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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英国的思想家，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9世纪已经仔细思考过遗产继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更加复杂的遗嘱数据可以获得时，这种思考更加深入。战后，在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和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的工作中，这一思考在继续（我此前引用过）。还值得一提的是，尼古拉斯·卡尔多针对消费（实际上是奢侈消费）的累进税的有趣提议，直接来自他关于懒惰的食利者付出更多的想法。他怀疑他们通过使用信托基金逃避累进遗产税和所得税，不像他这样的大学教授，按要求支付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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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见Nicholas Kaldor,An Expenditure Tax (london: allen and Unwin,1955)。见Josiah Wedgwood,The Economics of Inheritance (Harmondsworth,England: pelican Books,1929; new ed. 1939)。威治伍德小心翼翼地分析各种发生作用的力量。例如，他说明慈善捐助并不重要。他的分析让他得到结论，只有一种税收能达到他想要的平等。他也说明法国1910年的财产几乎和英国一样集中，据此他认为平等主义的财产分配，像在法国那样，虽然值得拥有，但是明显不足以实现社会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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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例如，我已经在所得税中包括了整体社会贡献（generalized social contribution，当前为8%），这使得当前的最高税率为53%。全部序列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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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这不仅在美国和英国（在第一组），以及德国、法国和日本（在第二组）成立，也在另外18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成立，我们在WTID有这些国家的收入数据，让我们能研究这个问题。见thomas piketty,Emmanuel Saez,and Stefanie Stantcheva,“Optimal taxation of top labor incomes
:αtale of three Elasticitie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forthcoming (fig. 3)。也请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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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见piketty et al.,“Optimal taxation of top labor incomes,”figs. 3 and A1 and table 2。这些结果覆盖18个国家，在线技术附录亦可获得。这个结果并不依赖于起始时点的选择。在所有情况下，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都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即便是从1980年开始，而不是1960年或1970年，也不能改变结果。富裕国家1970~2010年间的经济增长率，见本书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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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我们可以排除劳动供给弹性大于0.1~0.2，并且证明下面描述的最优边际所得税税率。所有理论论证和结果的细节见piketty et al.,“Optimal taxation of top labor incomes”，在线技术附录也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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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要获得有意义的增长比较，重要的是比较期间要选取相当长时间（最少10~20年）。在较短的期间内，增长率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变动，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效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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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来源于如下事实，美国公民要比欧洲人工作时间长。根据标准国际数据，在美国和欧洲大陆最富裕国家，每工作小时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一样的（但是英国明显较低：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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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特别见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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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50~1970年一年增长2.3%，1970~1990年增长2.2%，1990~2012年则增长1.4%。见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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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美国及世界其他部分创新的思想最近来自Daron acemoglu,，James Robinson,and thierry Verdier，“Can’t We all Be More like Scandinavians? asymmetric Growth and institu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12–22,august 20，2012）。这实质上是一篇理论文章，其最主要的事实基础是美国的人均专利数量高于欧洲。这很有趣，但是至少部分原因是不同的法律惯例，而且，无论如何创新国家应该明显保持较高的生产率（或者更大的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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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见piketty et al,“Optimal taxation of top labor incomes,”fig. 5,tables 3–4。这里概述的结果基于40个国家近3 000家企业的详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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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Xavier Gabaix和augustin landier认为，飙升的高管薪酬是企业规模增大的机械后果（据说这增加了更加有才能经理的生产率）。见“Why Has CEO pay increased So Muc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no. 1 (2008)：49–100。问题是这个理论完全基于边际生产率模型，不能解释数据中观察到的巨大国际差异（公司规模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增加相同的比例，但是薪酬却没有）。作者只信赖美国数据，这很不幸地限制了实证检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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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许多经济学家捍卫这一思想，即更大的竞争可以消减不平等。见Raghuram G. Rajan and luigi Zingales，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New York: Crown Business,2003)，and l. Zingales，A 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New York: Basic Books,2012),or acemoglu,Robinson,and Verdier,“Can’t We all Be More like Scandinavians”。有些社会学家也持此观点：见David B. Grusky,“Forum: What to Do about inequality?”Boston Review，March 2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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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与经常被宣称但很少被证明的一个想法相反，没有证据表明，在1950~1980年间高管用私人飞机和豪华办公室等手段来补偿低工资。相反，所有证据都表明，这些额外福利从1980年开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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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精确的数字是82%，见piketty et al.，“Optimal taxation of top labor incomes，”tab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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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注意，在这个理论模型中，累进税扮演两种非常不同的角色（在累进税的历史中也一样）：罚没性税率（对收入分配中最高的0.5%或1%，税率大约为80%~90%）会终止不合适的和无用的补偿，非罚没性高税率（对最高5%或10%征收50%~60%的税）则可以在来自90%的底层的税收之外提高财政收入来为社会国家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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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见Jacob Hacker and paul pierson,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10); K. Schlozman，Sidney Verba，and H. Brady,The Unheavenly Chorus: Unequal Political Voice and the Broken Prom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 ；timothy Noah,The Great Divergence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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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见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F. Katz,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The Evolution of U.S. Educational Wage Differentials,1890–2005 (Cambridge,Ma: Belknap press and NBER,2010),Rebecca M. Blank,Changing Inequ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and Raghuram G.Rajan,Fault Lin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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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由于技能相似，私人部门，尤其是金融部门，提供的工资使得学院经济学家的薪酬提升。见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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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例如，利用深奥的模型企图证明最富有的人应该缴纳零税赋，甚至要接受补贴。关于这些模型的简明文献，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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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第十五章 全球资本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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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管理21世纪的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反思20世纪的财政和社会模型并使之适用于今天的世界仍是不够的。无可否认，适当更新20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财政自由主义程序是必要的，正如我在前两章尝试表明的：社会国家和累进所得税，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创新，并且一定会在未来继续扮演核心的角色。然而，如果民主政治想要重获21世纪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支配权，它就必须创造出新的工具来应对目前的挑战。理想的工具是全球累进资本税，配合非常高度的国际金融透明度。这种税收制度提供了一个好方法，来避免无休止的不平等的螺旋上升，并且能够控制令人担忧的全球资本集中。无论实际决定采用哪种工具或规章，这个理想工具都是一个标杆。我将首先从实践层面分析这一税收制度，然后从禁止高利贷到中国的资本管制，转入关于资本主义管理的一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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