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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时要进行这样的合作，最大的障碍之一来自我们的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用来约束恶意的价格垄断行为，当然应该继续保留下去，以确保从前的不公平竞争不会再回来。但是在政府的认可和指导下，私人企业可以就保证公平竞争达成协议和规范，以服务于公众的利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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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政府保护了工业卡特尔。政府约束竞争的愿望对于新兴企业非常有害，但是受到大型企业集团的欢迎，他们不再受到外国竞争的威胁，也会很高兴和其他利益集团达成协定，共同把新兴企业排除在国内市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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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的一个例子是关于美国汽车货物运输行业的联邦规定。1935年制定了《汽车运输法》（Motor Carrier Act），其目的是“维护有序、可靠的运输系统，减少重复服务，降低企业经营的不稳定性，最终保护公众的利益”。该法规定汽车运输业不受反垄断法限制，还要求所有跨州的汽车运输企业向州际贸易委员会（ICC）报告费率标准，州际贸易委员会有权确定最低标准，制止价格战。还有，州际贸易委员会有权审批营业许可证，可以限制进入。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政策之一是，如果某条道路已经有一家运输商提供了足够的服务，就不再授予新的许可，换句话说，希望新加入的企业有责任证明现有的企业做得很糟糕，而不是说自己可以比原来的企业做得更好。不用说，新企业的进入被严格限制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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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不但限制了行业内的竞争，而且限制了汽车与铁路之间的竞争（铁路也有类似的法规）。既得利益集团得到的利润规模可以反映在运营许可证的价格上，许可证是成为既得利益者的通行证，其价格大约为运营年收入的15%～20%16。其他的利益集团也得到了好处17，比如，有工会组织的汽车运输业雇员比没有工会组织的雇员在收入上要高出50%，但是到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汽车运输业放松管制之后，差距降到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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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价格不再由竞争性的市场来决定，那么必须有其他因素来取代市场、配置资源。于是，人们想到了在“一战”期间所采用的对经济实行中央集中控制的办法，这似乎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尤其当市场不能自我恢复的时候。例如，美国国家复兴委员会就试图通过价格控制、稳定工资和分配生产配额的办法来解决生产过剩，其模式是1917～1918年的战争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19。不过，在193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国家复兴委员会自身是违反宪法的。但是在其他国家，对于工业的中央控制都加强了，尤其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所以，第三个主题就是对经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控制，由政府取代市场，居高临下地分配资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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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争论政府的干预是否必要。经济学家们对于大萧条的真实原因还有分歧——是市场失败的证明，还是相反，是政府失败的证明。显然，在大萧条的谷底，经济混乱，股市崩盘，出口缩水，大量企业破产，银行系统崩溃，失业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公众显然不相信自由市场体系还能运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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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为贫困人群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联合创造了难得的条件，其中的细节我们在下一章还会阐述。即便在社会舆论普遍对市场机制表示支持的情况下，利益集团还可以获得例外的保护，那么当社会舆论的风向发生转变之后，他们的影响就显著加强。借助公众对于市场的反感，既得利益集团重新建立起已经被开放的竞争市场削弱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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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机构为不断增加的贫困人群提供救济的需要，成了利益集团保护自身利益的烟幕弹，这反映在当时的一项重要改革上面：对金融市场的控制。由于金融市场的管制可以有效地限制竞争，政治注意力很自然就转移到金融市场和机构上面。当时的金融行业十分混乱，恢复系统稳定就成了绝好的政治干预的借口。当然，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会反对导致它们赢利下降的管制措施。如果外国资本可以自由流入，那国内市场的管制就更可能让企业转向外国金融机构和外国市场。但是国际流动被阻止了，这种担心也就不复存在，还有，政府管制可以导致金融机构联合起来形成卡特尔组织，有利于增加它们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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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的具体形式，获得利益最多的利益集团，各国并不相同，但结果是相似的：金融市场的竞争性减少了，只有少数特权阶层能够获得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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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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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分析从股票市场受到的影响开始，因为这个市场对于政治风向特别敏感，其反映是融资便利程度的代表。在表2中，我们列出了在一些年份里，部分国家的股票发行融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股票融资的比例都下降了，不但不能和1929年繁荣时期的顶峰相比（在经济繁荣时期股票发行量通常很大），而且比1913年时的正常水平还要低。显然，有些下降要归因于大萧条和“二战”，但是下降趋势在战后并没有逆转，反而在1980年达到最低点。很有趣的是，即便在瑞典这样的避开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家，情况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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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和规模的指标所反映的情况也差不多。金融市场的规模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衰退，直到1980年。要明白这样的倒退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现在来具体考察三个国家：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它们的政府在利益集团影响下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干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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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股票发行重要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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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ajan and Zingale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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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公共资金与私人控制的联结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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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是一个典型，在一个被大萧条严重打击的经济里，利益集团如何利用公众的资金来保护自己的位置和利益，其后果持续了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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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到来之前，意大利的经济已经由于1926年墨索里尼采取的里拉币值调整政策被大大削弱了，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在一年之内，中央银行向银行体系提供的信贷减少了36%21，为了弥补国内现金的不足，银行从国外借款。然而，到1930年国外信贷变得紧缺，国内的存款也开始减少。这引发了银行系统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因为很多银行资产放在长期信贷和股权投资上面。主要的银行纷纷向法西斯政府要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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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此前援救一些小银行的模式，政府建立了一家控股公司，由中央银行提供资金。这个公司把银行手中的其他企业的股份买过来，不是按照市场价而是更高的历史价格。这样，政府不但为银行系统注入了资金，而且还承担了部分损失22。同时，政府还成为许多公司的最大股东，而许多这样的公司当时已经在破产边缘，不但需要银行的救助而且还直接吸收了政府资金。政府这次控制的两家全国最大的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Credito Italiano）和商务银行（Banca Commerciale）此前为了支持自己的股价也曾徒劳地买入了相当数量的自身股票。所以，通过这次行动，政府取得了对整个经济的支配权力，控制了占意大利所有公司股本42%的工业企业，而且还包括最重要的两家信贷机构23。整个救援行动的代价是惊人的，达到GDP的10%——以今天美国的标准来计算就是1万亿美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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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和奥地利的类似救援行动不同，意大利政府并没有把它收购的很多公司重新出售给私人。在少数出售的企业中，最大规模的私有化是一家天然气公司，意大利燃气公司（Italgas），政府把该公司的控股权以不到市场价值的1/4出售给了都灵的一个工业家集团25。但是总体说来，工业家要求政府重新实行私有化的压力并不大26。意大利经济史学家贾尼尼·托尼奥罗（Gia-nni Toniolo）指出，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收购的很多企业都属于资本密集型，严重依赖军事需要，收入呈现周期波动，不是很有经济吸引力。只要政府继续运转这些企业，私人部门就可以得到必要的原材料，例如钢材，而不需要承受这些领域的损失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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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虽然救援的钱是来自大众的税收，但这些企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化。这些控制权被转让的银行和企业继续在米兰的股票交易所上市，只不过由政府作为主要股东，政府也不直接介入企业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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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政府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公司，工业复兴公司（Istituto Per La Ricostruzione Industriale，IRI），来掌控这些股权。从法西斯统治时代到战后的20年里，政府对于工业复兴公司的控制都很松。工业复兴公司的第一任首脑甚至不是一名法西斯党员28。还有，虽然工业复兴公司的首脑是由政府任命的，但他对于下面的企业并没有直接的控制，这些企业都是独立王国，只接受中央来的关于财政方面的一般性指示29。比如有这样一个例子，工业复兴公司的下属企业商务银行的研究部门里居然聘用了很多反法西斯运动的领袖，这些人在战后的意大利政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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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在花费纳税人的巨额资金收购了众多私人企业的股权之后，政府既没有以一个合理价格卖出，也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私人部门仍然免费地享受着控制权。不但那些在职的经理们继续工作下去，连很多作为前所有者代表的董事会成员也没有动。企业的国家所有和控制权只是一个表象，背后是非常复杂的私人和政府利益的缠绕关系。例如，菲亚特公司的老板吉奥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从1946年开始就成为工业复兴公司下属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的董事，一直任职到1994年私有化为止31，在1962～1991年，又在工业复兴公司的投资银行——梅地奥银行（Mediobanca）中担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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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样的关系，这些花费了纳税人的资金来挽救银行业得到的企业股份，最后都用来保护和促进私人集团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最好是看看工业复兴公司的投资银行梅地奥银行，这个银行从战后开始直到最近，对于意大利几乎所有的企业融资决策都有影响。梅地奥银行由政府出资建立，目的是为企业提供长期融资。在银行成立的时候，其创建人和后来长期担任主席的恩里克·库西亚（Enrico Cuccia）对一批大工业家宣布：“我们将一起重建意大利，而且还要一起重建资本主义，国家将提供资金，而你们则提供企业家的才能。”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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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地奥银行大约68%的股份由工业复兴公司下属的三家银行持有，3.75%由一伙工业家拥有，其余在米兰交易所上市。尽管工业复兴公司拥有绝对控股权，但梅地奥银行实际上是由拥有3.75%股份的那些工业家和工业复兴公司共同控制，他们拥有同等的表决权33。这个内部协议的理由是“保护梅地奥银行不受股东的股东（即工业复兴公司）的控制”，以及“使得梅地奥银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会受到通过工业复兴公司施加的政治干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