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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这样高的投资回报相比，更不同寻常的是隐藏在这些基金背后的新的经营理念。在搜寻基金里，融资的项目不是一项可以作为抵押的固定资产，甚至不是一个现成的商业项目，而是去搜寻这样一个商业项目，搜寻一个好的点子。搜寻基金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要创造财富、获得经济自由，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再是他的银行户头，而是他的头脑、他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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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基金反映了一种金融市场上的革命性进步，更多的人拥有了获得融资的途径，这对他们的生活将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还远没有意识到这点。举个例子，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劳动力资源总是相对丰富的，而资本却只有少数特权人士可以获得。其结果是，劳动相对于资本来说总是居于弱势地位——比如在过去的大公司里，资本的所有者（股东）和他们的代理人（管理层）负责经营决策，而低层次的雇员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服从和执行。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达，人们有了更方便、更廉价地获取资本的渠道，在很多产业领域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已经是人而不再是资本。很多人甚至觉得再用“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来描述今天某些行当的企业已经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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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衰退时期，上述观点似乎并不令人信服。但是在今天，一个发达国家的普通雇员或者经理已经远比过去时代的人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我们所熟悉的很多经济现象，从授权管理体制到公司经营层次的扁平化，从雇员持股的增加到大公司的解体，都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典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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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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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吉姆和索菲亚之间有太多的不同。斯坦福的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即使在休闲的时候也从头到脚裹着时髦的名牌服装，与生活在孟加拉农村的满手老茧的赤脚村民有天壤之别。但他们却有很重要的相似点，他们都有各自的技能，都需要补充一些资金；他们所需要筹集的资金的数额，都与他们未来可望创造的收益成正比；他们都没有固定资产和其他财物作为融资的抵押。然而，结果是凯文和吉姆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基金，而索菲亚还继续在贫困线上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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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索菲亚不能以一个合理的利率为代价借到22美分，而凯文和吉姆却可以容易地为他们的搜寻基金筹措到几十万美元？为什么金融市场在某些国家得到了充分发展，而在其他很多地方却没有？即使在金融体系已经非常发达的国家，我们是会继续享受活跃的金融市场所带来的成果，还是会很快回到曾经持续几千年历史的金融压制体制中，过去20年我们经历的金融市场的革新风暴难道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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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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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基金能获得成功，是因为它为从事搜寻工作的MBA毕业生提供了动力。这个机制的有效运转依赖于一系列“制度”因素，例如，从基金开始建立到以后的运转，委托人和投资人各自的权利义务在合同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完善的法律系统可以保证合同的执行成本很低；各方的利益由股份所保证，不需要在其中尔虞我诈；有效的会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信用记录制度，这些都有利于维护参与各方相互的信任关系。这些因素同时也保证了各方的利益具有流动性。委托人很清楚，他并不需要锁定在这家公司干上一辈子，而只需要改善这家公司的经营，然后在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中把他的股份卖掉，从而成功退出。市场可以把未来的利润收入资本化，让委托人取得可观的回报，以此作为他发现和改进这家原本经营不善的企业的报酬。这样的机制可以把最有经营才华的人吸引过来，进一步增强参与人彼此之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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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索菲亚之所以不能在一个合理利率上得到她需要的融资，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她所在的孟加拉国缺乏这样的制度环境：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明确和保证；没有机构负责收集、整理、发布潜在借款人的信用信息；贷款人之间缺乏竞争；规范信用制度的法律陈旧过时；司法体系腐败无能，不能保证合同的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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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善孟加拉国所存在的这种情况，“传统的”答案很明确——“完善制度环境！”但是我们并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个答案，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这些必要的制度环境目前并不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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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一个国家当前的制度环境与它的历史和民族特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很难改变。假定如此，那么像孟加拉这样的国家注定还将继续贫穷下去。幸运的是，本书对于历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过去的历史并不总能主宰一个民族未来的命运。人类拥有足够的智慧，即使现成的制度不能被轻易改变，人们总会尽一切可能去创造替代性的解决办法。他们的实践表明，不管历史的枷锁有多么沉重，制度变革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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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认为，贫穷国家缺乏某些必要的资源，例如高素质的人才、财富、先进的技术，因此难以创造出新的制度环境。但是这样的论述往往会陷入循环论证的逻辑：一个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它缺乏制度环境，而这个国家之所以缺乏制度环境是因为它的贫穷。这种逻辑无助于解决这些国家该怎样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问题，同样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曾经富裕的国家也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环境，反而逐渐走向没落——比如海地，在1790年，按人均水平计算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5。还有，这样的论述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已经具有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体系，却在进一步繁荣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上止步不前。比如在10年前的法国和德国，就完全没有发展出类似搜寻基金这类的金融创新服务。这些国家并非没有能力来创造有利于金融市场繁荣发展的制度环境，它们同样有完善的、执行良好的法律体系，它们同样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它们的企业同样依赖于高新科技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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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从别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促进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的制度环境在许多国家没有发展起来，甚至完全还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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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市场经济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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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出的解释非常简单。小规模的、不规范的市场并不需要很复杂的制度环境做保证，但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大规模市场的发展则离不开一个牢固的制度设施的支持。如果社会的权势阶层担心这些制度环境的建立会危及他们的既得权利，那么他们就会阻挠其健康发展。其原因在于，支持自由市场竞争的制度对于人们一视同仁，让有权势的人丧失了高人一等的地位，而且，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给失败者带来财富上和声誉上的双重损失。一个人获得权势的途径可能是因为以往的成就或者财产的继承，而并非其本人的能力，然而市场却要求已经有权势的人也要在公平的竞争中继续证明自己的经营才能。这些都是权势阶层害怕市场竞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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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另外一个方面，权势阶层又需要从市场中获益。如果没有市场，即使某个商人垄断了全国的香蕉生产，他又到哪里去销售呢？市场是需要的，然而权势阶层会想方设法去控制它，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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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怀疑态度做了长期的仔细检查以后，决不应随便采用。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公众也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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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阶层特别反对建立的制度环境，就是那些可能拓宽市场进入的大门和使竞争条件变得更平等的制度。控制索菲亚的中间商们在当地有权有势，完全可以排斥其他的高利贷商人渗入他们的地盘。而如果建立起一套更好的法律体系，更好地界定财产所有权，创造出公共的个人信用体系，就可以产生一个活跃的、竞争性的金融市场，引入外来的贷款人，让中间商的原有势力化为乌有，夺走他们嘴里的肥肉。考虑到这些，这些中间商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金融市场发展起来。而反对建立那些必要的制度环境不就是最好的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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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仅仅是在穷国，既得利益集团才害怕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的市场竞争。在美国，1985年按销售额排名的最大20家企业到了1999年已经有一半被淘汰出局，而在德国，1985年的最大20家企业到1999年还有80%保持着自己的地位，而德国的金融市场直到最近几年才刚刚趋于活跃。当然，仅就这个排名而言，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因素。但即使在发达国家中，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会显著地增强企业竞争的活力，从而威胁到当权者的利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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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当权者——既得利益集团——希望继续当权。他们感到了来自自由市场竞争的威胁，特别是自由的金融市场，因为金融市场为新的竞争者提供了资金，加剧了其他产业市场的竞争。因此，他们尤其反对建立自由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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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共谋理论，我们的研究还将指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市场体系会得到发展。因为，即使是既得利益集团牢牢地控制着政权，假如出现下面的情况，要么他们本身可以从中获益，要么他们为时势所迫，市场体系也有可能发展起来。在历史上，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至少可以划分出三个明显阶段：第一阶段，组成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家政府，私有财产权利开始得到尊重；第二阶段，国门被打开，对民主政府构成威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受到打击；第三阶段，倒退时期，既得利益集团借助贫困人群的力量重新掌权。这些阶段的演进次序并不是绝对的，也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情况，但还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也将对此进行深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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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尊重财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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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市场要发展起来，第一步就需要政府尊重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包括那些最弱势和最无助的公民的财产权利。在人类历史上，对财产权利的最大威胁恰恰是来自政府：政府打着保卫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旗号，动用军队、警察这些专政力量肆意掠夺自己国民的财产。不过，在某些国家，政府的角色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发生变化，政府的组成具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不再实行铁腕式的管理，人民对政府的态度由恐惧转向信任。而在其他地方，统治者依然把国家视为他们的私有领地，可以强取豪夺为所欲为。为什么有的国家是如此幸运，有的却多灾多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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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会非常复杂，不过有一个方面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关注：在那些幸运的国家里，财产的分布，尤其是土地所有权的分布，相对来说比较平等。以新大陆为例，在加拿大和美国北部各州，土地所有权分布非常广泛，存在大量的耕种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而在加勒比群岛和拉丁美洲大陆，常见的情况则是大庄园，其所有者是庄园主，使用的劳力则是奴隶或者带封建依附关系的当地劳工。在这些地区，尊重公民财产权利的政府就发展得很缓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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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的分布状况与当地的政府组织形式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并非巧合。在北美，大多数农民的生产规模很小，他们个人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组建警察等机构去管理当地的治安和社会事务。这样，他们就有必要组织起来，联合集体的力量来组建政府，这样的联合政府就一定是公开的、有代表性的，他们要求政府按照法治的精神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另外，从经济的角度上讲，自耕农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有动力去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作物的产量。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会逐渐成为农业方面的专家——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土地适合种植什么作物，何时耕种，何时收割，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在当初，土地所有权如何分布是由于移民的圈占行为随机形成的，但是随着耕作经验的积累，自耕农会迅速成为他自己的土地上的农业专家，成为一个经营效率很高的所有者。那样的话，再贪婪的政府如果想破坏这种所有权也需要三思而行，因为既然农民的经营效率很高，那么通过向他们征税来取得一个稳定的收入不是很好吗，抢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则无异于杀鸡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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