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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牌照拥有者如何能够得其所愿呢？答案很简单，在民主国家，政府受政治压力的影响。有组织的群体能够比没有组织的群体施加更大的压力，他们会出钱做电视广告，与市政官员会谈，为竞选活动捐款……什么样的群体最容易组织起来？那就是像出租车牌照拥有者这样的，小规模的、有共同利益的、经常聚首议事的组织，他们能够迅速拟定出一致的行动纲领。相反，大众则是由动机和喜好各不相同的人们所构成，位置非常分散，要聚合在一起都比较困难，谈何用一个声音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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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竞争性的出租车市场可以让消费者获益，但是出租车数量的增加给每个个人带来的好处却很有限，不足以让他们产生参与政治事务的动力。还有，消费者是非常分散的，很多人还住在城外，集体行动的成本过于高昂。此外，要他们每个人都搞清楚事情的细节也非常麻烦——比如，出租车主和市政府维护现状的主张是真的有道理，还是他们不过是用油腔滑调来掩盖自己的丑陋企图。除了这种“理性无知”以外13，由于每个消费者都希望其他人采取政治行动，自己可以免费搭车，所以大众将表现得更加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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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出租车行业的竞争是否开放对于每个出租车主来说都关系重大，因此他们有积极的动力去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车主们就形成了一个小而集中的群体，很容易开展协调行动。结果导致，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他们的私利也会占据上风，造成了缺乏效率的竞争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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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缺乏效率的现象，经济学家就不免要考虑有没有改善的办法。既然出租车主这样有政治势力，那么可否通过经济上的赎买让他们放弃特权呢，比如由全体顾客给他们一定的补偿。如果能够这样做，大家的情况都可以得到改善。但是很不幸，这样的赎买并不会发生。原因之一在于，如果要达成这样一个赎买交易，大众就会明白事情的真相，出租车主限制竞争的虚假理由就会被揭穿（因为，如果给钱他们就愿意放弃特权，那么增加出租车牌照自然不会带来世界末日），一旦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公众就不用再通过赎买，只需要在议会投票就可以增加牌照数量了，这样，出租车主就将赔了夫人又折兵。更普遍地讲，政治特权通常是非常隐秘的，不容易被交易，交易会毁掉特权自身14。现在让我们回到主题，利用这样一个理论来解释金融市场的发展所遇到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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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金融发展的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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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发展给社会带来了诸多好处，那么还会有人反对它就比较奇怪了。其实，金融市场发展的结果不总是多赢的局面，它会给有的人带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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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一个国家已经建立的大型工业企业，这个群体我们称为工业既得利益集团。在稳定的时期，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并不需要发达的金融系统来帮助他们获得资金，因为他们可以从现存的产业中获得收入——如大多数企业那样——来投资新的项目，而不需要外部的资本市场。即使他们的现有产业不能为投资提供足够的现金，他们也可以用自己雄厚的资产和商誉作为抵押来取得贷款。我们已经知道，即使金融体系非常原始，只要有足够抵押和声誉，银行家也会愿意提供资金。所以即便金融系统很不发达，工业既得利益集团也不会受到资金缺乏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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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可能损害他们的利益。我们在第5章里谈到，金融市场的发展会促进竞争，而竞争将消耗既得利益集团的高利润。金融发展也要求企业提高财务透明度，这又直接破坏了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关系来维持生意的传统方式。例如，1991年，加拿大税务当局允许布隆夫曼家族把20亿加元转移到美国，而不需要支付资本所得税。审计署长抱怨这笔交易“有可能破坏了税务法”，而政府的财务委员会则指责他侵犯了布隆夫曼家族的隐私权15。与此相似的是，在印度，一个借款人可以从一家国有银行获得贷款，拒不还贷，然后再到另外一家国有银行申请贷款。而银行之间并没有共享违约者的信息，部分原因在于法律禁止扩散有关违约者的信息（最终该法律被废止）。违约者的个人隐私和借款能力居然比公众的储蓄资金的安全更加重要，在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经济里，这似乎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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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既得利益地位的金融家同样也不赞成变革，因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固然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业务机会，但同时也会削弱他们的相对优势。在信息披露和法律执行不理想的环境里，融资活动要么是有抵押的，要么是以关系为基础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金融家通过广泛的非正规接触来获得信息，而不是通过公共资源。他回收贷款的途径也不是通过正当的法律体系，而是通过威胁和哄骗，利用他在多年的时间里积累的各种不正当的影响力。他的借贷能力的关键，当然是与很多重要人物的关系，包括企业经理、其他贷款人、供应商和政客等，同样重要的是他对于顾客的金融资源的垄断能力，使得他一旦停止贷款就会对顾客构成巨大威胁。所以，如果没有关于借款人信用记录的公开资料，借款人就不得不依赖于他，这对于维护他的垄断权力是有益的，因为其他金融家在与该借款人接触时会感到忧虑，担心原来的金融家认为他的风险过高，才放弃对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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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明的借款人历史和不充分的法律基础给新的竞争者进入金融业制造了很大的障碍，而既得利益者可以坐享丰厚的利润。相反，充分的信息披露和公正的法律执行可以使竞争环境更加公平，降低进入金融业的门槛，既得利益者原来的顾客关系的重要性会下降，而信用评估、风险管理将成为必需的经营技能。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但会带来新的竞争，给既得利益者的盈利水平和顾客关系带来压力，而且使得他们自身的技能——人力资本——过时和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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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地说，自由市场将改变原来的依靠不平等竞争条件做生意的方式，这样，既得利益者不但不能从金融的发展中得益，反而还要遭受损失。所以说，既得利益集团在阻止金融市场的发展上面有共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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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些集团拥有足以影响政策的能力：既得利益集团是一个很明确、很集中的小群体。在一些小国里，他们通常都出自同样的精英学校，参加同样的俱乐部，甚至彼此通婚。另外，他们拥有限制金融发展的能力，原因还在于那些可以从发展中受益的人，那些潜在的竞争者通常比较弱小、贫困、缺乏组织，而信息闭塞的大众则不了解情况，或者没感到痛痒，不会从安逸中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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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富有的既得利益者可以有很多办法来维护他们的市场垄断地位，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妨碍金融市场发展的办法？特别是这样的办法也可能损害到既得利益者自己，因为他们偶尔也需要外部融资。为什么不直接禁止新的竞争者进入工业和金融业？这样的禁止措施可以干脆利落地把他人排除在外，而让金融体系发达起来，使得内部人享受更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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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阻碍金融业的发展比直接禁止新的竞争者加入有几个优点。第一，直接的进入限制执行起来通常成本很高，特别当所限制的产业能找到很多替代品的时候，执行尤其困难（如果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话）。另外，某些竞争者可能发明一些类似的产品，如果对所有的创新产品都要进行鉴别、分类和禁止，那工作量就过于烦琐了。而且负责审批营业资格的官僚机构会自己从中捞取很多好处，和既得利益者争权夺利。相反，让金融业停留在不发达的状态可以是一种不作为，与利用国家机器来限制竞争者的加入相比，成本要低廉得多。恶意的疏忽和积极的骚扰在效果上是一样的，但做起来却省事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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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行积极的进入限制要经历一个比较公开、透明的政治流程。在民主体制下，你必须要让公民相信限制新的竞争者进入某些产业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面对垄断企业的低质服务和高昂价格，他们恐怕很难被说服。相反，恶意的疏忽则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通常我们所看到的政府官员也总是昏昏欲睡而不是积极作为的——而且可以用更高贵的借口加以掩盖。例如，要求公司在股票上市之前必须有一定年份的盈利记录，借口是以保护投资人不被欺诈，这似乎很容易被大众接受，而实际上这种规定却妨碍了新兴企业获得融资，它们将来会给利益集团构成威胁，但暂时还难以取得盈利。利益集团倾向于用这样的要求来管制股市，而不愿意降低上市的门槛，把市场监管的重点放在改善会计准则上，因为改善规则、增强透明度的办法有利于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会给既得利益集团带来新企业的竞争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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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限制进入的障碍设计得越技术化，公众就越不容易进行合理的判断，而只能采取不关心的态度。大多数人都知道直接地限制产业进入会有不利影响，却不能理解限制金融市场的很多专业化的名词。以前述的上市公司盈利年限要求为例，这种要求是否真的合理与合算，对于绝大多数投票人而言需要颇费一番功夫才能做出判断，因为这种要求也确实具有保护他们的作用。如果公众对于技术问题搞不清楚，那么既得利益者就更容易利用这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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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限制进入的领域主要是一些已有的老产业，而没有明确既得利益者可以拥有新的技术和经济领域的垄断权利。这样一来，在新的产业领域开始拓展时，由于外来竞争者可以自由加入，斗争将变得非常混乱、昂贵和公开，既得利益者又需要给负责管理的官僚机构支付好处来换取官方的支持。相反，如果金融市场很不发达，其他竞争者就没有能力进入新产业，只剩下少数有资金盈余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在开拓新的产业时不需要面对太激烈的竞争，可以平稳地控制局面。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占据了优势地位16。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拥有企业内部产生的大量资金，即使进入那些自己并不熟悉的新领域也不会遇到太多的外来挑战。在这些国家，机会属于那些有资金资源的人，不需要经历混乱的竞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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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乔治·施蒂格勒为代表的自由市场信仰者指出，监管的作用通常都是保护被监管者免受竞争的威胁，但是他们也有失偏颇，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监管对于创造市场其实也是必要的。如我们在本章的开头所提出的那样，要繁荣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就需要建立某些监管和督促的基础设施。因此，某些由于市场的繁荣而受到损害的私人利益集团就会起来反对建立必要的监管制度。缺乏监管的后果将和过度监管与直接限制进入一样，都具有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效用，都会成为产业进入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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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表示没有人采用直接的进入限制。在世界上，要开办一个普通的企业，创业者通常需要经历10道官僚程序，花费63天的时间和相当于1/3人均年收入的费用17。在有的国家，这些限制特别严重，比如在玻利维亚，就需要20道程序和2.6倍人均年收入的费用。这些管制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排除糟糕的业主或者保护环境，而是限制产业进入。而且，如果管制的目的确实是为了限制竞争者的进入，那么最好就是把多种限制方式结合起来使用，包括阻挠金融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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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既得利益者把多种限制进入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如果说金融市场得不到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与官僚审核程序的作用一样，都是限制产业进入，那么它们的使用应该是显著相关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开设企业的审批程序比较多的国家，资本市场通常都很不发达，股票市场价值占GDP的比例很低18。这种相关关系说明，金融产业的落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产业进入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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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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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回顾一下上一章和本章所讨论的关于权力的各种观点。在上一章里，我们认为，封建领主和他们的追随者所拥有的武力并不足以约束政府的权力，相反，当他们的专制力量被乡绅的经济权力取代，财产转移到优秀的经营者的手中时，政府被驯服了，权力受到约束。财产所有者不但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来保卫自己（而且依靠议会这样的共同机构，把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而且君主从自己的利益考虑也需要尊重财产权利、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以保证财产的所有者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由此，民众也可以给政府上交更多的税收，与以前不时采用的掠夺政策相比，政府的收入更为稳定和丰富。这样，更广泛和更有效率的财产所有权导致了更广泛的政府参与和对私有财产权利的更大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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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具有了广泛参与和尊重财产权利的性质，并不代表它将忠实地为公众利益服务。小而集中的群体可以左右政府政策为他们服务，牺牲公众利益。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政府执行良好的政策，然而在有组织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下，这些政策难以得到采纳。那么很自然我们就会提出新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这些阻碍金融发展的特殊利益集团可以被战胜？”请大家在下一章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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