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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其著作《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中对经济发展的未来进行了预测，他认为工作岗位将继续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一些对职业技能要求比较高的行业，包括医疗、教育、政府等，将取代那些技能要求不高的制造业。他预测的事情后来都发生了。在本章，我们描述了发生在传统企业里的类似现象，这些企业为了适应竞争、技术和金融市场的环境变化而进行变革。人力资本取代实物资本成为公司的核心能力和价值，通过组织重建、员工的提升和激励政策，大公司已经变得越来越像职业合伙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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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大公司统治着我们的时代，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近年来公司并购活动出现增加，部分原因是一些新的市场被打开。而更普遍的趋势是公司在变得小型化，大公司毕竟比较笨拙，不容易控制，并且金融业的发达也使得它们在内部资金方面的优势不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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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公司内部的资金更多被人们视为负债而不是资产，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大公司在利用这些资金方面的低效率。竞争和内部的压力增加，迫使大企业把自己做得不好的东西外包，这给更多的企业家创造了机会，而且也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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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现在的专制气氛更少了，那些纯粹监督性质的中间管理层被取消。尽管有政治家批评企业的精简是在剥夺人民，尽管有的企业在执行精简的过程中有考虑不周之处，但我们以为结果是好的，使企业更加适应经济现实的要求。在改革后的企业，冗员减少了，留下的人有了更大的权利和责任。企业的精简不是企业的所有者在炫耀他们的权力，而是他们失去控制权力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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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企业对员工更加友好，而且能力强的员工还有了更多其他选择。当然，伴随着更大的员工流动性，人们也失去了可以固定一生的工作保障，在很多发达国家的私人经济部门里，终身从事固定的职业曾经是过去一两代人的典型现象。或许有某些人，尤其是能力比较差的人，愿意放弃今天的多样化选择而恢复过去的安全保障。但是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更大的保障是以更压抑的工作环境和更少的自由为代价的。在过去，不同技能要求的岗位之间工资差别比较小，部分原因正是在于技能高的人缺乏谈判能力，而现在就业机会增加了，工资差别缩小的趋势被扭转，人们的待遇差别更好地反映了技能上的差别。这样的结果是否公平是个哲学问题，但是至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让工资真实地反映劳动的价值更有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而通过社会保障等其他办法来解决贫困现象要比直接干预工资水平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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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到工资，我们就不能不讲到大公司给高层管理人员提供的报酬，这些高管人员的薪酬待遇最近急剧增加，被媒介抨击为赤裸裸的贪婪风潮。通常，董事会向股东做的解释是，薪酬的增加是为了激励管理人员提升股东价值，然而鲜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54。相反，天价的薪酬似乎反映了人力资本不断增长的地位。企业为管理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并不是为了增加激励——只不过这样有助于说服股东——而是因为他们在高级的劳动力市场上没有更多选择。管理层现在受到的股东压力更大了，内部的权威又在下降，因此特别需要找到那些最有能力的人来负责。我们不能确切地判断，最近几年CEO的待遇水平是否过高（尽管从事后来看，某些人的确太高了），而且有些软弱的董事会也会给业绩不好的CEO提供奖励，但是CEO们在全球的待遇出现普遍提高的趋势不能简单归因于人性的贪婪，或者说人们突然发现了激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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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些统计数字最能说明问题：1929年，美国收入最高的0.01%的人，其收入的70%来自他们拥有的资本——红利、利息和租金等，他们是懒惰的富人。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0.01%的人有80%的收入来自工资和创业收入，只有20%来自资本55。从另外一个指标上看，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的工作时间比最穷的10%的人更少56，而今天的情况却完全相反。懒惰的富人变成了勤劳的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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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社会的贵族阶层完全由富人们组成，而今天，有才干的人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跻身贵族阶层，金融革命打开了贵族俱乐部的大门。从这个角度上看，金融革命在精神的意义上是完全自由的，它让人取代资本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既然资本已经变得非常充足了，那么财富的创造就要归功于技能、思想和勤劳，当然还需要一点点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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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第4章 金融市场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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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颂扬金融市场的美德，但它的阴暗面呢？在安然事件中，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金融合同在瞬间变成废纸，这如何解释？1998～2001年，纳斯达克市场先是创造出3万亿美元的财富，又让它最终消失，那么，股票价格能否被看作对价值的可靠评价？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导致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银行危机中损失了30%的GDP，陷入多年的经济混乱，这能算是好事吗？因此，我们是否也应该正视金融市场的阴暗面，这是本章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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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先看看金融丑闻，通常情况下，一个金融机构崩盘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人们在震惊之余不禁要问，“中心区这些气势辉煌的金融机构总部大楼难道都是为骗子们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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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是个与金钱打交道的行当，自然吸引了为数众多的骗子，业内的人士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因而特别强调用信誉和风险控制来保护自己，在这方面甚至要比其他行业做得更好。在金融业发生不道德事件的概率也并不比其他行业要高，每发生一次安然这样的金融公司丑闻，都有一个像世通公司这样做实业的企业，其经理人同样在想方设法利用有违法嫌疑的手段来剥夺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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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发生问题，金融企业垮台的速度要比工业企业快得多。这是有原因的，金融业比工业能够更快地创造价值和毁灭价值。例如金融衍生工具，就像炸药一样，在正确使用时非常有益，而落到无能或者不谨慎的人手里时，却能在瞬间造成巨大的损失，而工业企业即使多年经营不善也不致形成这样大的破坏。巴林银行，英国最有盛誉的投资银行之一，在1995年2月27日破产清算时账面的期货头寸达到270亿美元，而其资本金只有6.15亿美元1。尼克·里森一个人就把整个银行毁了，作为银行的交易员，里森在1994年亏损了2.7亿美元隐瞒不报，在1995年头两个月又亏损了8.9亿美元。如此巨额的损失在工业企业是不可想象的——在不发达的金融市场里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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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有关的是，金融市场非常清楚不端行为的危害性，往往会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债务市场通常不愿意给金融机构提供长期贷款，因为这些机构的信用变化比较突然2，它们倾向于提供短期借贷，以便能不断重新评估风险。所以，一旦出现麻烦的苗头，金融机构就会发现其资金来源立刻消失，使其崩盘更加迅速。1991年，在美国政府着手调查所罗门兄弟公司操纵国债买卖的事件时，该公司就经历了一次九死一生的考验，在短短一个月里这家投资银行卖掉了500亿美元的资产以偿还债权人。假如所罗门公司真的破产，那么会有很多人更加担心这个行业真的是弱不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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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现代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新工具的杠杆作用，扩大了不端行为的毁坏作用3。但金融市场业内的人士对此很清楚，并采取了强有力的预防措施。从某些角度看，在问题曝光后，安然或者巴林这样的公司迅速垮台，恰恰反映了金融市场对于声誉的重视和自我控制能力，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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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安然这样的事件反映了某些局部存在缺陷，而不是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指控。而更值得担心的则是可能波及整个系统的问题：例如，股票价格无限制地大涨大跌；或者全体银行都卷入信贷狂潮，任何愚蠢的商业计划都可以轻松拿到贷款，接下来则是萧条时期，连最可信的人也不免遭到银行的冷遇，更加衬托出繁荣时期的荒唐。如果是金融市场制造和加剧了经济波动，那么它的过失就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导致了错误的资源配置，其次，给普通人带来了不必要的风险。金融市场在这两方面真的有重大危害吗？如果有，那么在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成熟后这种危害是否会减少呢？本章就将给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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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基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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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论金融市场是否会导致错误的资源配置，我们就先得明白什么是正确的资源配置。企业的股票价格反映了企业未来的收益流（股息）的现金价值——用术语来讲，叫股票的“基本价值”。但是，我们并不能准确知道企业未来的盈利和股息数据，也就不能对基本价值做精确的预测，所以通常很难评价股票的市场价格是否是其基本价值的正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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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个别情况下，不同的金融资产拥有相同的未来收益权利。尽管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但我们还是可以用来验证“一价定律”——就是说，对于一个实际资产拥有相同收益权的两个金融资产应该有同一的价格4。如果这个定理不能得到验证，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金融市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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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这样一个例子，1907年，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结成联盟，组成皇家壳牌石油公司。这样，就出现了对同一个现金流，即合并后的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的收入拥有相同权利的两种股票。根据公司章程，60%的股息和未来分配归原来皇家荷兰的股东，40%归原来壳牌的股东。如果两个公司的股票数量相同，那么，1股皇家荷兰股票的收益权利就应该等于1.5股壳牌股票的收益权利（1.5=60/40），从而，1股皇家荷兰股票价格就应该等于1股壳牌股票价格的1.5倍。但是实际上，从1980年到1995年，这两种股票的价格比在偏离理论比的-35%到+10%之间波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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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例子，更明显地偏离了同一价格定理，是有关Palm公司（掌上电脑的制造商）的股票价格波动。2000年3月2日，3COM公司把其持有的Palm公司股份的5%出售给公众，保留其余的95%6，同时宣布，将在年底前把剩余的股票全部分配给3COM公司的股东。这样，3COM公司的股东每持有1股3COM股票将得到1.5股Palm公司的股票。即便我们假设，除了其持有的Palm公司的股份以外，3COM其余的资产价值为零（实际上，3COM公司手里的现金平摊在每股上都达到10美元，不要说还有很多赚钱的生意），3COM的股票也应该不低于Palm公司的股票价格的1.5倍。但实际上，在第一个交易日结束时，3COM的股票价格比Palm公司的股票价格的1.5倍要低63美元，或者说，市场的评价是，除去其持有的Palm公司的资产后，3COM公司的价值是-220亿美元——在有限责任制度下，这怎么可能呢？这样一个负的价值评价居然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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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证据对于学者们关于有效市场的信念提出了疑问。有效市场信念建立在一个简单但是很牢固的理论论证基础上，它的意思是，如果人们发现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出现偏差，那么就可以买入低估的资产，卖出高估的资产，利用市场的错误牟利。而且，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很容易被放大，如果这些偏差持续存在，那么交易者就可以不断重复交易过程并赚到大钱。“如果你很聪明，为什么却赚不到钱呢？”每当有人宣称自己找到了证据，说市场在决定某些证券的价格时出现了差错，他就会遇到这个难堪的问题7。由于有成千上万聪明的投资经理们在寻找机会提高他们管理的基金的业绩，那么像壳牌或者Palm公司股票价格这样的系统错误就不应该长期存在，而应该很快就有人发现问题并开始交易。一旦交易开始——所谓的“套利”过程——被低估或者高估的证券价格就应该迅速接近理论价格，到最后，套利消除了利润机会，重新确立了两种证券价格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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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效市场的信念已经获得广泛认可，并且得到了很多证据的支持，在20世纪70年代，有大量研究表明股票价格中可以利用的系统机会非常少，以至于到1978年，一位著名学者指出：“从来没有别的经济学理论像有效市场假说这样，有如此充分的实证证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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