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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会和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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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政治变革时期出现的新的金融和工业企业后来会变成新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他们没有消亡的话。但是他们不会总是过河拆桥:如果投资机会多于他们自己融资的能力,工业集团也还是可以从金融发展中受益。由于新市场的开拓,生产规模的要求突然扩大,增加了他们的融资需要和发展金融的需要,高效率的企业在新市场中能找到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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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50~60年代,交通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迅速扩大了潜在的市场规模。为了使自己国家的企业能进入外国市场,政府开始执行自由贸易政策,实施金本位制度。用黄金来固定各国的汇率使得厂商能更准确计算进出口货物的价值,增添了发展贸易的信心。金本位制度也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使得像英国这样资本丰富的国家可以把多余的资本用于投资,像瑞典这样资本不足的国家可以利用外国资本迅速实现工业化,这样,市场的扩张也带来了对金融服务的供求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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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融资的需求发生变化,既得利益集团对于金融发展的态度也会相应改变。例如在欧洲大陆,“一战”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尤其对于重工业来说特别明显。在战前,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非常依赖外部融资,这些国家的工业集团也都坚决支持金融发展政策,但是到战后,通货膨胀和战争利润养肥了这些企业。例如,意大利的重型机械制造商安萨尔多(Ansaldo)在战前非常依赖银行贷款,但是在战后它拥有了大量资金,甚至两次试图收购给它提供贷款的那家银行16。简单地说,主要厂商(不是大众)对于融资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对待金融发展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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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和外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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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利益集团再排斥新的进入者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技术使得竞争跨越了政治上的边界。而一旦政治上的进入障碍已经形同虚设,既得利益集团也就可能放弃其他的进入壁垒,包括对金融活动的阻碍。美国当年禁止银行开设分支机构的法律就是一个例子,作为进入的管制壁垒,最终由于技术革新带来的外部竞争而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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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禁止各州发行自己的货币,禁止对各州之间的贸易征税。结果,从很早开始,各州的政府就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其中之一就是银行。各州都限制进入银行产业:在一个州开设银行业务需要给州政府交纳很大一笔特许费用,另外,州政府在很多银行拥有股份,也对它们征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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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银行利润对于人民而言就成了一种变相的税收,私人银行获得超额利润,并把相当一部分通过税收或者分红的形式转移给政府。州政府可以通过使银行利润最大化来使自己的税收最大化,比如在全州只给一家银行发放开业特许,但是如果那样做这家银行的权力就太大了。而如果给太多的银行发放特许,使得它们相互竞争,最终得益的将是大众消费者,对政府来说同样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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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各个州政府就采取了折中的方案。开业特许授予多家银行,但是不允许在州内开设更多的分支机构。有的州还有单体银行法(unit banking laws),限制每家银行只能开设一个分行。限制的结果,是让各家银行获得了在其附近区域的垄断权,从而确保了银行的利润,同时也确保不让某一家银行做大。这样,限制本州银行开设分支机构就成为规范,由于不能从外州的银行获得特许收入,他们也禁止外州银行在本州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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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况下,这些限制将严重制约银行的效率。优秀的银行得不到扩张,银行的风险不能更大范围分散,分支机构数量太少,这些都使得银行的成本上升、风险增加。然而限制性的规定却继续保留着,起初是因为州政府需要增加财政收入,后来是因为在这种规定下产生了很多小银行,它们需要这些限制性规定的保护才能存活,而且它们也愿意给州里的立法者提供政治资金的支持以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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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显示,限制进入的管制措施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一旦实施了限制,就会出现一批依赖这些限制的群体,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性规则他们就不能在竞争中生存。这个群体会由于限制的继续而变得强大起来,而那些受到限制措施损害的人的利益则会被削弱,反对者的声音也就变小了。限制措施给既得利益者提供了现在和未来的利益,使得他们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其政治庇护者。相反,反对限制的人除了竞争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资源可以给政治家,而竞争的结果将压低未来利润,使得政治活动能得到的资助减少。难怪反对竞争的力量如此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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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银行是限制开设分支机构的天然支持者,由于限制性措施制约了高效率的大银行的发展,才保护了它们在低效率的小规模下可以生存。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在内也支持这些限制,因为它们担心大银行会进入保险业,通过分支机构高效率地销售保险。而大银行则是反对限制措施的,这阻碍了它们的成长和分散风险。有理由相信,小银行和保险公司会勾结起来共同支持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占了上风,但是从70年代早期开始,许多州放松了限制,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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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在于技术革新18。只有其他银行不能给顾客提供远程服务的时候,分支机构的限制才可以使银行在所在地附近获得垄断权利。但是技术革新缩小了沟通的距离,自动取款机系统使得银行无须通过分支机构即可为遥远的顾客提供现金,而信用评级机构则掌握了大量消费者的信用记录,让银行可以为遥远的顾客提供贷款。简单地说,技术革新使得银行可以开展远程业务,削弱了地区垄断权,也就丧失了继续保护的价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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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技术革新日益商业化,美国各州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纷纷放松管制,但是各州之间存在差别。一个州放松管制的时间,反映了那里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势力的大小。小银行比较少,而依赖银行的小企业比较多(更需要一个竞争性的银行市场)的州取消分支机构限制的时间也更早。另一方面,保险业比较强大的州通常更晚取消管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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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管制带来了预期的效果,小银行失去了市场,而在一些允许银行进入保险业的州里,保险公司也受到影响。但是总体来说,借款人可以获得更低利率的贷款,而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也加快了(参见我们在第5章提供的数据)21。特殊利益集团的确阻挠了经济发展,而要打消它们进行阻挠活动的积极性,技术进步可能是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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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和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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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由于防止竞争变得没有意义,技术变革将迫使既得利益集团改革陈旧的金融管制。而另外一种情况是,当经济对外开放产品和资本市场时,金融的落后对于利益集团也将同样丧失意义。简单地叙述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操纵政治力量来压制国内竞争,但是对外开放以后,它们无法用国内的政治力量来约束外来竞争。这样会有一系列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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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利益集团的利润会减少,在开放经济中利益集团不能用国内政治来限制外国竞争者,竞争的加强自然会降低利润水平。其次,限制国内竞争所能产生的利益也有限(当面临外国冲击的时候,是否放开国内的竞争已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样,限制竞争的动力和能够拉拢政客的能力都会萎缩。最后,在外国竞争压力下,即便国内的利益集团也需要发展国内的基础设施——例如,它们最终会发现国内的融资成本太高。所以,它们不但不会再阻挠金融发展,而且会变成积极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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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对外开放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决策。本章我们不讨论这个决策过程,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意愿采用市场主导的体制,那是以后各章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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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大略地论述了开放促进竞争,竞争又反过来促进金融发展。但是,实际上某些形式的外来竞争可能使得既得利益集团更愿意压制金融发展。所以,我们需要把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带来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和资本流动开放(带来金融业的竞争)带来的影响分头进行研究,而且也要考虑工业既得利益集团和金融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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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考察一个只实行贸易开放的国家。开放带来了外国市场,也给本国市场带来了外国竞争者,外国人的进入减少了国内的利润水平,使得既得利益企业从经营中获得利润减少,更依赖于外部融资。同时,国外市场的机会(或者在国内市场上对付有技术优势的外国竞争者的需要)也增加了它们进行投资和改善风险管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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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竞争是促使西班牙在1986年加入欧共体以后实行金融业开放政策的原因之一22。此前,西班牙的国内金融系统由七大银行组成的卡特尔控制,它们占据了72%的存款,贷款利率远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23。加入欧共体以后,周围的竞争环境更加严峻,暴露了金融体系给工业界造成的负担,引起国内政策的重大变化。1988年菲利普·冈萨雷斯(Felipe González)领导的社会党政府批准了资本市场改革方案,而起草这个方案的那个特别政府委员会在此前整整10年从来没有受到过重视。金融市场的发展是由一个社会党政府推动的,而不是由其前任的右翼政府推动,这充分说明,在外国竞争的现实压力下,意识形态其实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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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事情可能是例外,仅仅因为工业企业集团需要外部融资并不表示国家就会采取措施来改善金融业的透明度和便利性。实际上,工业集团在出现更大的金融需要时,反而可能要求实施更严格的金融压制,以便控制有限的资金更多地为自身服务。对于金融业的利益集团来说,改革虽然让工业出现繁荣,可能带来更多的顾客,但可能不足以抵消金融业出现更多竞争(更大的透明度和更便利的融资渠道)所带来的损失,而对它们更有利的办法是,维持与工业集团的现有关系,不断给它们提供所需要的庞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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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工业集团的做法就可能不是要求政府改善国内金融体系,而是要求提供更多的贷款补助以应付外国竞争。而政府给这些企业直接发放贷款或者补贴是有害的,原因有二,第一,这种行为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经济需要;第二,由于投资人得不到补贴的好处,不能以同样的优惠利率提供资金,政府的廉价资金将产生资本市场的挤出效应。另外,资金需要银行系统的中转,它们也可以要求分享政府的一部分补贴。假如离开补贴,银行就无法同政府竞争,这样一来银行就会变成按照政府计划指导从事贷款发放的代理人,即便它们不是直接归政府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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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法国在“二战”之后发生的事情。在战后,法国的工业主要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在两次大战中间,它们没有遇到什么国际竞争。同时,与其他西欧国家不同,法国的农业长期占据主要地位。在战后的30年里,国内外的竞争压力导致法国经济在两方面发生重要改变。第一,农业让位于工业,第二,工业实现重组,最终由大企业占据了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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