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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银行信息自动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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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全球资本税的第一步，应该是把银行数据自动传送扩展到国际水平，以便在发给每位纳税人的预先计算的资产申明中纳入其在海外银行的资产信息。我们应该明白，这样做没有技术障碍。在像美国这样有3亿人口的国家里，银行数据已经与税务机关自动分享了，6 000万人口的法国和8 000万人口的德国也一样，因此，纳入开曼群岛和瑞士的银行就会彻底增加数据处理量这一说法显然缺乏理由。当然，避税天堂常常提出其他借口来维护银行机密，其中之一是对所谓政府滥用信息的担忧。这并不是非常令人信服的论据：很难解释为什么不将上述原则同样应用于那些（对政府滥用信息）不谨慎的人，他们把钱存在自己纳税国家的银行账户里。为什么避税天堂捍卫银行机密，最可能的解释是其客户可以规避纳税责任，而避税天堂则可以从中分一杯羹。显然，这跟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人拥有自己设定税率的权利。对个体而言，他没有权利从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中攫取利润而让他人为自己埋单。这是赤裸裸的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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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改变这些现实最彻底的尝试是美国2010年采用的《 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FATCA），该法案将在2014年和2015年分阶段逐步实施。该法案要求所有外国银行需告知美国财政部关于美国纳税人持有的海外银行账户和投资，以及其可能受益的任何其他收入来源。这远比2003年欧盟关于外国储蓄的方针更有雄心，该方针仅涉及支付利息的存款账户（不涵盖股票投资组合，但并不遗憾，因为大额财富主要以股票形式持有，而这完全被FATCA所涵盖），并且只适用于欧洲银行而不是全世界（又与FATCA不同）。即便欧洲方针较为软弱且几乎毫无意义，却仍未能实施，因为，尽管自2008年以来经过多次讨论和提议修正，卢森堡和奥地利仍设法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签署一项协议，扩展其对数据自动传送的豁免和保持其仅对正式要求才分享信息的权利。这个系统，也适用于瑞士和欧盟以外的其他地区，[8]意味着为了获取其某一公民的外国银行账户信息，政府就必须掌握接近于欺诈证据的东西。这显然大大限制了发现和控制欺诈的能力。2013年，在卢森堡和瑞士宣布了遵守FATCA条款的意愿之后，打算将其部分或全部纳入新的欧盟方针的讨论重新开始。这些讨论何时结束？是否最终将导致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我们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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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请注意，在此领域政治领导人往往说的多做的少，对我们民主社会未来的平衡来说，这非常令人担忧。即便技术上不成问题，最依赖充盈的税收收入来支付其社会计划的国家（即欧洲国家）也正是进展最差的国家，这一发现令人震惊。这是应付全球化时小国面临困境的一个好例子。已建立数世纪的民族国家发现，它们太小了，以至于不能在当今的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中强加和实施规则。欧洲国家能够围绕单一货币联合起来（下一章将更广泛地讨论），但是在税收领域却几乎一事无成。对这一失败和其言行不一致难辞其咎的欧盟最大国家的领导人，却仍在不断责备其他国家和欧盟本身，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事情会在近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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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虽然在这个领域FATCA远比任何欧盟方针都更雄心勃勃，但它也有不足之处。一方面，它的语言不够准确或全面，因此有充分理由相信，某些信托基金和基金会可以合法规避任何报告其资产的义务。另一方面，法律规定的制裁惩罚（在美国经营的不符合要求的银行，征收30%的收入附加税）也不够。这可能足以说服某些银行（如需要在美国开展业务的瑞士和卢森堡的大机构）遵守法律，但规模较小的银行也有可能出现回潮，这些银行专门从事海外资产管理，并且不在美国本土开展业务。这些机构，不管位于瑞士、卢森堡、伦敦或者更加边缘的所在，都可以继续管理美国（或欧盟）纳税人的资产而不必传送任何信息给当局，并且完全不受任何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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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获得明显效果的唯一方法就是，不仅对银行也对那些拒绝要求其金融机构提供所需信息的国家自动实施制裁。例如，有人可能会考虑对违规国家实行30%的出口额或更高的关税。需要明确的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对避税天堂强加一个一般的禁运，或与瑞士和卢森堡进行无休止的贸易战。贸易保护主义不能产生财富，自由贸易和经济开放终归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假设某些国家不通过分流税基来利用邻国。自动提供全面的银行数据的要求应该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化谈判的一部分。但它当时不是，不过，这并不是永远维持现状的充足理由。依靠金融不透明发展起来的国家可能会发现接受改革很难，尤其因为合法的金融服务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常与非法的（或可疑的）银行活动相伴。金融服务行业响应实体国际经济的真实需要，不管采用何种监管方式，它显然将继续存在下去。然而，如果金融透明度成为标准，避税天堂无疑将遭受巨大损失。[9]一些国家，如果不对其施行制裁，它们是不大可能同意改革的，特别是因为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盟最大的国家）暂时没有对解决这个问题表现出太大决心。再提请注意，迄今为止欧盟的建立归因于这一思想：每个国家可以有单一市场和自由的资本流动，而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或巨大代价）。改革是必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认为不通过斗争它就会发生，那就太天真了。因为它把争论从抽象概念和夸张的修辞移到非常重要和具体的制裁上，尤其在欧洲，FATCA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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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注意无论是FATCA还是欧盟方针都并非支持一个全球财富累进税。其目的主要是为税务机关提供关于纳税人资产的信息，用于内部用途，比如识别所得税申报的遗漏。该信息也可以用于识别可能的财产税或财富税规避（在有此税种的国家），但是其重点主要在所得税的执行。显然，这些不同的问题密切关联，并且国际金融透明度是跨国界现代财政国家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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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税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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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假设税务机关对每个公民的净资产头寸完全知晓。是否应该满足于对财富征收税率非常低的税收（比如说0.1%，和强制申报的逻辑保持一致），或者还是征收一个更大幅度的税收？如果是，为什么？关键问题可以重新表述如下。因为存在累进所得税，在大多数国家还有累进遗产税，累进资本税的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三种累进税扮演着各自不同又相互补充的角色。各自都是一个理想税制的基本支柱。[10]资本税有两个明显的正当理由：价值贡献和动机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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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贡献的逻辑非常简单：对非常富有的人而言，收入常常很难界定，只有针对资本的直接税可以正确评估其财富贡献能力。具体来说，设想一个拥有100亿欧元财富的人。查阅《福布斯》排行可以看到，过去30年这个量级的财富增加非常快，对最富有的人（比如利利亚纳·贝当古和比尔·盖茨）而言，其财富的真实增速为每年6%~7%或者更高。[11]从定义看，这意味着其经济意义上的收入，包括股息、资本收益以及其他所有可用来融通消费和增加股本的新资源，共计至少是其资本的6%~7%（假设该资本实质上未被消费）。[12]把问题简化，假设我们考察的个人享有100亿欧元年收益率为5%，那就是每年5亿欧元。现在，这个人在进行所得税申报时不大可能申报一个5亿欧元的收入。在法国、美国和所有其他我们研究过的国家中，所得税申报的最大的申报收入一般不大于几千万欧元或美元。来看利利亚纳·贝当古——欧莱雅的女继承人和法国最富有的人。根据媒体发布和贝当古自己披露的信息，其申报的收入每年从未超过500万欧元，或差不多是其财富（目前超过300亿欧元）的万分之一。抛开单个案例的不确定性（它们并不重要），像这样以纳税目的申报的收入，是小于纳税人经济收入的百分之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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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关键点是，没有涉及偷税漏税和未申报的瑞士银行账户（据我们所知）。即使是具有最精致品位和最优雅的人，每年花费5亿欧元的经常费用也不容易。每年从股息（或其他类型的分红）中拿出几百万通常就够了，而剩余收益将进入其资本，该资本在一个专为管理财富而设立的家庭信托或其他特定法人实体中积累，正如大学捐赠基金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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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合法并且没有任何内在问题。[14]然而，它确实对税收制度构成挑战。如果有人基于申报收入纳税，而其申报收入只是经济收入的1%，或最多10%，那对该收入以50%甚至98%的税率征税肯定是一无所获。问题是这正是发达国家税收体系的实际运行方式。在财富等级的顶层，有效税率（用经济收入的百分比表示）非常低，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加重了财富不平等的爆炸性动态，尤其是巨额财富能获取更高的收益。其实，税收制度应该减弱这一动态，而不是强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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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种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一是对所有收入都征税，包括累积在信托基金、控股公司和合营公司的部分。一个更简单的解决方案是以财富而非收入为基础计算到期应纳税款。可以假设一个统一的收益率（比如一年5%）来估计资本的收入，并将此收入计入应纳累进所得税的收入中。一些国家，比如荷兰，曾经尝试过，但是在资本的覆盖范围和资本收益率的选择上碰到了一些困难。[15]另一解决方案是直接对个人的全部财富征收累进税。这个方法的重要好处是可以根据财富规模改变税率，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更大规模的财富会有更高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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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在等级顶端的财富获得的收益非常高，价值贡献论据成为实施累进资本税最重要的理由。根据这一推理，对非常富有的人而言，资本是比收入更好的价值贡献指标，而收入常常很难度量。因此，对那些相较于财富而言应税收入明显太低的个人来说，除所得税之外，很需要一种资本税作为补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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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利于资本税的另一个经典论据也不可忽视。它依赖于激励的逻辑。基本思想是资本税是对资本存量寻求最高可能收益率的一种激励。具体地，对一个每年资本收益可达10%的企业家而言，1%或2%的财富税收相对较轻；相反，对于满足于将其财富放在最多每年2%或3%收益的投资上的人来说，这又相当重。根据这个逻辑，资本税的目的是强迫那些不能有效利用财富的人出售资产来支付税收，从而确保这些资产在更有活力的投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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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据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宜过分夸大。[17]在实践中，资本收益并非仅依赖于资本家的才能和努力。一方面，平均收益随着初始财富的规模而系统变动。另一方面，个体收益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和混乱的，并且容易遭受各种经济冲击的影响。例如，为什么一个企业在任意时间点都可能会亏损，这有很多原因。一个仅仅基于资本存量（而非已经实现的利润）的税收体系，将给亏损企业施加不相称的压力，因为其亏损时的税负和获取高利润时的税负是一样的，这可能会让其陷入破产的境地。[18]因此，理想税收体系是激励逻辑（支持资本税）和保险逻辑（支持对来自资本的收入流课税）之间的折中。[19]再者，资本收益的不可预测性也解释了为什么如下税收方式是有效的：即不在遗产继承时刻向继承者一次性课税（通过财产税方式），而是基于资本收入和资本存量价值在其一生中课税。[20]也就是说，所有三种税——针对遗产、收入和资本——均扮演有用而互补的角色（即便对所有纳税人收入都完全可观测，不管其多么富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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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财富税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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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这些因素纳入考虑，资本税的理想框架是怎样的，这一税种会带来多少收入？明确一下，我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永久性的年度资本税，因而税率必须相当温和。一代人只收一次的税种，比如遗产税，可以确定非常高的税率：1/3、1/2甚至2/3，像英国和美国1930~1980年针对最大遗产时的情况。[22]在不常见的情况下对资本征收的一次性特别税也是如此，比如法国1945年对资本征收高达25%的税，占领期间（1940~1945年）对增加的资本实际上征收100%的税。显然，这种税不能长期征收：如果一个政府每年拿走国民财富的1/4，那么几年后就什么都不剩了。这就是为什么年度资本税的税率必须非常低，大约在百分之几。对有些人来说这可能显得奇怪，但是这确实是非常可观的税率，因为它每年都要对总资本存量征收。例如，不动产税税率往往只有其价值的0.5%~1%，或租金价值的1/10~1/4（假设每年4%的平均租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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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我想坚持主张的：考虑到当前欧洲私人财富极高的水平，一个税率温和的年度累进财富税将会带来可观的收入。例如，采取一个财富税，100万欧元以下税率为0，100~500万欧元税率为1%，500万欧元以上税率为2%。如果应用于所有的欧盟成员国，这一税种将影响2.5%的人口并带来相当于欧盟国内生产总值2%的收入。[24]高回报不足为奇，缘于如下简单事实：当今欧洲的私人财富价值超过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并且这一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收入金字塔最顶层的1%人群手中。[25]虽然资本税自身尚不足以为社会国家融资，但是其带来的额外收入的确非常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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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通过自己使用这一税种，每一个欧盟成员国都可以产生相似的收入。但是如果没有银行信息在欧盟区域内外自动分享（从非成员国中的瑞士开始），偷税漏税的风险将会非常高。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采取财富税的国家（比如法国采用了和我提议的类似的税收安排）通常会允许大量的豁免，尤其是对“商业资产”，以及实际上几乎所有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重大利益。这样做让累进资本税的收入大量流失，这就是为什么现存税收产生的收入比上面描述的小那么多的原因。[26]当欧洲国家尝试征收自己的资本税时，会面临诸多困难，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意大利。2012年，面临全欧洲最为沉重的公共债务的意大利政府对高额的私人财富开征财产税（意大利和西班牙是欧洲私人财富最多的国家之一）。[27]但是，由于害怕金融资产会逃离本国，去瑞士、奥地利和法国的银行寻求庇护，不动产税率设定为0.8%，银行存款和其他金融资产的税率仅为0.1%（特别是股票完全免税），并且没有累进。为什么一些资产只被征收其他资产1/8的税，这一现象不仅很难用一个经济原理来解释，而且，整个系统还有一个不幸结果：对财富实行了累退税，因为最大的财富包括的主要是金融资产，特别是股票。这个设计大概无法为新税制赢得社会的认可，它成为意大利2013年大选的主要问题；提出这一税收的候选人——被欧盟和国际机构所恭维——在民意调查中被彻底击败。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欧盟国家间的银行信息自动共享（它将准许税务机关获得有关每个纳税人净资产的可靠信息，不管这些资产位于何处），一个国家靠自己行动采取累进资本税是非常困难的。更为遗憾的是，因为这一税种特别适合欧洲当下的经济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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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银行信息实现了自动共享，税务机关也已经拥有关于财富的准确评估（这有一天也许会实现）。那么理想的税收安排是什么？像往常一样，没有数学公式可以给出答案，这是需要民主协商的问题。如下税率大致是合理的：20万欧元以下的净财富税率为0.1%，20万 ~100万欧元的税率为0.5%。这将代替不动产税，其在大多数国家对有财产的中产阶层而言相当于财富税。新体系将会更加公平也更加有效，因为其目标是所有资产（不光是不动产）以及基于透明的数据和减去抵押债务的市场价值。[28]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税单个国家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独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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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没有任何理由说高于500万欧元的财富的税率应该限制在2%。因为在欧洲和全世界最大额财富的真实收益是6%~7%或更多，对1亿或10亿欧元以上的财富征收2%以上的税并不过分。最简单也最公平的程序是，以每个财富等级过去若干年可观察到的收益为基础设定税率。这样，累进程度可以调整，以匹配资本收益的演变和期望的财富集中水平。为了避免财富分化（即收入最高的1%或0.1%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稳步增长，这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最小的期望目标，但对最大额财富以5%的税率征税似乎是必需的。如果选择更有雄心的目标——比如说，将财富不平等降低到比今天更温和的水平（历史表明，对经济增长而言这并不是必需的），那么针对亿万富翁的税收可能要在10%或更高。这里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就像政治辩论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以公共债务收益为参照毫无道理可言。[29]最大额的财富显然不投资于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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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财富税现实吗？技术上没有任何原因可以否定。这是面对21世纪经济挑战最适合的工具，尤其是在欧洲，私人财富繁荣的程度是“美好年代”以来所未见的。但是，如果旧大陆各国想要更紧密地合作，欧洲的政治制度必须改变。目前唯一强健的欧洲机构是欧洲中央银行（ECB），它非常重要但是显然并不足够。当我们转向公共债务危机的时候，下一章会回到这个问题。在此之前，需要从更广泛的历史视角审视我们所提议的资本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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