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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012~2013年欧盟的生产总值差不多是15万亿欧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生产总值大约是10万亿欧元（如果按现行汇率测算就是6万亿欧元，按现行汇率测算是比较国际金融资产更好的方法）。见第一章，中国的外汇资产净额正迅速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的私人财富总额相比还是很小。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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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见aurélie Sotura,“les étrangers font-ils monter les prix de l’immobilier? Estimation à partir de la base de la chambre des Notaires de paris,1993–2008,”paris,Ecoles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 and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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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见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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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表12.6的“富裕国家”包括日本、欧洲和美国，如果再加上加拿大和大洋洲国家，那么情况也不会有太多变化。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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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见第三至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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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或者相当于全球净金融资产总额的7%~8%（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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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在线技术附录中有较高预测，这是2012年詹姆斯·亨利在“税收公平网”上发表的研究结果，以及由罗内·帕兰（Ronen palan）、理查德·墨菲（ Richard Murphy）和克里斯蒂安·肖瓦民奥（Christian Chavagneux）在2010年发表的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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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图12.6的数据来自Gabriel Zucman,“the Missing Wealth of Nations: are Europe and the U.S. Net Debtors or Net Creditor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no. 3 (2013): 13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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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按罗伊内（Roine）和沃登斯通（Waldenström）的估计，如果算上境外持有的资产（根据瑞士国际收支平衡的误差估测），那么在某些假定条件下，可以看到瑞士最富的1%人群的财富水平与美国最富的1%人群的财富水平相当（美国富人的财富也在增长）。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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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第十三章 21世纪的社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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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前三部分，我分析了自18世纪以来财富分配以及贫富不平等结构的演变。通过这些历史分析，现在我希望能提炼出有益于应对未来的经验教训。其中有一个教训相当清楚：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涤荡了财富图景并改变了贫富结构。如今已经是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那些曾经认为将会消失的贫富差距竟然卷土重来，当前贫富分化程度已经逼近甚至超越了历史高点。新的全球经济带来了无尽的希望（例如贫困的消失），也带来了大量的不平等（某些人的财富真可谓富可敌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想象，21世纪的资本主义会转型成更加和平、更加持久的社会方式，还是说我们正在坐等下一次危机甚至战争的爆发（这次发生的将是真正的全球大战）？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在此我要提出设想，我们是否可以设计出某种政治体系，对如今的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进行公平和有效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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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这样的税制还有另外的好处：让财富置于民主监督之下，这对于有效监管银行体系和全球资本流动也是必要条件。资本税有助于让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同时又可保持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竞争。如果只能在某些国家或针对某些机构实行资本税，那么效果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但如果最理想的政策无法实现，那么可能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一项真正的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税无意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如果这样的理想化状态无法达到，那么不妨尝试地区性或在某个大洲实行资本税，尤其是在欧洲，这项政策可以从愿意实行的国家开始。但在具体论述之前，还是必须要重新从宏观视角对资本税问题进行探讨（资本税当然只是理想化社会和财税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政府在21世纪的财富创造和分配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什么样的社会国家（social state）才是最适合当今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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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和国家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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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被普遍视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这样的比较从某些角度看是合理的，但这次危机和当年的“大萧条”还是存在本质区别。最为明显的区别就是，本次危机并未引发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毁灭性的萧条和恐慌。1929~1935年，发达国家的生产下降了1/4，失业率上升了差不多25%，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整个世界还没完全从危机中复苏过来。幸运的是，2008年这场危机远不如当初“大萧条”那样将世界引向灾难，因此这场危机的名字也要温和些：大衰退。诚然，主要发达经济体在2013年并未恢复到2007年的产出水平，政府财务状况依然风雨飘摇，在可预见的未来增长前景也一片暗淡，特别是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让欧洲泥足深陷（这本身就极其讽刺，因为欧洲恰好是全世界资本/收入比最高的洲）。但即便是在深深的经济衰退之中，全球最富庶国家的生产萎缩也都在5%以内，尽管这已经是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但与30年代那种产出水平骤降和大规模企业倒闭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新兴国家的增速迅速反弹，支撑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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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危机并未触发“大萧条”式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今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都采取了应对措施，阻止了金融系统的崩溃，同时也创造了必要的流动性来避免银行机构的倒闭，而“大萧条”时的银行倒闭潮曾让世界走到崩溃边缘。这种实用主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与1929年危机时所盛行的“清算学派”理论完全相反，正是这样的实用主义措施避免了最糟糕情况的发生。（1929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就认为所有陷入困境的企业都应被“清算”，这样的“清算”倒闭潮直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接替他继任美国总统后才告一段落。）这次应对危机的实用主义措施也使得人们意识到，中央银行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坐在那里盯着通胀，当金融恐慌来袭之时，中央银行将扮演不可或缺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的确，只有中央银行才有能力在危机时刻阻止经济乃至社会的彻底崩盘。当然有人会说，中央银行无法解决这个世界的全部问题。尽管2008年危机之后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措施有效避免了最坏情况的发生，这些措施并未能真正解决酿造危机的结构性问题，包括金融透明度的极度缺乏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2008年的危机是在21世纪爆发的首场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危机，但这绝不会是最后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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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观察人士都在叹息说，危机之后经济管理领域并无真正的“国家回归”。他们指出，尽管“大萧条”本身十分可怕，但“大萧条”之后至少引发了剧烈的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的变化。确实如此，罗斯福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的几年内，就把联邦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胡佛时代的25%提高到了80%以上。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到本书成稿时为止，华盛顿人士还在疑惑，究竟奥巴马总统是否会在其第二任期内将布什时代留下的最高税率（约为35%）提高到克林顿时代的水平（约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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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四章中，我将阐述“没收性”的高税率实际上是不妥当的（在经济上则是无效的），当时美国实行如此高的所得税率更应被视为是战争时期的临时创举。在我看来，这样的税率应被重新思考并重新运用，尤其是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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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并不仅仅是对超高收入实行高额所得税。从本质上说，这样的税制不会有特别的好处。资本累进税相比收入累进税是应对21世纪挑战更适当的工具，而后者是为20世纪设计的工具（尽管这两种工具可在未来相互补充）。但现在，必须要破除任何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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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加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那么这会产生完全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时的问题，原因很简单：现在的政府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当时，可以说政府影响力在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这就是为何如今的危机不仅是对市场缺陷的控诉，也是对政府作用的挑战。诚然，政府的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接受各种挑战，这些挑战也不会终止：既然政府在“二战”后的几十年内形成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作用，那么人们问责政府就合情合理。某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样做不公平，但其实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某些人则对政府新职能存在抗拒甚至强烈抵制，尤其是当立场不同而引发不可调和的冲突时。某些人极力主张政府应扮演更大的角色，说得好像是现在的政府并未发挥任何作用，而另外的人则呼吁政府立刻解散，尤其是在政府作用最受限的美国。在美国，“茶党”（tea party）及相关团体呼吁解散美联储并回归金本位制。在欧洲，“懒惰希腊人”和“纳粹德国人”的相互指责之声不断。当然这些极端主张都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反市场”和“反政府”各有其理由：野蛮生长的金融资本主义确实需要新的工具加以控制；与此同时，作为现代社会国家核心的财税和转移支付体系又变得过于复杂而难以让公众理解，这反过来又损害了这些体系的社会和经济效用。这个双面任务看上去难以完成，这是我们的民主社会要在未来几年面对的巨大挑战。但现在也确实难以说服公众，让他们认为现有的治理机构（尤其是跨国机构）需要新的工具，除非已有的工具能够发挥作用。为详细阐述这点，我将回顾过去并简要介绍自19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财税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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