么情况也不会有太多变化。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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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见第三至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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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或者相当于全球净金融资产总额的7%~8%（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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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在线技术附录中有较高预测，这是2012年詹姆斯·亨利在“税收公平网”上发表的研究结果，以及由罗内·帕兰（Ronen palan）、理查德·墨菲（ Richard Murphy）和克里斯蒂安·肖瓦民奥（Christian Chavagneux）在2010年发表的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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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图12.6的数据来自Gabriel Zucman,“the Missing Wealth of Nations: are Europe and the U.S. Net Debtors or Net Creditor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no. 3 (2013): 13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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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按罗伊内（Roine）和沃登斯通（Waldenström）的估计，如果算上境外持有的资产（根据瑞士国际收支平衡的误差估测），那么在某些假定条件下，可以看到瑞士最富的1%人群的财富水平与美国最富的1%人群的财富水平相当（美国富人的财富也在增长）。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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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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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第十三章 21世纪的社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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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前三部分，我分析了自18世纪以来财富分配以及贫富不平等结构的演变。通过这些历史分析，现在我希望能提炼出有益于应对未来的经验教训。其中有一个教训相当清楚：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涤荡了财富图景并改变了贫富结构。如今已经是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那些曾经认为将会消失的贫富差距竟然卷土重来，当前贫富分化程度已经逼近甚至超越了历史高点。新的全球经济带来了无尽的希望（例如贫困的消失），也带来了大量的不平等（某些人的财富真可谓富可敌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想象，21世纪的资本主义会转型成更加和平、更加持久的社会方式，还是说我们正在坐等下一次危机甚至战争的爆发（这次发生的将是真正的全球大战）？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在此我要提出设想，我们是否可以设计出某种政治体系，对如今的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进行公平和有效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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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这样的税制还有另外的好处：让财富置于民主监督之下，这对于有效监管银行体系和全球资本流动也是必要条件。资本税有助于让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同时又可保持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竞争。如果只能在某些国家或针对某些机构实行资本税，那么效果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但如果最理想的政策无法实现，那么可能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一项真正的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税无意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如果这样的理想化状态无法达到，那么不妨尝试地区性或在某个大洲实行资本税，尤其是在欧洲，这项政策可以从愿意实行的国家开始。但在具体论述之前，还是必须要重新从宏观视角对资本税问题进行探讨（资本税当然只是理想化社会和财税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政府在21世纪的财富创造和分配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什么样的社会国家（social state）才是最适合当今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