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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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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书被许多朋友和一些评论家一致认为是所有书中最棒的一本书。确实，我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我最得意之作。它也是我惟一一部公开阐发基本社会理论的书籍。事实上，本书尝试阐发的不是一个社会理论，而是两个。一个或者可称为“一般性社会理论”，它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有其功能性和合法性方面的要求。另一个或者可称为“特殊性工业社会理论”，它将这些一般性社会理论应用于工业社会这一特例，这种工业社会出现于20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渐获得主导地位。我曾经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保守之路”，其原因就在于书中有两个关键性概念，“身份”和“功能”，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保守性的术语。这两个术语可以追溯到埃德蒙·伯克或者詹姆斯·麦迪逊，而不是约翰·洛克，更不是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卡尔·马克思。本书的第三个关键术语是“合法性”，这基本上也是一个保守性的术语。如果当时这个术语已创造出来的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可能就会用到这个术语(该术语可追溯到1820年前后，当时汉密尔顿已逝世很久)，而本杰明·迪斯雷利则确实使用过该术语。这个术语承认合法性权力已是一种社会现实，但要求这种权力必须建立在普遍公认、义务、责任和共识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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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保守主义”这个词确实有着非常陈旧过时的蕴义，但本书并非“新保守主义”(该术语在本书初版的1942年时还不存在)。因为首先，对我而言，根本就毫无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必要，毕竟这个词所指的是那些前左翼分子，而我从来就与此无缘。我们现在所谈的新保守主义，我在本书中称之为“重商主义”──不过，我前面已经申明，这一术语已经过时，并且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这里我再重申一遍。因为新保守主义否认而不是肯定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实际上，新保守主义只是鼓吹经济学重于一切的 19 世纪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别称，而这与真正的保守主义立场并不相容。保守主义的立场是，而且总是将社会置于首位。它并不否认经济和经济学的重要性──事实上，还远不止是不否认。在那些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和“现实政治”的真正信徒(如亨利·基辛格)中，我经常被怀疑说我对经济和经济学过分感兴趣，说我是在鼓吹只有自由市场才能产生经济的结果和控制的力量，总有人怀疑说我在鼓吹经济的首要任务是赚取资本成本，即赢得丰厚的利润，还有人怀疑说我断言缺乏经济基础的军事力量只是痴人说梦的幻想，等等。不过，将社会各个维度都惟一地纳入这一个维度(甚至是精神方面)，却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所不齿的。在19世纪的埃德蒙·伯克、罗伯特·沃尔浦尔、温斯顿·丘吉尔、本杰明·迪斯雷利等人的眼中，还有同样在亚伯拉罕·林肯和乔治·华盛顿看来──社会是个多面体，不是单向的。巨大的挑战──“无穷无尽的冒险”，霍勒斯·沃尔浦尔称之为政治伎俩──就是要在这多个维度间保持平衡。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社会就必须成为一个功能性社会。它必须给个人赋予社会身份和功能，而且其权力必须被承认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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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腾尼斯所著《社区与社会》(1888年版)一书，是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最伟大的经典之一。腾尼斯把社区与社会并置同论，前者关注于存在(being)即身份，后者关注于行事(doing)即功能。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我提出，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必须两方面都兼顾，社区赋予身份，社会行使功能，而这个制度自身还需要能使其达到预定目的的具体制度。我当时还没有将这种制度称之为“组织”，这一术语当时还没人使用，甚至还没人知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久才有所改变(也许这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我的下一本书《公司的概念》(1946年)中，该书也正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发行)。我当时还没有察觉──实际上当时谁也没有察觉，这一工业社会将成为一个包含各种组织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仅仅包含工业组织的社会──意识到这一点，那已经是10年后了。实际上，许多著作家，尤其是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他们眼里还仍然只有政府和工商企业，而对其他各种组织，如大学、医院、工会、教会(还有其他许多)都熟视无睹，也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来执行其社会功能、组织其社会任务的。而《工业人的未来》当时就洞察到，工业社会在结构上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社会已经有所不同，并且其面临的挑战、其价值观和机会也同样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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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已走到了头儿──还有少数人认为，即使在美国，这种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也不一定能够捱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不用说在欧洲了。虽然不能说世人皆醉我独醒，但本书确实洞察到，工业社会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恰恰预示着战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成就。《工业人的未来》并不是一本“乐观主义”的书，在写作其主要章节的1940年夏，当时可以说并没有多少令人乐观的东西，收音机里倒是天天都在播放着纳粹的胜利、法国的陷落和英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之类的新闻。但是，本书却再次肯定了各种价值、希望和责任──而这些都由战后时期的各种事件给予了证实，也由二战中涌现出的一个“工业”国──美国取得领导地位这一事实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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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了工业时代。而且实际上，我们甚至已经超越了“后工业社会”。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我称之为“后资本主义”(以此命名的另一本书，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Transaction版就绪之后也将面世)。这是一个“知识”社会，而不是一个“工业”社会。但是，就这一工业社会而言，它对身份和功能的需要、需求和孜孜以求，却与50年前并没什么两样──毕竟这些都属于一般性社会理论，而不是工业社会的特殊特征。借以实现这些需要的制度仍然是组织，尽管不再仅仅是发达国家主导着1870年或1880年到1960年或1970年间的工业(也就是制造业)组织。我们所需要的具体应用肯定也会有所不同，但原则却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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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本书的写作始于欧洲已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完成(尽管尚未出版)则是在美国参战之前。那时我已非常清楚美国肯定会参战──虽然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参战当时还不很清楚，也不可能清楚。由此，第1章“工业社会之战”也许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特别有趣。书中所描述的各种事情当时都还很新奇，事实上都是非常异端的。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个个愁眉紧锁忧心如焚──这种担忧确实不无道理──如何才能捱过那场战争，如何才能不被黑暗势力所吞没。当然，我当时也同样忧心如焚：在写作此书的那几个月里，好多个夜晚我都辗转难寐。然而本书（这本书在那时几乎可称惟一）却敢于发问：我们对战后的世界抱有什么希望？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担当得起那个世界？“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不得不一直努力尝试”，这是我的一位好友在78岁高龄开始投入一项“新事业”时所说，这也完全可用来作为本书的题词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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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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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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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 第1章 工业社会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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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世界大战是为工业社会的结构而起，它所谋求的，是工业社会的原则、目标和制度。工业社会的一个论题，也是其惟一的一个论题就是社会与政治秩序问题：自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的大约200年期间，整个西方为自己创建起了一个全新的栖息地，在这个丰裕的物质世界里，其秩序是否与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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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清晰地反映这个论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它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作为工业战争的一次大战──在这场大战中，工业不再是一个附属品，而成了战斗主力。工业战争所带来的必然是工业和平──在这种和平状态下，工业不再仅是和平时期社会组织的外围而成了其中心。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社会组织必然都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基础上，遵从同样的结构规则，这是政治生活的一个规律。有时，它可能表现为一场缔造新社会，或者至少是逐渐显化新社会的战争；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却可能表现为和平。这就出现了第一个论题，一个最为古老的推想──也是最无意义的推想──关于政治哲学的推想，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可能感觉这无异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之类的推想。但是作为事实本身，并不存在任何疑问：战争社会与和平社会必然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当今的工业战争社会，必将成为明天的工业和平社会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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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可能将工业体系及其社会组织仅仅视为纯粹的从属性副产品。虽然有用好用坏之嫌，机枪、飞机、坦克和汽车都还是被作为了步兵作战这种传统模式的辅助手段。就基本的社会单位而言，1914年的战争仍然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组织结构：步兵团中没有职能和技能的分工，它们几乎原样照搬封建社会的结构特征，治安官带领佃户和农奴随从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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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那场战争的最后阶段，战争就已经开始演变为一种工业战争。1917年和1918年的诸多重大战役，都已是工业战役。但最后的和平并非是工业的和平。大战期间，西方世界的社会组织未曾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它甚至未曾尝试找寻这种解决方案。而恰恰是由于这种差距，导致了凡尔赛体系的崩溃垮塌。凡尔赛时期及此后的若干年──直到1929年，很多国家甚至直到1939年──断然延迟和逃避解决这个工业体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尽管这样做往往并无意识。此时，有一种试图恢复前工业社会(1913年)基本状态的强大愿望。基本上，在战争间隔之间的人们（其时间间隔非常接近，然而其思想甚至对于我们这些同类都完全难以理解）非常清楚差距所在。这点表现为他们坚持认为持久和平是维系凡尔赛体系的社会结构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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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由社会经受不住再次战争的考验，这种想法（在1928年或者1934年很少有人会怀疑这点）就等于是说我们已知的自由社会不能够寻找到适合工业体系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结构。如果这一点还有什么意义的话，这实际上是宣判了自由社会的死刑，惟一可能的最大奇迹也就是祈望缓刑。指望永久的和平属于幻想中的太平盛世，而不是任何人间社会所能为的。事实上，死刑在即，随时可被执行。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够为自由而战斗，并非是由于自由国家中缓和姑息之类情绪有什么回归返潮，这种情感根源于认为工业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由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我们还能够为自由而战斗只是因为希特勒自己的根本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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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次的和平会议上，我们可能再次致力于构建永久和平──尽管我认为我们都已经开始怀疑这种尝试是否明智。但是，我们无疑不能也不会推卸寻找解决工业体系基本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责任。而工业战争的现实，且不提战后的现实，更将使得它不可能去推卸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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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战争的工业机器是自发形成的，其他一切都以此为中心来构建。步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次要的战斗力。轰炸机的领航员与机组工作人员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或者坦克指挥与部下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如同生产线上的领班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它建立在技能和职能层级基础之上，同样也建立在指挥层级基础之上。今天，每一支军队的社会性困境，如旧军律、旧的升迁制度和论资排辈(个人技能水平无足轻重)等都无以维系甚至于难以为继，这些现象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军队陈旧的前工业社会状态已经无法组织和驾驭新工业社会的现实。在今天的每一支军队中，陈旧的社会形态都让位于新的社会形态──这点在纳粹军团中表现得最为剧烈，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在未来社会里，前工业时代的旧社会形态将必须让位于新工业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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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历史学家都知道，由于法国军队需要在新的社会形态基础上组织军队，这就迫使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接受法国革命的基本社会准则。未来的历史学家将看到，正是出于要在工业体系基础上组织战斗的需要，促使我们这代人努力构建一个工业社会。确定我们这个社会要建构于什么基础之上，是我们这代人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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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参战本身的善恶问题完全无关。我也不会断言战争就是有意义的，它造就了什么东西或者解决了任何问题。相反，我确信，战争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它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或者解决任何问题。我要说的就是战争已是一个现实──一个至关重要、无法否认但又仅仅只是现实的现实。现实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或者解决任何问题。它们只是存在于那里。它们是否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又是什么意义；它们是创造还是毁灭；它们是否解决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它们。