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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大量的人被排除在这种公约之外。潜在的竞争者、中小企业不能得到大企业获得的国家补贴；在大企业里工作期限比较短的妇女和年轻人的利益同样被忽视。但是这个体制似乎运转得不错，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如此。它比许多国家原来的竞争性市场体制提供了更多的安全，而且似乎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使得很多人一度认为社会能够做到两全其美——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1957～1963年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1959年提出的竞选口号就是“从来没有这样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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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的竞争管制措施以外——这种管制一直持续至今——政府还借助对金融的控制来管理经济。政府的控制权有三个支柱，第一是继续执行各种积极和消极的压制国内金融市场的政策。例如股票和债券的发行需要政府的批准，直接融资活动被窒息等。还有，许多国家规定苛刻的股票上市条件，比如要求公司在上市前至少有几年的盈利记录，明显地约束了新兴企业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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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政府还采取对待市场的消极政策——例如不去建立保证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平性的制度基础。在1990年，103个拥有股票交易所的国家里只有34个有禁止内部人交易的法律22，而且只有9个实际上严格执行过这个法律。我们已经知道，积极实施限制内部人交易的法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股票融资成本，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采取更好的改革措施。由于缺乏更好的信息披露标准，缺乏保护少数股东的法律和行政程序，造成只有那些最有势力的企业才能够利用股票市场进行筹资。结果，到20世纪80年代，欧洲企业上市时的平均年龄达到了40年23。相比之下，美国现在由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通常在成立后5年就公开上市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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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控制金融业的第二个支柱是对于信贷投放的大规模干预。政府推行了银行国有化，在1985年，许多国家的政府平均拥有将近55%的银行资产25。政府还给银行提供补助，鼓励它们向特殊部门提供优惠贷款，在20世纪60～70年代，这样的信贷指导计划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很普遍。在70年代的韩国，金融系统的全部资金投放中有50%以上服从于政府的信贷指导计划26。在战后重建时期的日本，主要产业的融资里有71%来自补贴贷款，此后还长期停留在10%～15%的水平上27。在法国，全部企业贷款中有3/4来自政府、准政府的金融机构、国有银行及其下属企业28，全部贷款中有43%包含政府补助29。这些数据来自1979年，当时是在一个保守政府连续执政21年之后，而在弗朗斯瓦·密特朗推行大规模的银行国有化运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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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信贷的控制本身不是坏事，政府或许打算拓展民众的融资渠道——而且，政府也通常解释说，银行国有化是为了给那些传统上不容易得到融资的社会成员提供机会。但在实践中，庞大的官僚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缺乏效率，而政府指导的信贷资源通常最后还是到了工业集团或者政府自己的手中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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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是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接下来，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这些限制措施对于关联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限制最终会失败。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年来竞争性市场的复兴，这个话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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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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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时候，经济理论对于政府的政策只有间接影响：给政治家们在特定时势下的合理行为提供合法的外衣。在大萧条开始后，各国政府不顾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建议，纷纷干预经济过程。但是，他们的做法最终得到了当时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支持，在其划时代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中，凯恩斯指出，在一个经济体中，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完全有可能低于经济的潜在供给能力，由此产生的供给过剩——表现为失业和产品过剩——这种现象并不能像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会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下降得到自动和迅速的消除。相反，凯恩斯认为，政府有责任挺身而出，通过公共事业产生的需求来弥补私人部门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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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二战”即将结束，凯恩斯主义逐渐得到了公众的认同，他们要求政府继续负责管理总需求——部分是通过社会保障计划。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告诉大家，这个功能似乎存在问题。因为对于政府来说，要扩大对本国产品的需求，阻力最小的办法就是实施货币贬值、扩大出口，同时提高进口关税，以避免原本就不足的国内需求再被外国产品吞噬。然而，由于所有的国家政府都可以如法炮制，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最终将导致国际贸易萎缩，大家都成为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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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符合所有人的长远利益，尤其还符合美国的短期利益。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美国的工业和金融业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非常担心世界其他国家会执行封闭政策，限制其产品和资金的出路。因此，美国希望在“二战”后建立一个保持开放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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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成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为战后的经济重建奠定了基础。协定有效地束缚各国政府不能破坏国际贸易——这是美国强烈要求的结果——而同时保证它们有足够的自主权来调节国内需求31。实现第一个目标的办法是保持汇率稳定：为了防止竞相贬值，协定把各国的汇率规定在一个狭窄的波动范围内，只有在“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调整。另外，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其目的是给一些由于必要的国内政策调整而受到贬值压力的国家提供借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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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当时的气氛下，欧洲国家不能忽视在大萧条之后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要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就必须做出其他牺牲，以避免世界回到金本位时代，再现对政府干预的政治需求与僵化的金本位标准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牺牲品就是国际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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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担心，如果资本流动不受限制，政府就不能轻易控制国内需求。尽管他所讨论的只是政府调节利率水平的能力，但政府的各种干预手段其实都可能碰到麻烦32。例如，政府可以“劝告”私人银行向某些产业提供优惠贷款，政府不用通过直接补贴，而是把存款利率控制得比较低，让银行依然可以盈利，从而把资金提供给预定的借款人。但是，如果存款人可以把资金转移到利率更高的国家，这样的间接补贴的办法就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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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凯恩斯认为资本自由流动会限制政府在富人与穷人之间转移支付的能力，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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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战后很多国家都可能出现某些论调，会影响到富有阶层的地位和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假设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会有很多人感到害怕，他们会认为该国的“左倾”程度会比其他国家更加严重。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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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布雷顿森林协定》达成的妥协就是，保持贸易的开放而限制资本的流动。但是并非所有形式的资本流动都不鼓励，因为经常项目盈余的国家需要资本项目的赤字来保持汇率稳定，而“生产性”的资本流动，例如外国直接投资，可以用来开发一个国家的实物资源，也受到鼓励。所以，资本流动的限制主要是针对如下情形，就是那些二十来岁的投资银行家在世界各地转移资金，谋取最高收益的行为——也即政府官员们所嘲笑的所谓投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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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欧洲国家的理解甚至同情，美国政府不顾国内银行家的反对同意了对资本流动进行限制（然而，为了争取在欧洲的投资机会，银行家们还是争取到了让步，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并不是绝对密不透风的，后来这也促成了限制措施的最终瓦解）34。由于跨国资本流动的影响消除了，国内的金融机构就把持了金融业的垄断权，资金就可以向政府主导的产业倾斜。资本流动的限制也解放了对于政府预算的限制，可以放心地实施经济干预。正如凯恩斯发表的胜利宣言那样，“《布雷顿森林协定》给予每个成员国政府明确的控制所有资本流动的权利，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永久性的安排。过去的异端邪说现在已经成了正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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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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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联资本主义体系里，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很不幸，由于这个大的交易里面涉及多方面的利害人，所以通常很难判断哪些人得到了好处，哪些人要承担成本。但是，通常的情况是既得利益集团取得了好处——包括大企业、工会成员、农民和老年人，而体制外的人要负担成本——包括新兴的企业家、外国公司、没有组织的员工、外国移民和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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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来看看意大利在几年以前的退休金和失业保险制度。该国的退休金体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由公司提供，另一部分由国家强制退休金组成。私人企业部分的退休金完全由公司业主掌管，通常是企业的一个廉价的资金来源，这使得员工无偿地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公司经营的风险，当然也就与业主结成了反对竞争的共同利益。如果我们的分析到此止步，那些结论应该是业主获得了好处，员工承担了风险损失，但是退休金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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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强制退休金制度显得非常慷慨，这是现收现付制，给予的利益远远超过员工在过去的贡献积累。新退休的人领取的经费相当于他们在退休前的5年的平均税前工资的80%，这意味着退休要比上班更合算。而规定的退休年龄又比较低，只有55岁，很多人从正式工作中退下来以后，又马上到地下经济里去兼职。对很多缺乏耐心、脸皮又比较厚的人来说，由于医疗方面的规定很宽松，完全可以在正式退休年龄之前以伤残的名义退休36。就像庞兹的把戏一样，这样一个退休金体系的运转完全依赖于经济的增长。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年代里，意大利经济处于快速增长中，员工们从这里得到了补偿，足以抵消他们在企业退休金那里承担的风险，而公司就成了净赚的赢家。输家是在将来为政府的铺张浪费掏钱的后人。但是正如凯恩斯所说，“长期内我们都死了”，长期的问题永远不是关联资本主义所要关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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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的问题与此十分类似。在1991年以前，意大利一直通过法律的途径来提供就业保障，禁止雇员人数多于15人的企业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解聘员工。失业者没有正式收入，但是可以从一个专门机构CIG（Cassa Integrazione Guadagni）领取补贴。CIG建立于1945年，起初是为那些在大型企业的军转民过程中被临时裁减的员工提供补贴。但是不知不觉的，CIG的服务范围就延伸到其他行业，并且最终覆盖了长期而不只是临时失业。这个保险体系规定，政府给失业员工提供为期3个月的相当于工资水平的80%的津贴，可以延长到1年。实际上，法定期限往往被突破，特别是涉及大企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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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另外一个选择是强迫被裁减的员工提前退休。这样，国家的退休金体系的收入会减少，而需要支付退休金的年限和总金额还会增加。此外，国有公司，例如邮局和铁路，还提供另外一种形式的保障。这些措施被称为“最后的雇主”，在南部失业率较高的地方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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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因素考虑进来，那么可以说这个体系的确保护了员工，特别是大企业员工免受失业的损害。然而最有利的是大企业，它们可以在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解聘员工，以后再重新招入，而不需要重新培训。而它们的竞争对手——中型企业就非常不利，它们的规模超过了15人，不容易随便解聘员工，却没有得到CIG的有效保护。此外，这个体系严重损耗了政府的财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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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来弥补财政支出，也可以通过举债来延缓负担，但是最终还是有算账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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