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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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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累进税：混乱中的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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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是如何达到当前的认识的？首先，累进税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同时也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是在混乱环境中被临时采用的急救措施，这也是为何它的各种作用未能充分厘清，为何它在今天遭遇挑战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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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许多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采用了累进所得税。在法国，设定“一般所得税”的法律于1914年7月15日通过（在被参议院否决了几年之后），它是对即将发生冲突所产生的可预见的财政需要的直接回应；如果不是宣战迫在眉睫，这个法律仍然不会被批准。[11]除了这个例外，大多数国家采取累进所得税是同往常一样经过深思熟虑后由国会正式议程批准的。例如，这样的税种1909年在英国被采用，1913年在美国被采用。几个北欧国家、一些德意志国家和日本甚至更早就采用了累进所得税：丹麦在1870年，日本在1887年，普鲁士在1891年，而瑞典在1903年。到1910年，尽管不是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采用了累进税制，但是将累进制原则以及将其运用于所有收入领域（即劳动收入和各种资本收入之和，劳动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和非工资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包括租金、利息、红利、利润，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本收益）的国际共识正在形成。[12]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体系看起来是更加公正和有效的分摊税收的方法。全部收入衡量每个人的纳税能力，而累进税则提供了一个限制由工业资本主义造成的收入不均衡的办法，同时，也保持了对私人财富和竞争力的尊重。当时发表的许多书籍和报告帮助普及了这一思想，虽然许多人（尤其是在法国）仍然对累进的基本原则保持敌意，但这一思想也赢得了一些政治领导人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支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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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因此说累进所得税就是民主政治和普遍选举权的自然结果吗？实际上，问题要更为复杂。确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使极高收入者的税率也非常低。各国都是如此，毫无例外。在图14.1中，由世界大战带来的政治冲击之强度非常清楚，该图显示了从1900年到2013年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最高税率（即最高收入等级的税率）的演变。1914年之前最高税率都停滞在微不足道的水平，战后则开始飙升。这些曲线在富裕国家中很有代表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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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1914年所得税法规定的最高税率仅为2%，只适用于非常少的纳税人。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面临迥异的政治和财政背景时，最高税率才被提高到“现代”水平：1920年为50%，1924年为60%，1925年甚至达到72%。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920年6月25日，拥有“国家联盟”（National Bloc）多数票的所谓蓝天议会（blue- sky Chamber，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最右翼的众议院之一）通过了一项法律，将最高税率提高到50%，实际上这被视为所得税的第二次生命而该议会的主要代表成员在战前激烈反对最高税率为2%的所得税。右翼在累进税制上立场的截然反转，当然归因于战争造成的糟糕财政状态。战争期间政府积累了相当多的债务，虽然在例行讲演中一个接一个的政治家宣称“德国将会赔付”，但每个人都知道必须找到新的财源。战后物资短缺和对印钞机的依赖将通货膨胀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于工人的购买力停留在1914年的水平之下，1919年5月和6月的几次罢工险些使国家陷入瘫痪。在这种环境下，政治倾向几乎无关紧要：新财源不可或缺，没人认为那些最高收入者应该独善其身。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每个人都记忆犹新。正是在这种混乱和躁动的情况下，现代累进所得税产生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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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适用于最高收入）从1980年的70%下降到1988年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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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1900~2013年最高所得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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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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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情况特别有趣，因为德国在战前20多年已经有累进所得税。在整个和平时期，税率从未显著提高。在普鲁士，1891~1914年最高税率稳定保持在3%，然后在1915~1918年提高到4%，在急剧变化的政治环境下，最终在1919~1920年飚升到40%。在美国，接受一个大幅度累进所得税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准备要比其他国家都充分，而这也引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潮流，其最高税率也是直到1918~1919年才陡然增加，先到67%，又到77%。在英国，1909年最高税率设为8%，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水平，但是直到战后才再一次突然提高到并超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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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无法预测如果没有1914~1918年的冲击会发生什么。一场运动显然已经发起。然而，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如果没有这一冲击，迈向更加累进的税制的步伐无疑会慢得多，而且最高税率可能也绝不会达到它曾经达到的高度。1914年之前执行的税率，包括最高税率，总是在10%以下（通常在5%以下），这跟18世纪和19世纪的税率并无多大不同。尽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针对全部收入的累进税，但是之前也存在其他形式的所得税，通常对不同收入有不同的规则，而且常常是固定税率或接近固定的税率（例如，允许某固定数目抵扣后的统一税）。大多数情况下税率在5%~10%（至多）。例如，分类所得税就是如此，对每种类型的收入（土地租金、利息、利润、工资等）使用单独税率。英国在1842年采用了这样的分类税，直到1909年“附加税”（一种对全部收入的累进税）产生之前，它都一直是所得税的英国版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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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旧制度下，也有各种形式的直接所得税，比如taille、dixième和vingtième②，典型的税率为5%或10%（正如名称所表明），适用于某些但并非全部收入，有很多的免税条目。1707年，沃邦提议一个名为“dixième royal”的税收，规定以10%的税率向所有收入征税（包括贵族和教会的地租），但它从未全面实施。不过，在18世纪的进程中，有各种改善税制的尝试。[17]革命的立法者，出于对衰落的君主政体的宗教法庭裁判官调查方法怀有的敌意，或是出于敏锐的保护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免于承担过重税负的目的，选择建立一种“指标”税制：税收计算基于那些能反映纳税者纳税能力而不是实际收入的指标，实际收入则不必申报。例如，“门窗税”基于纳税人主要住宅的门窗数量，这被视作财富的标志。纳税人喜欢这个体系，因为不用进入纳税人家里，更不用说检查账簿，当局就能确定纳税额。新体系下最重要的税收是1792年的不动产税，基于纳税人拥有的所有不动产的租赁价格确定纳税额。[18]所得税基于平均租赁价格的估计值，该值每10年修订一次，当局也同时盘存法国的全部地产；纳税人不要求申报其实际收入。由于通胀水平很低，这不会造成多少差异。实际上，这种不动产税等同于针对租金的统一税，与英国的分类税并无太大不同。（其有效税率随时间和地区不同而变化，但从未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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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壮大这一体系，初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1872年决定对来自金融资产的收入课税。这是针对利息、股息和其他金融收入的统一税，当时很快在法国扩散，但几乎又被全部免除，即便相似的收入在英国要纳税。然而，跟1920年以后的税率评价标准相比，该税率设定得也非常低（1872~1890年为3%，1890~1914年为4%）。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应纳税收入有多高，似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认为对收入征收超过10%的税率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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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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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累进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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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遗产税边际税率（适用于最高遗产继承额）从1980年的70%下降到2013年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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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1900~2013年最高遗产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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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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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对于累进遗产税来说也是如此。累进遗产税是20世纪早期第二重要的财政创新。直到1914年，遗产税税率仍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见图14.2）。第三共和国治下的法兰西再次成为标志性案例：这个国家本应培养公民对于公平思想的真正热爱，其男性普选权也在1871年恢复，然而，却在近半个世纪里顽固地拒绝全面接受累进税制。这种态度一直没有真正转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它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无可否认，遗产税是由法国大革命建立的，从1791年到1901年一直大体上严格保持稳定，1901年2月25日的法律使其成为累进税。然而，事实上改变并不大：1902~1910年最高税率被设为5%，然后1911~1914年是6.5%，并且每年只适用于少数财产。在富裕的纳税人看来，这个税率似乎过高。很多人认为，确保“儿子能够继承父亲的财产”是一个“神圣的职责”，这样就可以使家族财富永远流传下去，而这种直接的传承不应承担任何类型的税收。[19]不过，低遗产税实际上未能阻止财产很大程度上原封不动地从一代传至下一代。在1901年改革后，最富有的1%的遗产平均有效税率不超过3%（相较而言，19世纪实行比例税体制下为1%）。事后来看，一切都很清楚，改革对当时已经在进行的财富积累和高度集中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遑论彼时人们的思想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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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令人惊诧的是，在法国“美好年代”的经济和金融精英中明显占据大多数的累进税制的反对者，他们频繁假惺惺地以如下论点解释自己的观点：法国作为自然的平等主义国家，没有必要使用累进税。一个特别典型和有教育意义的例子是保罗·勒鲁瓦 – 博利厄，他当时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在1881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关于财富分配和环境不平等减小之趋势》（Essa isur la répartition des richesses et sur la tendance à une moindre inégalité des conditions，这篇论文讨论了财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状况削减的趋势），这是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再版多次的著作。[20]勒鲁瓦 – 博利厄实际上没有任何数据来证明其“不平等削减之趋势”的观点。但是没关系，基于完全无关的统计，他设法提出一个并不令人信服的模糊论据，来说明收入不平等程度正在减小。[21]有时他似乎注意到他的论据是错误的，于是他就简单指出不平等的减少迫在眉睫，但无论如何也不能阻挠商业和金融全球化令人惊叹的进程，这种全球化使法国储蓄者可以投资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并且投资可以很快扩展到独裁的俄国。显然，勒鲁瓦 – 博利厄着迷于当时的全球化，也极度惧怕突然的革命可能会让这一切陷入险境。[22]当然，只要不妨碍冷静分析，这种痴迷就并非一定要遭受谴责。1900~1910年法国的最大问题不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然迫近（当时并不比今天更可能发生一场革命），而是累进税制的出现。勒鲁瓦 – 博利厄及其“中间右派”（相较于主张君主政体的右派）同僚认为，累进税存在一个不可辩驳的错误观点，因而头脑健全者都应该极力反对：他坚称，法国成为一个平等主义国家得益于法国大革命，革命重新分配了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建立起和民法一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革命还建立了平等的财产权和自由契约权。所以，累进税和没收性税负没有必要。当然，他还认为，这种税收可能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非常有用，而不是在法国，因为那是一个阶级分化的贵族社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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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的是，如果勒鲁瓦 – 博利厄去翻阅税务当局在1901年改革后不久发布的遗嘱档案，他就会发现共和政体的法兰西，在其“美好年代”的财富集中程度与君主政体的英国几乎一样。在1907年和1908年的国会辩论中，所得税的拥护者频繁提及这一事实。[24]这个有趣的例子说明，即使是低税率的税收也可以是知识的来源和促进民主透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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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国家，遗产税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转型。在德国，对巨额遗产课税的思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国会辩论中被广泛讨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从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和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开始，就指出遗产税可以减轻工人沉重的间接税务负担，从而改善他们的处境。但是魏玛共和国国会不会同意这一新税收：1906年和1909年改革确实制定了一个非常小的房地产遗产税，但是对配偶和子女的遗产（即遗产的最大部分）全部豁免，不管数额有多巨大。直到1919年，德国的遗产税才扩展到家庭遗产，并且最高税率（针对最高额的遗产）突然从0增加到35%。[25]战争及其引发的政治变革所起的作用绝对重要，否则，很难想象如何打破1906~1909年的僵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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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显示，在20世纪之初，英国的最高遗产税率曲线呈现出轻微上扬的趋势，其上升幅度要稍微大于所得税。最高遗产税率从1896年改革以来的8%升至1908年的15%，这是相当大的比例。在美国，联邦遗产和赠予税直到1916年才建立，但其税率很快就上升至高于法国和德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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