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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阶层对一个国家的统治并非牢不可破，国内政治的革命和外来势力的挑战往往会带来深刻的变革。在英国，都铎王朝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而摧毁了封建领主和教会的力量，从而促成了英国议会政治和宪政政府的诞生。在巴西，19世纪晚期的革命带来了经济改革。在欧洲大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征服战争引发了广泛的政治革命和土地改革。这些国家都相继加入了幸运者的行列，而其他很多国家，虽然躲过了国内革命和外来挑战的冲击，却继续生活在旧体制的桎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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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民主政体，打击权势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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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民主政体的出现，为公民的财产权利提供了尊重和保证，在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即使在一个工业化的民主社会里，依然存在着权势阶层——当权的工业家和金融家。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不愿意看到活跃的金融市场给他们带来新的竞争者，他们还要设法阻挠人们获得金融自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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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有组织、有目标，手眼通天。比起一盘散沙的大众，他们对于国家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2001年发生“9·11”事件以后，美国的旅游产业遭受沉重打击，而国会法案的第一个救助对象既不是成千上万的出租车司机，也不是餐厅和宾馆的雇员，而是航空公司，因为他们采取了声势浩大的院外游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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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工业界和金融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样可以利用其组织和势力来干扰金融市场的发展，阻挠政府建立必要的制度环境。这样，即使人们需要金融产业，但假如他们缺乏有效的组织来推动这项事业，金融业的发展同样会踯躅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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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发生在美国南部的事情，就证明了部分人的政治私利对公众利益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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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早期，南部各州的农民获得信用的途径非常有限，只有极少数的银行开办农业贷款，而且利率非常高昂。农业贷款都是这些贪婪的银行家嘴里的肥肉，年复一年，农民都要倾其所有的收入以偿付高息的负担。一旦收成上遇到麻烦，全家未来的命运就完全落到这些人的手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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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源在于，在当时，美国各州的银行法并不是为公众利益而设计的。有的州只允许银行开办一家分支机构，还有很多州完全禁止外州的银行开设分支机构。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限制银行间的竞争，让本州银行坐享丰厚的利润。他们并不关心，由于缺乏竞争，本地的银行将变得臃肿懒散，由于限制开设分支机构，银行的经营规模太小，风险承受能力低下，从而无力开办风险性很高的农业信贷。客户从银行得不到高质量的服务，但银行却可以继续为政治活动捐款，在很长时期里无视人民的真实需要。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才完全废止了这些陈旧的银行业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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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州里，最有经济势力的权势集团要阻挠自由市场制度的建立，那么还有一种力量可以制衡他们，那就是外来的竞争。这是因为，即使这些权势集团限制了国内市场的竞争，保住了他们自己的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可他们一旦面对经历过残酷竞争环境洗礼的外来竞争者，就难免暴露出自己是纸老虎的本来面目。其结果是，只要竞争跨越了国界，那么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进行改革，废除阻碍国内自由市场发展的陈规陋习，以增强本国企业的活力；要么继续阻挠改革，直到被外来的竞争者所消灭。通常，他们还是会做出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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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正是美国的银行管制法律体系发生变革的真实故事。伴随着新技术的采用，美国的银行开始向异地客户提供借贷服务，即使没有在当地开设分支机构，也可以开展跨州业务。而各州的政治势力苦于没有对外州企业的管辖权，无法约束这种异地业务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各州纷纷撤销了限制银行分支机构的法规，以免自己州的银行因为这种法规的约束而无法扩大规模和提高效率，在外来的竞争面前坐以待毙。研究表明，除了部分未能改进经营效率而失败的银行，绝大多数人都在更灵活的竞争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各州在废除限制性的银行法规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显著提高了，银行业的风险水平也降低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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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也使一个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面临来自外界的激烈竞争。身处开放的环境，一个国家必须把自己的经济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而不能仅仅考虑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也就是说，需要加强国内市场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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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看一个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的企业债券市场规模非常小。其原因是因为大的商业银行控制了所谓的“债券委员会”（Bond Committee），这是个有官方性质的委员会，企业要发行“无担保债券”（unsecured bonds）必须通过它的审查。在名义上，设置这个机构的理由是为了保证公开发行的企业债券的安全性，但真正的原因在于，商业银行企图利用这个债券委员会来限制企业债券市场，从而保护它们自己的信贷业务。日立公司是当时有名的蓝筹公司，信用评级达到AA级（最高级是AAA级），就没有能够获得这个委员会的发行批准，而只能以高利率为代价从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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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洲债券市场（比如伦敦的离岸市场）的发展，以及1980年以后日本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这两件事情最终解除了日本银行对企业的长期束缚。欧洲债券市场没有有关抵押的烦琐要求，偿还期限和币种的选择非常灵活，对于日本的大企业来说，这些条件远比国内的银行更有吸引力。20世纪70年代早期，欧洲债券占日本公司融资总额的1.7%，而到了1984年，这个比重增加到36.2%。债券委员会最终被迫解散——不是因为政府或者银行觉得这个委员会有些多余，而是因为外来的竞争注定了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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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看，在整个20世纪里，商品和资本的国际化流动最频繁的时期（1900～1930年，1990～2000年），同时也是金融市场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而且，在这些时期里，对国际贸易更开放的国家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上也往往做得更好。一些地域狭小的国家或地区，例如香港地区、卢森堡和瑞士，很多生活必需品都要依赖于进口，所以必须保持对外开放，它们也借此发展成为重要的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可以打击国内的权势阶层的政治势力，制约他们限制竞争、阻碍经济发展的企图，从资本家的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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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像孟加拉这样的落后国家的希望所在，如果这些国家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中，那么它们就有望革除现存的各种陈规陋习，为国民提供自由的融资渠道，实现它们获得经济自由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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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认为，在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某种既得利益集团，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会影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环境的建设。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被某些无能的既得利益者所控制，例如封建领主或大种植园主，那么他们就会严重地阻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建设，除非发生激烈的政治变革、建立民主政治，才有可能改变。然而，仅有民主政治还是不够的。因为，即便实现了民主政治，如果大众对于政治活动普遍漠不关心，那么既得利益集团仍然可能大行其道，发挥巨大的影响。新闻自由、公众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政党之间的竞争，都有助于制约既得利益集团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制约则是来自外界的竞争压力。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中，政治家就算是为既得利益集团考虑，也必须与时俱进，采取更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政策。这可以说是不同国家在政治体系上的一种竞争，竞争的结果给了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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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倒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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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假如仅仅只是因为对外开放，才导致一个国家建立起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专制，那么这个市场体系的基础是否稳固呢？一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市场是否对外开放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决策，与国民的政治倾向息息相关。假如国民在这项政策上并不能轻易达成一致，那么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岂不是飘摇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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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国民的政治意向会发生改变，但不是任何政治思潮都可以左右大多数人的意志。国家之间的政治边界只是一种形式，如果这个世界总体来说是相互开放的，那么单独一个国家很难严格限制商品、资本和人力的对外流动。面对政府的限制，人们总是能找到逾越或者回避的办法。所以，如果世界经济整体上是相互开放的，那么除了极个别的专制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都会保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并且控制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这可以解释，在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时，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还保持着健康有力的增长，所以绝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没有改变对外开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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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一些大国开始采取封闭政策，那就会带来本质的变化。假如整个风向变了，那么实行封闭政策的国家则更可以有效地限制对外交往，而在继续实行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会出现更多的倡导封闭政策的声音。全球化进程的倒退具有传染性，这种事情并非不可思议，因为全球经济已经联为一体，经济衰退会蔓延到许多国家，而反对市场竞争和反对对外开放的思潮也会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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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经济衰退会滋生对反对市场竞争的思潮呢？因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会带来某种必然的后果：它会给人们带来新的风险，并且破坏原来的保障体系。经济陷入衰退以后，人们的生活就要面对这些残酷的风险，感受到缺乏保障体系的切肤之痛，因此反对市场的声音就甚嚣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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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讲，市场竞争总会有输赢，人们被竞争区分为能力强的人和能力差的人、勤劳的人和懒惰的人、幸运的人和不幸的人，这就是一种风险。而市场经济处在周期循环中，在繁荣时期商业机会大增，到了衰退时期经济又趋于紧缩，人们的事业和生活如同坐在过山车上一般，这又是一种风险。总体来说，市场经济会给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带来改善，但也总会有人成为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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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竞争比较缓和的时期，个人和企业会拥有某些潜在的保障体系，而随着市场的发展，这些保障可能消失。例如，假如企业之间不存在对优秀员工的激烈竞争，那么员工的流动性就比较低，且对企业比较忠诚，因此在衰退时期企业也会尽力留用员工而不是裁员，这对员工来说就是一种保障。而在一个人才竞争比较激烈的市场，情况就完全相反，在繁荣时期员工有比较高的流动率，到衰退时期企业也更容易解雇员工，而不是共渡难关，因为企业很清楚，一旦经济情况好转，员工并不会对公司太忠诚。与此类似，在企业与贷款人之间，在供货商与客户之间，在公民与社区之间，原来都存在某些潜在的保障体系，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大家的选择都有所增加，原来的保障体系就会萎缩。这种传统的保障体系是过去的经济环境的产物，通常不能被明确的保险合同完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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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市场竞争不但会产生失败者，而且还破坏了他们过去的保障体系。这些人就形成贫困人群——破产企业的员工、损失了全部积蓄的投资人、被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垮的小业主和农民……这些人面对一无所有的困境，只能够组织起来，希望通过政治行动给自己提供保障。而他们组织起来以后，就不仅仅是要求政府给予生活津贴，而且往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给他们带来灾难的市场竞争体制，而这样做正好迎合了另一种势力——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这种图景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而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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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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