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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与逆向选择，还并非金融家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当借贷条件比较苛刻的时候，即使一个诚实的借款人也有可能做出危害金融家利益的事情来，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例如，如果利息负担太重，借款人就会感到要偿还贷款必须追求更高的收益，而追求更高的收益往往预示着承担更大的风险。这种“赌一把”的心理是危险的，因为借款人盲目投入风险过高的项目大多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而在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里，金融家可以得到充分和及时的信息，帮助他分析借款人的财务状况，警惕借款人的心理变化，金融家也有足够的技巧能够及时修订合同，借助良好的法律体系完成债务重组（在一个牵涉到众多贷款人的大项目里这可不是小事），并妥善执行修订后的新合同。相反，如果一个金融体系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完善的合同设计、合同变更与合同执行的制度和技巧，那么金融家就不可能在借款期间对借款人进行有效的监督，也就因此更加不愿意向借款人提供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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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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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确定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如果又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基础，那么金融家的信贷业务就必然要面临巨大的风险。不过他们还是找到了保证自己利益的办法，这就是抵押——如果借款人出现坏账，他们可以占有作为抵押品的财物。这就是典当行业存在的原理。即便是在最不发达的经济中，典当行业也很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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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借款人的投资失败，贷款人可以从抵押品中收回自己的全部或者部分权益，从而降低了投资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判断一件财物（抵押品）的价值比判断一个人的品行要容易得多，抵押也减小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还有，如果一个借款人想中途溜走，他必须要考虑自己的抵押品的损失，这足以让骗子们在进入贷款市场之前好好掂量一番，从而把借贷的机会留给那些打算偿还的诚实借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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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的价值也促使诚实的借款人在投资风险比较高的事业前要三思而行，从而遏制了道德风险。抵押品有双重功用，一是把骗子赶出市场，二是降低借款人的冒险冲动，这些对于鼓励借贷是非常有用的。那些提供贷款的人认识到抵押贷款可以降低风险，而借款的人则相应可以获得更低的借款利率4。在很多经济落后的国家，也包括在发达国家的贫民区里，人们要想得到借款时，除了在亲朋好友的圈子里寻找帮助以外，利用抵押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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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的感情却往往不能接受也不愿接受抵押这种商业行为，不愿意承认抵押贷款是一种必然的经济需要。当《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来索取他的抵押品（安东尼身上的一磅肉）的时候，人们强烈地谴责他的势利和残忍，而没有认识到恰恰是这磅肉——这件抵押品，才使得威尼斯商人可以得到借款。当然，这个故事里面掺杂了夏洛克这个高利贷商人的恶劣品质（又是品行卑劣的金融家）和他与借款人之间的私人恩怨，即便如此，交易本身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借款人自己也完全清楚为了获得贷款需要做出的牺牲。事实上，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这件抵押品本身有多么可怕，暂时不考虑当事人之间以前的关系过结，那么这件抵押品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对于贷款人来说，他真正需要对方偿还的是钱而不是借款人身上的肉，除非出现了失信的问题，他并不情愿索取这个抵押品；而对于借款人呢，他自己的肉是无比宝贵的，决不会轻易失信5。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最后发生了不幸的情况，导致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人只好来索取他的抵押品，就说这个交易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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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研究表明，贷款人追偿抵押品越容易，贷款的数量就越多。在不同的国家，贷款人追索抵押品的难易程度有很大差别。例如，在英国，贷款人在索取一个违约的借款人的抵押房产时，通常需要花费1年左右的时间，以及大约占该房产价值4.75%的手续费；而在意大利，同样的情况需要花费大约3～5年的时间，18%～20%的手续费。这两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很接近，但是英国的抵押贷款的总金额达到其GDP的52%，而意大利只有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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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证据，请读者们看看美国的政治家们的所作所为。1973年，破产法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Bankruptcy Laws）提出，为了避免消费信贷机构“强迫”居民家庭接受太多的消费信贷，应该让那些不幸的家庭在申请破产之后有权利保留一部分固定资产。委员会建议把相当大一部分家庭财产排除在债权人索取范围之外（被称为“破产保护财产”，bankruptcy exemptions），以便使贫穷的家庭拥有从头再来的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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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州议会采纳了委员会的建议并制定出具体标准，其中某些州的规定显得相当慷慨，例如在得克萨斯，一个破产者可以保留他的房产，而不管这个房产有多么昂贵，此外还有价值3万美元的其他财产。破产保护财产是一种保险，使借款人在遭遇不幸时不至于丢掉一切，这种保险使得借款人更愿意承担高负债。但是，由于破产保护财产不能用作贷款的抵押品，从而打击了贷款人提供信贷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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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的破产保护财产越多，在申请贷款时遭到拒绝或者打击的居民家庭就越多7。这对于贫穷家庭尤其不利，因为他们的房产往往是唯一可能被贷款人接受的抵押品，而破产保护财产的规定却剥夺了他们这件唯一的抵押工具。在破产保护规定越多的州，人们获得信贷的渠道就越少，利率就越高。相反，对于富有的家庭而言，他们往往还拥有其他的不受限制的财物可以用以抵押，因此破产保护财产对于他们和他们的贷款人并没有什么影响。从实际情况看，在破产保护财产规定比较多的州，富裕家庭的负债还上升了——因为有更多的财产被保护，他们更愿意承担高负债。这样，原本打算帮助穷人的法律到头来却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帮助了富人。在本书中，我们还将看到许多类似这样的案例，它们令人感到忧虑，这种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恐怕不只是因为立法机构对于经济学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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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要求有抵押，会带来一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是说如果借款人不能履约，债权人可以索取抵押品，而是说贷款人事先就可以限制贷款，结果是，只有有产者才能够得到贷款。这种不发达的、要求抵押的金融市场就像《圣经》的《马太福音》（第25章第29句）中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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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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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世界里，要想得到贷款靠的是财富，而不是有创造性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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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这种情况对穷人来说还不是绝对没有希望。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出了一本很有见地的新书《资本的秘密》（The Mystery of Capital），他指出，如果财产的法律地位规定得非常清晰，那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还是拥有可以用以抵押的财产8。例如，在印度孟买的达拉维贫民区中，有很多穷人建造的房屋，由于这些房屋都侵占了政府或者私人的土地，并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德索托指出，这些财产不能用于抵押，使得穷人失去了融资的途径，那么解决的办法就在于把土地所有权明确地赋予当地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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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观点很有价值，但并非解决这个问题的灵药。假如大批穷人挤占了别人的私有土地，或者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大量挤占了国有土地，那么一旦宣布这些挤占为合法，则可能导致人们大肆圈占其他土地，导致财产所有权出现广泛的不安全，有违我们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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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假如这些穷人已经在事实上长时间占有那些土地，并得到了当地社会的默许（插一句，时间和习惯的力量总能够让那些来历不明的财产变得神圣起来，这种力量的强大令人惊叹），那么合法化的动机也许说得过去。不过，如果是依靠当地社会的自发力量来确认财产权利，那么隔得天高地远的国家政府有能力让财产成为有效的抵押品吗？比如说，如果没有当地黑手党的支持，有哪个银行经理敢于去索取达拉维贫民区里的一个抵押房产呢？即便有一个勇敢的人能去索取这个房子，还得有一个更勇敢的人能够住进去赶走原来的主人。换句话说，有些穷人也许有抵押品，但除非有一个成型的抵押品交易市场，他们恐怕还是不能得到信贷。抵押品地位的合法化只是创造这个交易市场的第一步。因此，要解决穷人的融资问题，尤其是没有抵押品的穷人的融资问题，必须为金融市场建立一个广泛的制度基础，本书以后还将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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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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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不发达的金融市场里，即使没有抵押品，但如果贷款人对借款人非常熟悉，并有其他的控制办法，他仍然有可能给借款人提供贷款。例如在家庭、朋友、邻里之间发生的借贷关系，假如借款人出现信用问题，他就会受到自己所在的社会圈子的排斥，比如，我们在引言里所列举的格莱珉银行，就是利用这样的关系来开展业务（其实，新兴企业的主要筹款渠道通常都来自家庭和朋友，这并不是因为家庭成员和朋友对创业者的能力过分自信或者溺爱，而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社会圈子可以约束创业者）9。然而，穷人却通常没有富有的朋友和亲戚，所以富人在筹集资金时在人际关系方面又占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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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不发达社会里，往往缺乏公开、可靠和及时的有关借款人的信息，从而进一步缩小能够获得融资的人的范围。由于有关借款人声誉的信息至关重要，但是却没有公开、可靠的信息传播渠道，金融家的主要信息来源就局限于他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商业活动，结果最有可能得到贷款的还是他的朋友、亲属和商业伙伴。同时，由于缺乏可靠的实时信息，借款人更依赖于过去建立的声誉，而那些已经有经营历史的产业自然就拥有这种声誉。这样，金融服务的对象再一次倾向于少数有产者和他们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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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一个有关特权关系的例子。在意大利，信息披露制度很不充分，也没有什么可靠的信息传播机制，社会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对银行的借贷政策有显著影响10。假如申请贷款的企业的老板与银行的贷款经理人属于同一个俱乐部，那么他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要比其他人大2.5倍。如果该银行是这个企业的主银行（即该银行是这个企业的最大贷款人），那么申请成功的可能性就要比平常人大7倍。而且，同属一家俱乐部，不但会增加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而且也扩大了可能得到的贷款数额，企业从这样的银行获得的贷款金额要比正常情况下多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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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人们把这种信贷关系称为裙带资本主义，这种现象在东方国家和拉美国家特别普遍，很多西方人认为，这些国家对于腐败的态度过分宽容，似乎跟当地的文化背景有关系。但是有关的历史研究却表明，向有关系的人提供借贷，主要原因还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它表明该地区的金融产业不发达，而不是因为当地的文化背景有什么不良习惯。在19世纪早期，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也把大部分贷款发放给它们的董事和与董事会关系密切的人11。而这种情况后来之所以没有恶化，是因为银行业获得了自由开业的权利。当然，只有富裕和有声望的人士才有能力开办银行，所以金融活动还是局限于当地的权势阶层。所谓的“内部人借贷”，是由于当时的信息披露和契约制度的基础不完备而被迫采取的办法，等到这些基础得到建立和发展，那么借贷的特权可能就不再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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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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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批评金融市场对穷人冷眼相看，对有钱人俯首帖耳。希望我们的读者已经认识到，当制度基础不发达的时候，金融活动要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风险。金融家更乐意给有钱人提供贷款，是因为他们有抵押品或者社会关系，能够减轻他的疑虑。任何理性的贷款人都会这样做，而实际上连经济学家也把这种行为称为理性歧视，以区别于传统的从个人好恶出发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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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这种歧视是理性的，我们就可以放任自流，无须感到忧虑吗？恐怕不行，因为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经济就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产品也不能得到公平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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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并不只是有财产和有关系的人士才拥有经营才能。而抵押和关系的特权带来的理性歧视，导致很多拥有经营才能的人得不到必要的资源来实现他们的理想，社会就因此变得更加贫穷。而且，如果没有获得资金的渠道，人们不能自主创业，等于关闭了一条可能的道路。这样的结果使得穷人遭受双重损失，他们一方面失去选择，另一方面在受雇于别人的时候由于没有选择而削弱了讨价还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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