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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如何摆脱现实困境,以及解决企业内部普遍的对立和冲突,尤其是劳资冲突,实现企业内部利益关系的整合,有赖于一个具体企业的“管理”。尽管我们不能给一个具体企业设定管理的内容,但是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思路是确定的,因为整个社会需要有内在的一致性。这就是承认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组织机构,是一个“社区”或社会的不可分割的“分子区域”;企业成员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地位,据此建立起一个组织的公正,形成组织协同的制度性规范,包括保障组织成员的生活和就业安全,以及满足组织成员的需求,统一企业成员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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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认为,就像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功能组织”或一个“器官”一样,管理是企业或一个组织机构的“器官”,即通过管理来实现组织机构的效能。管理和组织,就像人体与器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可以从观念上分辨出来,分辨出管理部门和管理系统的存在,如同人体中的器官,以及某个器官主导下的功能性子系统。真是妙不可言,德鲁克总算自圆其说了,把组织理论和管理理论,在观念上区别开来了,也使自己成为现代组织理论的第一人,当然是基于“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现代组织理论,否则就是对巴纳德、西蒙和斯隆的不公。德鲁克一直强调,《公司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开创了“组织研究的领域”,而社会上的人则始终认定《公司的概念》是一本管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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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概念》出版后,德鲁克直面自己的未来选择,必须在“政治社会学”与“组织管理学”之间做出选择。当年韦伯始终是站在“政治社会学”领域研究“官僚科层制组织”的;而德鲁克从“政治社会学”领域出发,最终进入“组织管理学”领域。不过他的心依然系于社会问题,尤其到了晚年更是这样。德鲁克的选择有种种主客观动因,他自己认为“组织管理领域”是一个空白,补全这个空白对工业社会的正常运行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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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他是为自己开创的“现代组织理论”找落脚点。《公司的概念》毕竟是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实践”基础上完成的,远在德鲁克介入之前,通用汽车公司已经成功地使生产经营过程处在“有组织的状态”,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组织”。德鲁克必须用“现代组织理论”,重新对过往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进行整合,包括重新解读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实践”,赋予斯隆创立的分权制管理以全新的含义,赋予泰勒进而福特的生产作业过程管理以人文精神等等。否则,他从“工业社会”的政治社会学领域演绎出来的“现代组织理论”,以及他不断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主张,无法形成始终一贯的体系,具有形态上的完整性,从而也就无法证明用他的工业社会的思想和主张,去改造现实企业的组织理论,并不是一种乌托邦,一种观念形态上的假说或空想,而是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具有“不可避免”的客观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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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概念》出版后,德鲁克必须为自己的早期思想做一个总结,把自己完整的思想聚焦于未来研究的方向,准备无拐点地向“组织管理领域”纵深开拓,这就是1950年出版的《新社会》。《新社会》更加集中,也更加清晰了他“建立工业社会秩序”的思想,明确指出企业组织是现实社会的代表性机构,代表着社会的经济基础;政府组织也是社会的代表性机构,代表着社会的上层建筑。企业组织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互为前提、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如果不改变现实上层建筑的观念、原则和制度,就无法解决工业社会的根本问题,无法使工业社会正常运行。上层建筑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依据企业组织的改变。现实社会动荡的根源,存在于企业组织之中,存在于大规模生产经营的组织方式之中,存在于企业非人化的组织方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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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为工业社会一个独立的组织成员,必须像社会的一个普通公民一样,必须按照社会正常运行的要求自律,必须依靠自己的内在力量,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目标,获取经济成果,获取企业自身在社会生态中的存在价值和理由,这就是所谓的“经济自由”。上层建筑及其代表的组织机构即政府,必须按照企业组织运行的这种要求,形成相应的政治原则、政策方略和制度规范,两者互动,实现所谓的“社会公正”,或称社会的公平和社会的正义。经过这样一总结,德鲁克就有理由,也很有力量,去深入研究现代组织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预示着一个思想伟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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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起,德鲁克的主要精力是从事组织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咨询实践工作,主要代表作是《管理的实践》和《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最终打通了“社会、企业、个人及其管理”之间的关系,而且与现实非常契合。尤其是通过“企业的使命”、“企业的目的性”,或企业在社会生态中的“存在价值和理由”等一系列引申的概念,在“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进而“经济与社会”之间建立了联系,使他的思想很好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成为大企业普遍的指导原则。后人把德鲁克定义为管理学的集大成者,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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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的联系,是他思想脉络中最重要的节点,顺便做一个简单的释义。比如一个职业球队,它也是社会的一个组织机构。球队的存在价值取决于组织的效能,取决于该组织能否使每一个成员按照球迷的要求,做好每一个动作,打好每一个球;取决于它有无优秀卓越的表现,而不是积分牌上的成绩。只有那些赌球赛的赌徒,才是惟一关心积分的人;就像炒股票的人一样,对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企业的利润,或企业是否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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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或定义彼得·德鲁克并非本意,我等莘莘学子惟有心存感激之情。他的思想成就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他对社会的价值贡献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德鲁克走了,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朋友也时常提醒我,难道不想说点什么?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向中国的读者谈谈彼得·德鲁克,谈谈他的思想脉络,谈谈他的早期著作,以表达我和朋友们对大师的感激之情。为了不辜负华章的厚望,不得不用心再读德鲁克,再读他的著作和他的生平,这段经历使我备感愉悦,更受益匪浅;我喜欢德鲁克活跃的思想,更喜欢他思维方式中的智慧和精神气质。当我写完本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彼得·德鲁克的早期著作,了解他完整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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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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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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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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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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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书被许多朋友和一些评论家一致认为是所有书中最棒的一本书。确实,我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我最得意之作。它也是我惟一一部公开阐发基本社会理论的书籍。事实上,本书尝试阐发的不是一个社会理论,而是两个。一个或者可称为“一般性社会理论”,它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有其功能性和合法性方面的要求。另一个或者可称为“特殊性工业社会理论”,它将这些一般性社会理论应用于工业社会这一特例,这种工业社会出现于20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渐获得主导地位。我曾经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保守之路”,其原因就在于书中有两个关键性概念,“身份”和“功能”,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保守性的术语。这两个术语可以追溯到埃德蒙·伯克或者詹姆斯·麦迪逊,而不是约翰·洛克,更不是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卡尔·马克思。本书的第三个关键术语是“合法性”,这基本上也是一个保守性的术语。如果当时这个术语已创造出来的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可能就会用到这个术语(该术语可追溯到1820年前后,当时汉密尔顿已逝世很久),而本杰明·迪斯雷利则确实使用过该术语。这个术语承认合法性权力已是一种社会现实,但要求这种权力必须建立在普遍公认、义务、责任和共识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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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保守主义”这个词确实有着非常陈旧过时的蕴义,但本书并非“新保守主义”(该术语在本书初版的1942年时还不存在)。因为首先,对我而言,根本就毫无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必要,毕竟这个词所指的是那些前左翼分子,而我从来就与此无缘。我们现在所谈的新保守主义,我在本书中称之为“重商主义”──不过,我前面已经申明,这一术语已经过时,并且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这里我再重申一遍。因为新保守主义否认而不是肯定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实际上,新保守主义只是鼓吹经济学重于一切的 19 世纪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别称,而这与真正的保守主义立场并不相容。保守主义的立场是,而且总是将社会置于首位。它并不否认经济和经济学的重要性──事实上,还远不止是不否认。在那些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和“现实政治”的真正信徒(如亨利·基辛格)中,我经常被怀疑说我对经济和经济学过分感兴趣,说我是在鼓吹只有自由市场才能产生经济的结果和控制的力量,总有人怀疑说我在鼓吹经济的首要任务是赚取资本成本,即赢得丰厚的利润,还有人怀疑说我断言缺乏经济基础的军事力量只是痴人说梦的幻想,等等。不过,将社会各个维度都惟一地纳入这一个维度(甚至是精神方面),却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所不齿的。在19世纪的埃德蒙·伯克、罗伯特·沃尔浦尔、温斯顿·丘吉尔、本杰明·迪斯雷利等人的眼中,还有同样在亚伯拉罕·林肯和乔治·华盛顿看来──社会是个多面体,不是单向的。巨大的挑战──“无穷无尽的冒险”,霍勒斯·沃尔浦尔称之为政治伎俩──就是要在这多个维度间保持平衡。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社会就必须成为一个功能性社会。它必须给个人赋予社会身份和功能,而且其权力必须被承认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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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腾尼斯所著《社区与社会》(1888年版)一书,是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最伟大的经典之一。腾尼斯把社区与社会并置同论,前者关注于存在(being)即身份,后者关注于行事(doing)即功能。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我提出,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必须两方面都兼顾,社区赋予身份,社会行使功能,而这个制度自身还需要能使其达到预定目的的具体制度。我当时还没有将这种制度称之为“组织”,这一术语当时还没人使用,甚至还没人知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久才有所改变(也许这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我的下一本书《公司的概念》(1946年)中,该书也正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发行)。我当时还没有察觉──实际上当时谁也没有察觉,这一工业社会将成为一个包含各种组织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仅仅包含工业组织的社会──意识到这一点,那已经是10年后了。实际上,许多著作家,尤其是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他们眼里还仍然只有政府和工商企业,而对其他各种组织,如大学、医院、工会、教会(还有其他许多)都熟视无睹,也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来执行其社会功能、组织其社会任务的。而《工业人的未来》当时就洞察到,工业社会在结构上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社会已经有所不同,并且其面临的挑战、其价值观和机会也同样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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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已走到了头儿──还有少数人认为,即使在美国,这种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也不一定能够捱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不用说在欧洲了。虽然不能说世人皆醉我独醒,但本书确实洞察到,工业社会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恰恰预示着战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成就。《工业人的未来》并不是一本“乐观主义”的书,在写作其主要章节的1940年夏,当时可以说并没有多少令人乐观的东西,收音机里倒是天天都在播放着纳粹的胜利、法国的陷落和英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之类的新闻。但是,本书却再次肯定了各种价值、希望和责任──而这些都由战后时期的各种事件给予了证实,也由二战中涌现出的一个“工业”国──美国取得领导地位这一事实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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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了工业时代。而且实际上,我们甚至已经超越了“后工业社会”。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我称之为“后资本主义”(以此命名的另一本书,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Transaction版就绪之后也将面世)。这是一个“知识”社会,而不是一个“工业”社会。但是,就这一工业社会而言,它对身份和功能的需要、需求和孜孜以求,却与50年前并没什么两样──毕竟这些都属于一般性社会理论,而不是工业社会的特殊特征。借以实现这些需要的制度仍然是组织,尽管不再仅仅是发达国家主导着1870年或1880年到1960年或1970年间的工业(也就是制造业)组织。我们所需要的具体应用肯定也会有所不同,但原则却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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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本书的写作始于欧洲已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完成(尽管尚未出版)则是在美国参战之前。那时我已非常清楚美国肯定会参战──虽然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参战当时还不很清楚,也不可能清楚。由此,第1章“工业社会之战”也许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特别有趣。书中所描述的各种事情当时都还很新奇,事实上都是非常异端的。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个个愁眉紧锁忧心如焚──这种担忧确实不无道理──如何才能捱过那场战争,如何才能不被黑暗势力所吞没。当然,我当时也同样忧心如焚:在写作此书的那几个月里,好多个夜晚我都辗转难寐。然而本书(这本书在那时几乎可称惟一)却敢于发问:我们对战后的世界抱有什么希望?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担当得起那个世界?“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不得不一直努力尝试”,这是我的一位好友在78岁高龄开始投入一项“新事业”时所说,这也完全可用来作为本书的题词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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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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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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