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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牵涉到自己的生存根本，他们会有很强的动力。当一个员工由于商业循环的原因失去工作时，他可以盼望在经济繁荣以后重新得到机会。但是，如果他所在的产业在技术上过时了或者被外国竞争挤垮了，那他有可能再也得不到工作机会。新型的风险将带来新型的经济贫困。在过去，贫困人群只要得到足够的补贴熬过萧条时期，就还可以对市场保留希望，但今天的员工如果永远地失去职业，那么微薄的补贴就不足以让他保留对市场的信念了，他需要一个全新的生活，而不是暂时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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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达经济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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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担心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而不乏技能和教育的劳力的竞争，而后者则担心他们自己的产业会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一夜之间挤垮，这些公司有全球性的品牌，有在市场竞争中磨利的经营策略，又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廉价的能源和资本。发达国家的员工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是不公平的威胁（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福利表示关心，其实只是掩盖对自己的工作机会的担心），同样，发展中国家的业主和经理们也认为发达国家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是不公平的竞争条件。的确，双方都有自己的比较竞争优势，而且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双方也都可以得到对方的优势，发达国家可以得到廉价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可以建立更好的基础设施。但是在短期内，这些差别会带来混乱和不满，而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缺乏准备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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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私有财产的尊重和建立市场的制度基础这些前提条件还没有具备，财产高度集中在大封建主或者垄断组织手中，特别是在采掘工业。这些国家不但不能适应活跃的竞争性市场，而且他们的政治集团对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也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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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在那些有较大和所有权分散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保证有充分的支持竞争性市场的政治力量。原因很简单，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很多企业都缺乏竞争性，这导致效率低下的利益集团有更强的动机来坚持保护主义，不但因为他们没有竞争优势，也因为他们没有希望获得一个更大的市场。我们的观点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论，因为在美国的钢铁行业中，对于保护主义的最积极的推动者实际上就是那些更大、更老、更缺乏创新性和更没有效益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也通常都有很长的任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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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尽管有廉价劳动力，但是仍然没有效率，一个原因是它们长期受到保护，缺乏国内外的竞争，结果变得缓慢而臃肿。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企业没有被最好的经理人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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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众所周知，美国的大企业通常都不是由自己的业主而是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随着竞争的加强和技术变革的加速，对于高层管理者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在业绩不理想时，职业经理人更容易遭到解聘。近年来，美国有越来越多的CEO不能胜任工作，被解聘，被外来人员接替。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只有10%的CEO换届属于强迫离职，而到了90年代早期，这个比例增加了一倍以上。同样，在70年代早期，只有15%的新任CEO来自企业以外，到90年代早期也增加了一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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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证据说明，为了应付一个竞争激化的市场，企业的眼光必须更加长远，必须拥有优秀的经营人才，也需要更快地解聘那些不合格的经理。但是，实现这样的改变需要一个外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结构，只有当经理层不能控制企业的大部分投票权，董事会里的外部人可以有效发挥监督作用的时候，才更容易解聘经理人12。很不幸，这不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现在的情况，很多企业依然被内部人控制，他们是通过继承而不是通过市场取得的权利13。我们已经知道，由家族继承人控制的企业通常来说会经营不力14，那么在一个快速变化和混乱的世界里，这些管理层将有更强的动力去挑唆贫困人群，要求加强保护。印度的所谓孟买俱乐部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类型的组织，这是一个由老的商业家族的子孙组成的松散群体，他们强烈反对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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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另外一个严重担心是对于竞争受害者没有正式的保障体系。由于追求增长，很多国家忽略了建立一个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帮助国民应付经济风险。在政府预算中，转移支付和补贴的比例很小：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只有发达国家的1/4左右的水平15。例如，在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前，韩国几乎没有失业赔偿制度，只是在面临工人的示威游行后才迅速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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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单单比较政府的社会开支比例可能带来误导，因为在发达国家中一些属于公共部门的开支（例如养老金），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仍然放在私人部门里。这个区别部分地反映了这些新兴国家的观念，就是政府的作用只是建立市场的基础设施，而依靠社会体系的作用为经济衰退提供保险。这种观念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这些国家是适用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社会体系会逐渐瓦解。例如，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通过法律，授权父母可以起诉不赡养他们老年生活的子女16，这就很说明问题。法律其实并不能完全修复被市场割裂的社会关系，如果再缺乏有效的、明确的保障体系，那么国民将更加暴露在经济波动的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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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必须正视发展中国家的这些脆弱环节，因为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管是商品还包括服务，彼此的扰动更容易相互影响。还有，由于贸易重点由产品转向服务，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专业化程度还会提高：要更换一家企业的会计顾问或者更换为企业提供系统软件维护的公司，要比更换钢铁供应商困难得多，而且要为服务建立库存作为缓冲也不容易。当然，企业可以通过在不同国家寻求服务来分散风险，但是这种分散化也有其成本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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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关于这种相互依赖的典型例子：在2002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府开始相互进行核战争的讹诈，两个国家的企业家开始担心外国的顾客会被吓跑，结果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企业界都向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缓和局势。商业利益就这样限制了政治行为。尽管全球化的趋势会给我们带来这些好处，但同时也使世界面临更大的相互依存的风险，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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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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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人口迅速老龄化，对于资源的再分配带来深刻影响，我们在分析自由市场经济面对的政治威胁时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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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呈现迅速老龄化的趋势，人口增长率则接近于零。在1970年，美国5岁以下的儿童有1720万人，80岁以上的老人有370万人，到1995年时，这两个数字是1960万和810万，而到2040年时估计将达到2500万和2620万17。由于有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并不是老龄化最快的国家。据估计，到2010年时，日本每3个处于工作年龄段的成年人就要对应1位以上的老年公民，到2050年，每1.5名纳税人就要对应1位退休人员。而到那时，意大利的退休人员将比纳税的员工还要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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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数越来越少的工作者群体要养活一个越来越庞大的退休群体，因此，平均每名员工需要转移给那些老年人以支付他们既定的退休津贴的数量将持续增加，如果没有什么变化，未来的工作者给老年人的支付将变得越来越多，而自己未来预期的养老津贴会越来越少。这样会带来年老的一代和年轻的工作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者说，那些由于人数和组织而获得了政治权力的人和那些由于控制着人力资源而获得了经济权力的人之间的冲突。在历史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的不匹配会带来对于财产权利的安全性的威胁，这种威胁在未来仍然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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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形式的紧张来自资源的国际分配，如果经济的生产能力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下降，消费品就要依赖进口。考虑到这个因素，发达经济就必须对外投资，而且不是像过去那样对其他的发达国家投资，而是对人口结构年轻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需要吸收这些投资来发展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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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如果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金融资产，它们会要求保证这些资产权利的安全，在未来需要变现的时候不会被剥夺。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当财产所有者有充分的政治参与性，当所有者的经济优势导致剥夺行为在长期里将对剥夺者不合算的时候，政府对财产的尊重才开始出现，掠夺行为在政治上才被制止。很明显，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政治代表，至少在殖民主义时代以后是这样。所以在未来，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财产权利是否会得到尊重，将取决于这些国家剥夺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迫使发达国家更加依赖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更加依赖发展中国家要建立尊重财产权利的大气候，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充分发展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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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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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利益让我们提出国际治理的问题。我们已经指出，一个国家的大工业和金融企业越是具有竞争力，对于市场的发展就越有好处，因为它们相对来说不需要依靠对自由市场的限制。在国际上，如果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势力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很有效率的，那么对自由市场的发展就更加有利，因为这个支配势力将会推动其他国家开放边界。在19世纪，英国是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也是政治强国，在世界各地推广自由贸易。美国在“二战”之后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但是，当世界的政治领导地位正在转换，或者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失去了其经济上的领导地位时，人们对待市场开放的观点就特别容易出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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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统治力量，同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这两个地位并非都是稳如泰山的。很明显，在钢铁制品关税和农业补贴的问题上，美国经济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并且因此违背了自己对开放贸易的承诺。如果这样的弱点更多会怎么样？美国还会继续支持自由市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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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的态度只能代表它自己。由于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存在竞争，即使一个主要国家离开，市场依然可以继续前进。但是还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国家之间的政治一体化，例如欧盟，这会减少政治上的竞争，使得联合的反市场行动更加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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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时候，欧盟那时还称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主要任务是去除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促进贸易和扩大市场。当时的欧共体专注于一个现实的、促进市场发展的目标，是一个进步的力量，它也促进了很多国家自由化的进程，因为在保证外国人自由进入的同时，这些国家也被迫为自己的公民创造更公平的市场环境，从而促进了竞争性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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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欧盟的目标从市场扩展和贸易自由化扩展到更广泛的管制和规划以后，其政策倾向有可能转为反对自由和加强干预（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欧共体当初也实行过保守主义的农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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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推想一个比较极端、但很有意义的案例。假设在一次严重的股灾之后，欧盟认为市场上的劣质企业太多了，决定收紧公司上市发行股票的规则，这个行动会导致新兴企业融资变得困难，而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欢迎。由于这个新的规则将同时在欧盟的各个国家实行，那么一个有潜力的欧洲新兴企业在本国和邻近的国家都不能得到融资，规则的执行就更有效力，毫无疑问，这会吸引各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联合起来，积极推动类似的规则被整个欧盟采纳。相反，如果只有一个国家实施这个规则，那么新兴企业就可以到周边国家去争取融资。这样，企业可以向更友好的政治实体迁移，成为督促政府改善国内政策的力量。而当周边国家走向联合的时候，这种竞争带来的力量就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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