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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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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批评金融市场对穷人冷眼相看，对有钱人俯首帖耳。希望我们的读者已经认识到，当制度基础不发达的时候，金融活动要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风险。金融家更乐意给有钱人提供贷款，是因为他们有抵押品或者社会关系，能够减轻他的疑虑。任何理性的贷款人都会这样做，而实际上连经济学家也把这种行为称为理性歧视，以区别于传统的从个人好恶出发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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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这种歧视是理性的，我们就可以放任自流，无须感到忧虑吗？恐怕不行，因为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经济就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产品也不能得到公平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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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并不只是有财产和有关系的人士才拥有经营才能。而抵押和关系的特权带来的理性歧视，导致很多拥有经营才能的人得不到必要的资源来实现他们的理想，社会就因此变得更加贫穷。而且，如果没有获得资金的渠道，人们不能自主创业，等于关闭了一条可能的道路。这样的结果使得穷人遭受双重损失，他们一方面失去选择，另一方面在受雇于别人的时候由于没有选择而削弱了讨价还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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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糟糕的是，当少数人支配所有资源时，他们更容易勾结起来用不正当手段从其他人手里强取豪夺。比如，由于缺乏关于借款人的公开可靠信息，那些臭名昭著的银行家们就容易聚集到一起，关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通过秘密协商来瓜分市场，而不是通过公开竞争。这是因为，在信息不完全的环境里，一个“外来”的银行要想从原来的银行家手里抢走企业客户并不容易，因为“圈儿里”的银行家很清楚客户的各种情况，外来者能抢走的企业恐怕都是圈内人觉得不能赚钱的项目12。由于外来竞争不容易产生，银行就倾向于结成卡特尔组织。1911年，美国国会成立了普约委员会（Pujo Committee），调查金融系统的问题，他们的发现丝毫不令人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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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之间达成共识，不能以优惠条件来从其他银行那里抢走客户……因此大大降低了银行之间的竞争可能性……这种共识甚至成了整个银行业的基本道德准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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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约委员会把金融业称为“金钱托拉斯”，与当时饱受谴责的铁路、钢铁和石油行业的托拉斯和卡特尔集团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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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融家们勾结起来以后，他们就希望一直维持现状，这会给其他产业带来影响——比如，他们不愿意承担鼓励创新的风险。威尔逊总统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布兰代斯在其著作《别人的金钱》（Other People’s Money）里就对金融业提出了严厉的指控，他指出，银行不愿意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出现的许多重要的、影响世界的发明，包括蒸汽轮船、电报等，就没有一项得到过银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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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不发达的体系里，金融业是保守的、缺乏竞争的、会员制形式的，这也是20世纪早期美国金融行业的真实写照。它会给我们的个人选择和经济自由带来哪些影响？请接着看下文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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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和金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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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和世界经济中的企业规模通常都很小，雇员数量几乎没有超过100人的，大多数企业由所有者直接掌管。历史学家埃里克·霍伯斯伯姆（Eric Hobsbawm）做了一项研究，比较法国波尔多地区在1848年的150个上层家庭和1960年的450个上层家庭的背景，结果发现，在后来的450个上层家庭中最大的群体是企业经理阶层，这个阶层在前一个时期完全不存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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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理层出现的原因，是19世纪后期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大型的、垂直集中型的企业，哈佛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称之为现代企业组织。有许多这样的企业，它们始建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长期在自己的产业领域里居于统治地位，一直维持到现在，其生存力之顽强令人惊讶。在1994年《财富》杂志评选的500强（美国）企业里，有247家，也就是将近一半，是在1880～1930年间建立的，在这之中，包括创建于19世纪80年代的柯达、强生、可口可乐、西尔斯，创建于19世纪90年代的通用电气、百事、固特异15。在德国，大企业的生存力更强，在1994年按销售额排名的30大企业中，有19家始建于1860～1930年间，还有4家的创办时间更早，这其中包括很多家喻户晓的企业，例如戴姆勒·奔驰、宝马、赫司特（Hoechst）、拜尔、巴斯夫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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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庞然大物为什么在当时出现？钱德勒认为，交通（尤其是铁路）和通信（电报）的发展给商品开辟了巨大的市场，而巨大的市场使得制造商可以迅速回收巨大的创办费用和投资。结果导致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迅速扩张，它们可以积极采用新的技术成果，获得比小企业更低的单位产品成本。例如，在贝瑟姆流程（一种从熔化的生铁中炼钢的技术流程）采用之前，美国有数百家使用高炉技术的钢铁企业，任何一家的产量都不到全国的1%～2%，在贝瑟姆流程推广后，制造商被迫扩大生产规模，到1880年，只剩下13家企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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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1869～1899年间，平均每个美国工人所拥有的资本投资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接近3倍。经济学家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来度量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增量之中，剔除了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带来的增长以后剩下的部分。在19世纪大部分时期里，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大约是0.3%，而到1889～1919年期间达到1.7%。这个时期，工业增长速度前所未有，经济学家们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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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勒认为，这些大企业有三个典型特征19。第一，是实现规模经济和扩大产品范围所必需的巨大的生产设备投资。这种巨大的规模经济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先行之利，一旦这些大企业建立了足够大的生产规模，并且掌握了降低生产成本的诀窍，其他企业要想再进入该产业就非常困难。先入者已经在没有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一方面，他们的原始投资非常大，对待外来竞争的反击态度非常坚决；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始盈利，可以有充足的财力来开展价格战。相反，后来进入的企业需要有巨大的原始投入，同时还要为复杂的生产和经营过程交纳不菲的学费，因此，极少有人拥有足够的财力或者能够说服投资人随便涉足。结果使得资本密集型产业很快呈现寡头垄断的局面，少数大企业占据控制地位，鲜有新的竞争者出现，因此这些企业拥有超强的生存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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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一个典型案例，1882年，J· D·洛克菲勒组建了标准石油托拉斯，它由以前的主要石油生产商和提炼商的松散联盟改组而成。后人往往以为建立这个托拉斯的初始目标是为了垄断市场，但事实并非如此。原来的联盟已经拥有市场垄断地位，掌握了美国90%以上的炼油厂和输油管道20，而组建托拉斯的目的是为了集中所有权，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标准石油托拉斯建立后，开始关闭、重组原有的炼油厂，兴建新的工厂，最后把所有的原油都集中到少数几家炼油厂加工。1880年，平均每个炼油厂的日产量是1500～2000桶，而洛克菲勒的炼油厂是5000～6500桶21，到1886年，托拉斯决定在俄亥俄州的利马建立一座新的炼油厂，日产量达到36000桶22！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1885年，标准石油的生产成本下降到每加仑0.45美分，而普通炼油厂的成本则是1.5美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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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勒发现的第二个特征是，这些大企业向上下游产业同时扩张，建立起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分销网络，不断开拓新的市场。为什么这些企业要选择自己建立销售体系而不是交给别人去卖呢？原因在于，他们的规模太大，产品又太专业，不容易被独立的销售商掌握。如果某个独立销售商把自己的业务过分集中在一个大型企业的产品上，他就会过于依赖这个大企业，在讨价还价中落到下风；反过来，如果他不集中销售某个厂商的产品，同时服务于多个厂商，那么这些厂商每家都不会特别满意。由于市场份额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成本，大的生产商就抛开独立的经销商，自己建立销售网络。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向上游产业发展，以确保自己的供应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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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石油在这方面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它拥有自己的输油管道和火车车辆，对铁路公司有巨大的影响力。作为铁路公司的大客户，标准石油不但要求把自己的货物运价降得很低，甚至还对其他竞争者的货物运输价格施加影响。例如在1885年，标准石油与铁路公司签约，规定给标准石油的运价为每桶10美分，而给其竞争者的运价为每桶35美分，另外，每运一桶竞争者的石油，铁路公司还要给标准石油托拉斯倒贴25美分！如果铁路公司不从，标准石油公司就威胁说要另建一条输油管道，把它的生意彻底挤垮24。显然，即便没有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标准石油也有足够的权力控制这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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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规模和产业扩张方面的巨大投资，使得许多产业被少数垂直集中型大企业所控制，中间产品的供应也会出现集中的趋势。而且，一旦这种中间产品的市场竞争受到限制，它还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力量。因为垂直集中型大企业各自有不同的产品和标准，任何中间产品的供应商都必须按照某个大企业的特殊要求进行生产——这对于他们的谈判地位来说非常不利。由于小企业的生存困难，出现了一个必然的趋势，自从大企业在19世纪后30年兴起以来，在将近一个世纪里，美国的所有非农业人口中自我雇佣者的人员比例不断下降。直到1970年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逆转，而且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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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征在于职业经理阶层的出现，这是前两个特征的必然结果。在以前，企业的资本和生产规模很小，业主和他的亲朋好友完全可以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即便别的人拥有更好的经营管理才能，但是把企业交给外人打理总会伴随着被欺骗的风险。而且，即便外来的经理并不成心要欺骗业主，可是不能阻止他掌握企业的生产机密，如果他在洞悉这个行业的诀窍后自己花钱另建一个企业，岂不麻烦？毕竟当时的企业规模不大，他另外建立一个企业所需要的资本并不太多，同时，如果他的经营能力确实很强，那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所以为什么要为了几个小钱冒这种风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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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小企业主没有聘用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如同霍伯斯伯姆在波尔多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样），而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大企业的所有者们则没有更多的选择。这些庞大的工业巨兽不是随便某个家庭可以驾驭的，而需要职业人士来协调和控制各种经营活动。但是，在此时又如何防止他们自己另立门户呢？即使他们不离开企业，又如何保证他们能够忠心为业主服务，而不是在掌握控制权以后中饱私囊呢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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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大企业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而同时金融市场又很不发达，这样一来企业主对于经理人就拥有了更大的控制力。即便是地位很高的经理人，也不敢轻易考虑离开企业单独创业。因为中间产品的市场非常小，他们不容易去做中间产品的独立供应商（比如，为汽车商提供刹车杆）。假如他们考虑组建一个新的垂直集中型企业，逐渐成长壮大，则需要的投资太多，同时又要面临老牌企业的残酷竞争，所以即便这些人能够提供抵押品，或者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很难说服金融家们加入进来支持他们的事业。因此，大企业的垂直集中型生产特点和他们作为市场先行者的优势，不但保护了他们免受激烈的外来竞争，而且也足以对自己的经理人构成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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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经理人拥有专业化的、与产品相关的特殊技能27。由于中间产品市场不发达，这些企业就没有动力在生产的各个阶段推动标准化（意思是说，在整个行业范围内采用共同标准）。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特殊的业务流程，相互之间难以比较，也谈不上学习产业内的“最佳工艺”，再加上缺乏相互竞争，其后果就是造成这些大企业的工作岗位之间没有严格的可比性。何况，即便一个经理发现在竞争对手那里有类似的职位，但假如业主之间存在不挖对方雇员的“君子协定”，他还是难以跳槽。由于经理人的技能非常专业，他要在产业外找到同等的职位很不容易。这样一来，经理人的工作成了终身职业，即使一个经理人觉得他的老板欺人太甚，或者感到待遇太低，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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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因为工作的专业性太强，企业也同样不容易在外面找到训练有素的经理人。业主们采用的对策是雇佣更多的经理人，在内部形成相互竞争，以便控制工资水平28。这样，外边的机会不多，内部又存在竞争，经理人就不得不保持对企业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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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把害怕当成唯一的动力。由于现代企业主手中集中了太大的权力，他们也需要给帮助他们行使权力的经理人提供一些正面激励，这种激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建立严格的组织和等级制度来实现的。在这种制度下，企业主通过从高到低的各层经理逐级管理企业的各种事务。由于每个管理者的控制范围有限，那么在管理一个巨大的组织时，这种金字塔式的组织制度无疑是必需的。当业主通过中间的经理人员来管理、控制庞大的雇员群体时，这些经理人员手中也积累起一些权力，或者说，业主利用等级制度把一部分管理下层雇员的权力授予了中间的经理人员。在等级制度中地位越高，待遇就越好，内部竞争也越少，同时也是对雇员的忠诚品质的奖赏29。毫无疑问，什么样的企业就会培育出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和什么样的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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