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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有两个时期，世界的资本流动相对开放。一个是我们已经考察的20世纪初期。当时，许多国家在实行金本位制度，使得黄金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的通用货币。国际的资本流动相对很自由，资本在全球寻找高回报，不管是巴西的银矿还是印度的铁路。我们的分析说明，这个时期的资本流动比较自由，因此在那些大量进行对外贸易的国家里，既得利益集团反对金融发展的政治意愿和力量最弱。这样，如果发展金融产业的需求是一样的，那么在贸易越开放的国家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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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观察图1，这个图反映的是在1913年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规模，以及该国的贸易开放度（乘以其工业化水平）37。该图的结果显示，贸易更开放的国家的确有更发达的股票市场（在给定的工业化水平上，工业化水平反映了发展金融产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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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13年股票市场和开放程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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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特别关注美国，尽管美国是当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其股票市场却相对落后，因为美国相对来说贸易比较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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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反映一个国家金融服务便利程度的其他指标图表化，例如上市公司的数量，或者公开发行的数量，也能够得到相似的结果，那就是在“一战”以前，贸易更开放的国家资本市场也更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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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1980年间，国际资本流动大幅减少，直到20世纪最后阶段才重新上升，个中原因我们今后再讲解。到20世纪末，已经重新回到世纪初的水平（相对于经济发展指标，例如世界的GDP）。1997年的图形与上面的1913年的图形非常相似，可以说，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贸易更开放的国家有更发达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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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更多分析表明，在贸易开放度与股票市场的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1930～1980年间很弱，或者不存在，而这个时期的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很小。因此，对于金融发展的环境来说，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两者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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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的初步结论是开放度与资本市场规模存在相关关系，但还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经济计量学的分析显示，前者引发后者的可能性更大38。即便如此，这还只是一个间接的证明，显示开放市场制约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更挑剔的读者可能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的直接证据，说明经济的开放度确实影响了金融发展——特别是说明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开放是否会制约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改变其动机，从而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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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这样的证据。正如本书以前所提到的，《福布斯》杂志每年发布一个世界亿万富翁的排名，并区分了从继承得到的财产和通过自己创业得到的财产。我们指出，由于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那些贫穷但有才华的企业家更容易获得成功。因此，在发达的金融体系里，自我奋斗出身的亿万富翁的比例应该更高。相反，在一个不透明的体系里，既得利益者受到的保护更多，所以那些继承财产出身的人，不管其能力如何，更容易保留其财富。如我们在第5章里所描述的那样，在金融体系更透明更发达的国家，自我奋斗出身的富翁的财富更多。更重要的是，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壁垒更低的国家，其继承性富翁的财富占GDP的比例更低，而自我奋斗的富翁的财富占GDP的比例更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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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的外国竞争壁垒和更少的既得利益联系在一起，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的国家设置了阻止外来竞争的高壁垒，而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国竞争削弱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实力，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先不管这个过程如何，我们的结论是很清楚的：外国竞争者和国内的进入者一样，使得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日子更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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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可以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就是1988年美国和加拿大达成自由贸易协定（FTA）所产生的后果40。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壁垒，更重要的是，取消了所有限制两国资本流动的对于投资者的歧视性税收。这个协定的达成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此前加拿大和美国几次贸易自由化谈判都在进入最后阶段时候卡壳了。这一次，支持自由贸易的布莱恩·马尔罗内（Brian Mulroney）的保守党政府决定就这个事件发起临时选举。民意测验对于保守党不利，但是他们却以明显优势获胜，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由于市场没有预见到选举结果，那么自由贸易协定对于不同企业的影响就可以从它们的股票价格的相应变化上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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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创始人的后裔——我们所说的典型的既得利益者——管理的企业多数都受到选举结果的不利影响，而由新兴企业家控制的企业的股票价格则上升了。市场的判决明确无疑——开放的市场的确对于传统的利益集团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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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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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章末尾指出，有些政治势力在阻止金融的发展——既得利益者反对由于自由融资带来的变革。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力量可以被克服，例如，当一个社会发生深刻的政治变革的时候。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既得利益者的私利与公众利益取得一致，例如新市场被打开或者新技术出现，在巨大的投资机会面前，既得利益者不能只依赖传统的资金来源（例如内部的现金），而需要更好地利用金融市场。相似的是，当一个国家对外开放贸易时，工业集团的利润会下降，从而需要更大量的投资来和外国企业竞争，既得利益集团的态度也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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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工业集团产生了需要，还是不能确定金融市场能够得到发展。特别是当既得利益集团能够操纵政府的时候，反而使得金融业的政策更加倾斜。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当政府的干预能力有限时，金融业才可能得到发展。而一个国家对资本流动的开放（而不仅仅是贸易）能确保给政府行为带来约束。这就表示，既得利益集团方面产生了对于融资的需要，而资本市场的开放方面产生了对政府干预的约束，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幸运结合最终促成了政治上的行为，改进了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而我们在过去30年里所目睹的世界金融业的爆炸式发展，就与世界经济的更大开放密切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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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讨论了在什么情况下，那些反对金融发展的政治势力可以被克服。但是，在金融市场的制度基础建立后，这些国家的金融业就会继续健康发展下去吗？我们的证据显示，这个说法是没有保证的。在1930～1980年间，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萎缩了，如何解释这种倒退？我们已经有了部分答案：在这段时期里，国际资本流动大大缩减了，这就给利益集团重新粉墨登场提供了背景。但是，为什么各国政府要封闭资本流动？这样的事情今后还会发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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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们的研究遍及各个历史阶段。但是为了回答上述几个问题，我们需要把目光聚焦在1930～1980年这段时期。我们需要了解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了解当时所出现的另外一种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最后走向失败的原因，以及它给我们留下的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将是以后几个章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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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170462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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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第三篇 大倒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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