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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市场要发展起来，第一步就需要政府尊重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包括那些最弱势和最无助的公民的财产权利。在人类历史上，对财产权利的最大威胁恰恰是来自政府：政府打着保卫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旗号，动用军队、警察这些专政力量肆意掠夺自己国民的财产。不过，在某些国家，政府的角色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发生变化，政府的组成具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不再实行铁腕式的管理，人民对政府的态度由恐惧转向信任。而在其他地方，统治者依然把国家视为他们的私有领地，可以强取豪夺为所欲为。为什么有的国家是如此幸运，有的却多灾多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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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会非常复杂，不过有一个方面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关注：在那些幸运的国家里，财产的分布，尤其是土地所有权的分布，相对来说比较平等。以新大陆为例，在加拿大和美国北部各州，土地所有权分布非常广泛，存在大量的耕种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而在加勒比群岛和拉丁美洲大陆，常见的情况则是大庄园，其所有者是庄园主，使用的劳力则是奴隶或者带封建依附关系的当地劳工。在这些地区，尊重公民财产权利的政府就发展得很缓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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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的分布状况与当地的政府组织形式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并非巧合。在北美，大多数农民的生产规模很小，他们个人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组建警察等机构去管理当地的治安和社会事务。这样，他们就有必要组织起来，联合集体的力量来组建政府，这样的联合政府就一定是公开的、有代表性的，他们要求政府按照法治的精神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另外，从经济的角度上讲，自耕农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有动力去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作物的产量。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会逐渐成为农业方面的专家——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土地适合种植什么作物，何时耕种，何时收割，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在当初，土地所有权如何分布是由于移民的圈占行为随机形成的，但是随着耕作经验的积累，自耕农会迅速成为他自己的土地上的农业专家，成为一个经营效率很高的所有者。那样的话，再贪婪的政府如果想破坏这种所有权也需要三思而行，因为既然农民的经营效率很高，那么通过向他们征税来取得一个稳定的收入不是很好吗，抢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则无异于杀鸡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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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财产所有权分布十分广泛的背景下，北美的有产阶级要求建立一个公开、公正、尊重法治的政府。农民个人的经营规模狭小，但他们人多势众，一旦联合起来就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同时，由于农民们已经把自己的土地经营得非常出色，那么尊重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在经济上也是有好处的。所有这些，都为一个强大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诞生培育了一方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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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再看看南美洲，欧洲殖民者在那里建立了大规模的种植园，利用贩入的奴隶和雇佣当地的下层劳工来从事生产9。这些种植园主与北美的自耕农所处的立场完全不同，他们是当地的权势阶层，并不希望建立一个公平的、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恰恰相反，他们拥有庞大的私人产业，可以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拥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让政府俯首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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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进步，废奴运动在全世界兴起，当地的下层民众在政治上也逐渐觉悟，这对于大种植园经济的影响是致命的。这些种植园主如果还想维持过去的生产方式，维持过去的高利润，就必须保证当地的劳工没有更多的职业选择——例如剥夺他们可能获得教育和获得融资的机会10。所以，有权势的既得利益阶层拼命反对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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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不同国家所发生的真实历史进程要比我们的理论丰富多彩得多，但大致趋势是相似的。例如在意大利南部和印度东北部，这些地区的大封建主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那里法治秩序的建立和财产所有权的尊重都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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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阶层对一个国家的统治并非牢不可破，国内政治的革命和外来势力的挑战往往会带来深刻的变革。在英国，都铎王朝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而摧毁了封建领主和教会的力量，从而促成了英国议会政治和宪政政府的诞生。在巴西，19世纪晚期的革命带来了经济改革。在欧洲大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征服战争引发了广泛的政治革命和土地改革。这些国家都相继加入了幸运者的行列，而其他很多国家，虽然躲过了国内革命和外来挑战的冲击，却继续生活在旧体制的桎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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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民主政体，打击权势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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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民主政体的出现，为公民的财产权利提供了尊重和保证，在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即使在一个工业化的民主社会里，依然存在着权势阶层——当权的工业家和金融家。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不愿意看到活跃的金融市场给他们带来新的竞争者，他们还要设法阻挠人们获得金融自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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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有组织、有目标，手眼通天。比起一盘散沙的大众，他们对于国家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2001年发生“9·11”事件以后，美国的旅游产业遭受沉重打击，而国会法案的第一个救助对象既不是成千上万的出租车司机，也不是餐厅和宾馆的雇员，而是航空公司，因为他们采取了声势浩大的院外游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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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工业界和金融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样可以利用其组织和势力来干扰金融市场的发展，阻挠政府建立必要的制度环境。这样，即使人们需要金融产业，但假如他们缺乏有效的组织来推动这项事业，金融业的发展同样会踯躅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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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发生在美国南部的事情，就证明了部分人的政治私利对公众利益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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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早期，南部各州的农民获得信用的途径非常有限，只有极少数的银行开办农业贷款，而且利率非常高昂。农业贷款都是这些贪婪的银行家嘴里的肥肉，年复一年，农民都要倾其所有的收入以偿付高息的负担。一旦收成上遇到麻烦，全家未来的命运就完全落到这些人的手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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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源在于，在当时，美国各州的银行法并不是为公众利益而设计的。有的州只允许银行开办一家分支机构，还有很多州完全禁止外州的银行开设分支机构。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限制银行间的竞争，让本州银行坐享丰厚的利润。他们并不关心，由于缺乏竞争，本地的银行将变得臃肿懒散，由于限制开设分支机构，银行的经营规模太小，风险承受能力低下，从而无力开办风险性很高的农业信贷。客户从银行得不到高质量的服务，但银行却可以继续为政治活动捐款，在很长时期里无视人民的真实需要。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才完全废止了这些陈旧的银行业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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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州里，最有经济势力的权势集团要阻挠自由市场制度的建立，那么还有一种力量可以制衡他们，那就是外来的竞争。这是因为，即使这些权势集团限制了国内市场的竞争，保住了他们自己的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可他们一旦面对经历过残酷竞争环境洗礼的外来竞争者，就难免暴露出自己是纸老虎的本来面目。其结果是，只要竞争跨越了国界，那么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进行改革，废除阻碍国内自由市场发展的陈规陋习，以增强本国企业的活力；要么继续阻挠改革，直到被外来的竞争者所消灭。通常，他们还是会做出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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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正是美国的银行管制法律体系发生变革的真实故事。伴随着新技术的采用，美国的银行开始向异地客户提供借贷服务，即使没有在当地开设分支机构，也可以开展跨州业务。而各州的政治势力苦于没有对外州企业的管辖权，无法约束这种异地业务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各州纷纷撤销了限制银行分支机构的法规，以免自己州的银行因为这种法规的约束而无法扩大规模和提高效率，在外来的竞争面前坐以待毙。研究表明，除了部分未能改进经营效率而失败的银行，绝大多数人都在更灵活的竞争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各州在废除限制性的银行法规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显著提高了，银行业的风险水平也降低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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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也使一个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面临来自外界的激烈竞争。身处开放的环境，一个国家必须把自己的经济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而不能仅仅考虑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也就是说，需要加强国内市场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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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看一个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的企业债券市场规模非常小。其原因是因为大的商业银行控制了所谓的“债券委员会”（Bond Committee），这是个有官方性质的委员会，企业要发行“无担保债券”（unsecured bonds）必须通过它的审查。在名义上，设置这个机构的理由是为了保证公开发行的企业债券的安全性，但真正的原因在于，商业银行企图利用这个债券委员会来限制企业债券市场，从而保护它们自己的信贷业务。日立公司是当时有名的蓝筹公司，信用评级达到AA级（最高级是AAA级），就没有能够获得这个委员会的发行批准，而只能以高利率为代价从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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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洲债券市场（比如伦敦的离岸市场）的发展，以及1980年以后日本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这两件事情最终解除了日本银行对企业的长期束缚。欧洲债券市场没有有关抵押的烦琐要求，偿还期限和币种的选择非常灵活，对于日本的大企业来说，这些条件远比国内的银行更有吸引力。20世纪70年代早期，欧洲债券占日本公司融资总额的1.7%，而到了1984年，这个比重增加到36.2%。债券委员会最终被迫解散——不是因为政府或者银行觉得这个委员会有些多余，而是因为外来的竞争注定了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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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看，在整个20世纪里，商品和资本的国际化流动最频繁的时期（1900～1930年，1990～2000年），同时也是金融市场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而且，在这些时期里，对国际贸易更开放的国家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上也往往做得更好。一些地域狭小的国家或地区，例如香港地区、卢森堡和瑞士，很多生活必需品都要依赖于进口，所以必须保持对外开放，它们也借此发展成为重要的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可以打击国内的权势阶层的政治势力，制约他们限制竞争、阻碍经济发展的企图，从资本家的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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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像孟加拉这样的落后国家的希望所在，如果这些国家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中，那么它们就有望革除现存的各种陈规陋习，为国民提供自由的融资渠道，实现它们获得经济自由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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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认为，在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某种既得利益集团，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会影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环境的建设。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被某些无能的既得利益者所控制，例如封建领主或大种植园主，那么他们就会严重地阻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建设，除非发生激烈的政治变革、建立民主政治，才有可能改变。然而，仅有民主政治还是不够的。因为，即便实现了民主政治，如果大众对于政治活动普遍漠不关心，那么既得利益集团仍然可能大行其道，发挥巨大的影响。新闻自由、公众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政党之间的竞争，都有助于制约既得利益集团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制约则是来自外界的竞争压力。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中，政治家就算是为既得利益集团考虑，也必须与时俱进，采取更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政策。这可以说是不同国家在政治体系上的一种竞争，竞争的结果给了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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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倒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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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假如仅仅只是因为对外开放，才导致一个国家建立起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专制，那么这个市场体系的基础是否稳固呢？一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市场是否对外开放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决策，与国民的政治倾向息息相关。假如国民在这项政策上并不能轻易达成一致，那么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岂不是飘摇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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