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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再分配：权利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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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现代财富再分配并不涉及将收入从富人转移至穷人处，至少不是那么直接。这种再分配是通过公共服务和替代收入来实现社会的公平，至少在医疗、教育和养老领域。从养老上说，一般替代收入和毕生工资收入会保持均衡的比例，以此来体现平等原则。[18]在教育医疗上，则不论其收入水平（或家长收入水平）如何，人人都可享受真正的平等，至少从原则上是如此。现代再分配是基于权利的逻辑，以及人人都可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平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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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抽象的层面，在不同的国家政治和哲学传统中，也可以找到这种基于权利方法的解释。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年）宣称人人生而平等并有追求幸福的权利。[19]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权利的信仰正是源于这样的思想传统，尽管实现这样的权利还是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人权宣言》（1789年）的第一条就是，“在权利方面，人人与生俱来而且始终自由与平等”，但紧接着又声明，“非基于公共福祉不得建立社会差异”。这是非常重要的限定，第二句就是对真实存在的不平等的妥协，尽管第一句声明了绝对公平的原则。的确如此，这是任何“基于权利的方法”的核心困境：平等权利的边界在哪里？难道平等权利仅仅意味着对自由达成契约的保障，即市场的平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样的思想看上去颇具革命性。但如果将平等权利延伸到教育、医疗和养老，正如20世纪的社会国家所做的，那么是否应该将文化、住房以及旅游等权利也慢慢囊括在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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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人权宣言》第一条的第二句话实际上是对这样的问题给出了答案，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撤销了举证责任：平等是常态，但基于“社会福祉”的不平等也可接受。当然“社会福祉”的定义有待推敲。当时《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主要考虑的是要消除“旧制度”下的秩序和特权，这些在当时看来就是独断专横又毫无益处的不平等，因此与“社会福祉”显然格格不入。当然也完全可对这句话进行更加宽泛的理解。其中一个合理的解读就是，如果社会不公平是有利于全体公众特别是有利于最弱势的社会群体，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20]因此必须要将基本权利和物质福利尽可能覆盖每一个人，因为这最有利于那些权利最小和机会最少的弱势群体。[21]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中所提出的“差别原则”也有类似的意图。[22]而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提出的“能力建设”方法在基本逻辑上也与此有相近之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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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纯粹理论的层面，确实有某种（部分是虚构的）对社会公正抽象原则的共同认知。但如果要赋予这种社会权利和不平等以实质内容或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和经济背景下，那么就会开始出现争议。在实践中，这些争论主要是关于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生活条件，如何才能清晰界定人人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在经济和预算限制下以及诸多不确定条件下）以及到底有哪些因素是受个人控制的、哪些是不受个人控制的（运气算到哪里为止、从哪里开始要靠努力和奋斗）？这些问题永远无法用抽象原则或数学公式来回答。寻求这些问题答案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民主商讨和政治协商。因此主导民主讨论和决策的制度以及机制在此就要发挥中心作用，各个社会团体的相对实力和说服技巧也会影响整个过程。美国和法国的革命都确认了平等权是绝对原则——这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的，但在实践中，在19世纪，脱胎于革命的政治体系的重点却都放在了保护产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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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国家的现代化改造而非彻底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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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世纪发达国家所构建的“社会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财富再分配机制，基于一系列的基本社会权利：教育权、健康权以及退休权。无论这些财税和社会支付体系在今天面临多大的制约和挑战，这些制度与过去相比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暂且不论党派之争，这些社会制度已形成了广泛共识，尤其是在欧洲，所谓“欧洲社会模式”的概念可谓深入人心。没有任何主流运动或政治力量会主张回到过去的世界，过去国民收入中仅有10%~20%作为税收而政府只是履行那些“王权”职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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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也很少有人主张说，社会国家的规模应该像在1930~1980年那样继续扩张（ 即到了2050~2060年，国民收入中的70%~80%都会变成税收）。从理论上讲，当然一个国家可以把国民收入的2/3甚至3/4以税收形式收上来，前提是征税过程透明高效且税收用于大家都认同的教育、医疗、文化、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税收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征税方式以及税收上来之后的用途。但无论如何，社会国家的规模如此急剧扩张是既不可行也不可取的，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这样，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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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二战”后30年内政府角色的迅速扩张是受到了特殊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的促进和推动，至少在欧洲大陆的情况是这样。[25]当收入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时，人们自然愿意将更多的一部分收入用于社会开支（由此使得社会开支的增长幅度要大于经济增长幅度），尤其是当人们需要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以及更优越的养老条件时（而1930~1950年间用于教育、医疗和养老的资金又是如此有限）。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每年人均收入增长只有1%，没有人希望看到税额持续增加，因为这意味着收入放缓甚至出现收入下降。当然在收入总额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也可通过调整税制或累进税率来实现财富再分配，但很难想象平均税率会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的提高。尽管各国情况不同且存在政府变更，但所有发达国家的税收收入都达到相对均衡的水平已不是偶然现象（见图13.1）。此外，现有的社会需求也并不意味着税收收入必然要上涨。诚然，在教育和医疗领域的确客观存在着需求增长，这或许会导致未来税收的略微上涨。但发达国家的居民也可合理要求有更多的收入来购买由私营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例如旅游、服装、房产、有益的文化生活以及最新款的平板电脑等。在生产率增长较低的国家，增长率大概只有1%~1.5%（其实从长期看这样的增长率还不错），社会必须在不同种类的需求中做出选择，因此没有明显理由认为几乎所有需求都要通过税收去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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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无论增长收入如何在不同种类的需求中分配，一旦公共部门的规模超过了一定限度，那么就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组织问题。再者，也实在难以预测，如果长此以往，究竟会发生什么。现在看，完全有可能会产生分散型和参与型的组织形式，再加上创新型的治理方式，因此未来的公共部门即便比今天更加庞大，也依然可以保持高效运行。“公共部门”本身的含义过于狭窄：由公共资金支持的服务并不意味着它们由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直接雇用的人所提供。医疗和教育的服务由各类组织机构共同提供，包括基金会和组织协会，这些都是介于公私部门之间的媒介机构。概括来说，教育医疗占了发达国家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的20%，超过了全部工业部门的总和。这种生产组织方式是可持续的也是普遍的。例如从来就没有人建议将美国的私立大学改组成公共机构。类似的媒介形式完全有可能会在未来变得更加常见，例如在文化和传媒领域，现在营利机构的竞争过于激烈，人们也开始担忧这些机构的利益冲突。在此前讨论德国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篇章中，我曾提到私人财产的概念在各国之间是存在差别的，甚至在最传统的汽车制造业也是如此。如今的发达国家并不只有一种资本主义形态或组织生产方式：我们生活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尽管不同于“二战”后人们所设想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但至少非常真实。这在未来还将继续存在，甚至会越发丰富多彩：新的组织和所有权形式将继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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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所述，我们在学习如何有效安排相当于国民收入2/3甚至3/4的公共开支之前，首先最好要改善现有公共部门的组织和运营，当前公共部门仅代表一半的国民收入（包括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这可不是小菜一碟。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瑞典，有关未来几十年社会国家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组织、现代化和整合几个方面：如果税收总额和社会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保持基本不变（或许在需求增加条件下略有增长），我们又该如何来改善医院和托儿所的运行，如何调整医生的收费和药品价格，如何改革大学和小学、如何根据人均寿命和年轻人失业率的变化来调整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既然现在国民收入的一半都流向了公共开支，那么这样的讨论就完全是合理并且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时常追问该如何调整社会服务以满足公众需求，那么支持高税收水平的民意基础就会逐渐削弱并导致整个社会国家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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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即便穷尽本书篇幅，也无法对社会国家各方面的改革未来进行详述。因此我将把重点放在对未来有着重要影响的若干问题上，这些问题也能跟我的研究课题产生直接的关系：首先是教育平等的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其次是在低增长环境中现收现付制下的养老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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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是否在推动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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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大洲的所有国家，教育公共开支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推动社会流动。既定的目标是为了让所有人不论其社会背景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那么现有的教育机构在完成这个目标方面表现得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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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部分，我曾提到过，即便20世纪的人均教育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也并未减轻。个人资质的水平向上移动：现在中学毕业文凭也就相当于过去的小学毕业证，大学毕业证书也就相当于过去的高中毕业证，以此类推。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工作场所的变更，几乎所有行业的薪资水平都有了相似幅度的提升，因此收入不平等并未改变多少。那么社会流动呢？大众教育的普及是否让某既定技能等级之人的胜败转换概率增大了呢？根据现有的数据，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教育和劳动收入之间的代际关系，即衡量技能等级长期传承的指标，从长远看并没有朝着加速流动的方向发展，甚至近些年来社会流动可能已经下降了。[26]但请注意，衡量代际之间的社会流动性要比衡量既定时点的不平等困难许多，而现有的可以用来估测社会流动历史变化的数据又相当不完整。[27]在此研究领域最扎实的结论是，代际传承在北欧国家最低，而在美国最高（相关系数比瑞典高出2/3）；法国、德国和英国居中，即比北欧的社会流动性差，但比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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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发现与曾经占美国社会学界主流的“美国例外论”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按照“美国例外论”的说法，美国各阶层的流动性很强，而欧洲则是阶层固化的社会。毫无疑问，美国在19世纪初叶社会流动性更为活跃。如此前所述，那时继承财富在美国的作用要小于在欧洲，美国的社会财富分布在相当长的时期也是很分散的，至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纵观20世纪甚至直到今天，所有的数据都表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要弱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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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美国所有的著名高校都要收取非常昂贵的学费。此外这些学费在1990~2010年间又增长了不少，这与美国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幅相匹配，这意味着美国不仅过去的社会流动下降，其未来的社会流动也会继续下降。[29]现在高等教育的不公平问题正在美国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研究表明，在1970~2010年，家长收入属于美国收入后1/2的美国高校毕业生始终只占总数的10%~20%，而家长收入是属于前1/4的高校毕业生比例却在同期从40%上升到了80%。[30]换言之，能不能上大学几乎就成了“拼爹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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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入学不平等似乎也存在于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因为名牌私立大学不仅学费高昂（对中高收入家长来说也有些难以负担），而且录取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对高校捐款的能力。例如，有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毕业生对母校的捐赠往往会集中发生在他们的子女到了大学入学年龄的时候。[31]此外，通过比较不同来源的数据，可以估算目前哈佛大学学生家长的平均收入是45万美元，这与美国收入最高的2%居民的平均收入相同。[32]这样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学对新生的录取并不完全是看新生的能力和资质。“按材录取”的宣传与现实似乎走了两个极端。在此也要指出，美国大学的遴选过程往往是不公开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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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千万不要以为，高等教育入学不公的事情只发生在美国。这是所有社会国家在21世纪都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国家能提出真正令人满意的应对之策。诚然，如果不考虑英国，那么欧洲大学的学费的确较低。[34]在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学费都相对低廉（低于500欧元）。尽管也存在例外，比如商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这样的专业学府学费就较高，而且尽管欧洲的大学学费也在变化调整中，但总体来看欧陆国家和美国还是存在着显著区别：在欧洲，大部分人都认为大学教育应和中小学教育一样免费或接近免费。[35]在魁北克，将大学学费从2 000美元逐步提高到4 000美元的提议被认为是要走上美国式的不平等道路，这导致了学生在2012年冬季的罢课，最终引发了政府更替并最终收回了该项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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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认为免费高等教育可解决所有问题，那也未免天真。1964年，皮埃尔·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让 – 克劳德· 帕斯尤（Jean-Claude passeron）在《继承人》（Les héritiers）一书中提出了更为微妙的社会和文化选择机制，这种机制几乎与金融选择机制类似。在实践中，法国的“大学校”系统会将公共资金更多地用在来自上流社会背景的学生身上，而来自较低社会背景的学生则无法享受太多。在此，官方所宣扬的“共和精英选拔”与现实（社会开支恶化了初始社会的不平等）形成了鲜明对比。[36]根据现有数据，巴黎政治学院学生家长的平均收入大约是9万欧元，这与法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的收入大致相符。因此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录取人数应该是哈佛的5倍多，但依然集中于小部分群体。[37]对于其他法国认证的“大学校”我们缺乏数据开展相应研究，但估计也是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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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实现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从来并非易事。这是社会国家需要在21世纪面对的重大问题，而理想的体系还尚未问世。学费会造成入学机会难以承受的不平等，但高昂学费也使得美国大学更加独立、繁荣且富有活力，这些也让美国高校为世界所称羡。[38]从抽象层面说，只要通过给高校提供相当数量的公共财政刺激，高校就有可能会在录取寒门子弟方面做出改善。从某些方面说，这是公共医疗保险系统正在做的事情：生产者（医生和医院）被赋予一定的独立性，但医疗的成本却是共同的责任，由此保证患者都能获得平等救治的权利。高校和学生的管理方面也可采取同样的方式。北欧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就采取了类似的策略。这当然要求公共资金的持续投入，这在当前社会国家面临整合的氛围下殊为不易。[39]但这样的策略所取得的成效却要远远超过其他的办法，如根据家长的收入情况征收学费[40]，或先给学生提供贷款，然后再通过给贷款人征收额外附加所得税来偿还。[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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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来想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那么最好是从提高招生过程的透明度开始。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对国家精英模式的优势讨论从来都不太注重事实。这种讨论通常都是为了给现有的不平等寻找理由，因此常常忽略了现有体系的内在缺陷。1872年，法国学者埃弥尔·布特密（Emile Boutmy）在创立巴黎政治学院时就清晰说明了学院的宗旨：“遵从多数统治的原则，那些自诩为上流阶级者只有在致力于多数人的权利时才可保持其政治统治权力。随着传统上流社会特权的消逝，民主浪潮将面临源自社会精英阶层的第二次反击，他们凭借自身的优势和能力索取更多的特权，社会也无法理智地使其完全丧失这些特权。”[42]如果我们认真考虑这段话，那么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上流社会决意要有所作为——变成社会精英，以防全民公投时代来临时，上流社会的一切都被剥夺干净。这自然会让人想到这段话的政治背景：当时巴黎公社运动遭到镇压，男性全民公投的原则重新确立。但布特密的话也提醒了我们一个基本事实：定义不公平的意义以及证明胜利者的地位合理是极为重要的，而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混淆和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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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未来：现收现付制和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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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养老金体系基本上都是现收现付制：正在工作的人缴费，所缴的费用直接用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与资本化的养老金方案不同，现收现付制并不开展投资，因为缴上来的资金直接就付给了现有的退休者。在现收现付制中，按代际支持的原则（如今的工人为今天的退休者付钱，自己的退休金则寄希望于以后的工人），收益率是与经济增长率相等的：退休者养老基金的涨幅总是与工资涨幅相等。从理论上，这也隐含着现在的工人希望工资能尽快上涨之意。因此他们应该积极投资于学校和大学以给子女创造更好的条件，并且还要提高生育率。换言之，在代际之间会存在某种联系起到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和谐的作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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